“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这是2008年第七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阿里巴巴主席马云的一番豪言。短短数年后，银行业紧锣密鼓的自我调整已经初见端倪——银行真的改变了。然而这些却不是阿里巴巴B2B私有化或者“余额宝”的功劳，而是市场化的潮水惊醒了银行业原本松弛的神经。
　　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摧枯拉朽的市场化先声，“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的议题，一时间甚嚣尘上。2013年12月伊始，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又将利率市场化推上了舆论的浪尖。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利率市场化将成为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自我变革的催化剂。随着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利差空间的大幅限缩，利率市场化将直接吹响银行市场化退出的号角。
　　利维坦还是市场之手？
　　纵观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近当代的经济改革史，无不围绕一个恒久的主题演进——行政权力与市场的博弈。从霍布斯的利维坦到亚当·斯密宏大的市场之手，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到哈耶克自发秩序的呼声，自由市场还是国家之手，古今似乎从来没有定论。虽然改革的过程起伏波折，但可以确定的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决定性力量的共识已经逐渐深入每个经济设计者和参与者的内心。
　　对于一个市场主体来说，有进入就必然有退出。商业银行作为我们整个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它是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的重镇。我们不妨从银行的退出管窥金融机构退出的全貌——
　　可以说，虽然市场化的呼声一直很高，但我国银行业的进入和退出领域一度是行政权力介入市场的重灾区。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商业银行都享受着国家财政隐性担保的福利，“大而不能倒”是每个商业银行从业者坚信不疑的迷梦。虽然《商业银行法》确立了商业银行在不能支付到期债务时，经银监会同意和人民法院宣告的破产退出途径，但从银行业的实践进程来看，这一途径至今尚被束之高阁。目前仅有的可参考案例即海南发展银行的不幸夭折，最终也以中国工商银行托管这一行政手段了结。现如今，当人们走过海口市滨海大道时，海南发展银行门口的铜像已难觅往日光辉。
　　1998年6月21日，这个成立三年不到的业界“异类”因严重资不抵债而被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下令关闭，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家被关闭的地方性银行。工商银行接管之后，海南发展银行的所有居民储蓄债务全部由工行兌付，法人债务则进行登记，以其清算后的资产折扣兑付。由于缺乏明确的破产规则，海南发展银行一直处于“死而不灭”的状态，即既不清盘也不破产。工行的接管，使得大多数储户只是将存款转至工行，避免了挤兑和随之而来的系统性风险，庆幸之余，又一次昭示了“大而不倒”的行业规则。
　　国人或许要问，为什么要让银行以市场的方式退出？比起可能引起恐慌的银行破产，政府财政的兜底担保不是更好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目前政府信用隐性担保下的银行业。
　　我们往往能透彻地洞察政府行政权力对于商品和劳务价格的控制，例如《合同法》下的最低工资，抑或房产税间接造成的房价的高涨，但是对于资本的价格却多少不够敏锐。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实质就是资本的价格水平，人们之所以愿意以一定的利息为报酬将存款置于银行的控制之下，就是出卖了资本的时间价值。同样，商业银行以收取利息为前提将资本贷给企业，也是对资本时间价值的出让。长期以来，银行通过行政权力的庇护，人为压低储户存款利率，事实上就是对储户利益的盘剥，正是如此才有学者认为这是国家权力变相征税的又一途径。此外，长期的行政哺育，让商业银行形成了以利差为主的盈利模式，单一的发展结构，加上政府财政隐性担保下消极经营的有恃无恐，让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体系日益脆弱。资本充足率的下降，坏账率、不良率的陡增，这些都将成为今后银行业危机的伏笔。
　　放开市场利率，还原资本应有的价格，让优胜劣汰渗入银行业，是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一旦利率市场化，随着银行息差的大额缩水，必然有大量的银行穷途末路，此时，市场化的退出机制势在必行。
　　子弹和礼乐：
　　银行破产与风险分散
　　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的利差和盈利会受到很大的冲击，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先发展的市场化经济都有先例，这将极大改变银行当前的盈利结构。为了维持利润，银行势必大规模地发放高收益但同时也是高风险的企业贷款，从而银行的不良率也会节节攀升。更重要的是，银行的负债成本也扶摇直上，过去人为压低的存款利率将要开始攀升，这是银行最直接的成本。事实上，发达经济体的实践已经说明，大量中小银行的倒闭将是利率市场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环。
　　美国1985年完成利率市场化，从1986年到1990年几乎每年倒闭逾200家中小银行。韩国在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后，资产的不良率从6%陡增到13%。利率市场化对于银行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重大考验。金融危机以来，2007年英国北岩银行的挤兑破产、2008年德意志工业银行、萨克森州地方银行的破产等等不一而足。就目前火热的民营银行而言，利率市场化更是不可回避的门槛。事实上，由于资本实力和民间影响力的差距，中小型银行是银行业洗牌的主要淘汰对象。因此，破产是商业银行市场化退出最核心的内容。
　　然而，银行并不像普通的工商企业，银行对社会资金的集合分散只能直接决定它对各个行业各类人群的影响力，银行业的优胜劣汰极容易引起大范围的社会恐慌和系统性风险。这决定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应当有别于普通企业，区别就是让无力清偿债务的商业银行井然有序地退出市场，同时兼顾储户的利益，这涉及对投资者的特别保护。
　　从银行破产制度来说，目前我们的《企业破产法》在附则中规定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国务院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向法院提出对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申请。另外，《商业银行法》第71条也明确了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的，经银监会同意，由法院宣告破产。但是具体如何确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标准，债权人如何申报债权，银行破产财产又怎么分配？这些实际问题都还没有章法可依，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专门性破产立法将是未来经济和法律领域的一大主题。 　　比如，破产标准方面，除了破产法中的流动性标准和资产负债标准外，我们还有必要引入监管性的标准，也就是即便银行资产负债表显示所有者权益仍然为正数，但只要银行监管者认为银行达不到监管要求，就可以认定银行丧失清偿能力。银监会尽早地介入，能将银行破产导致的损失降到最低，否则等到一个银行真正破产时才介入已无济于事。
　　另一方面，并非建立了银行破产的制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银行的破产关系到众多储户的切身利益，在银行资不抵债的情况下，普通储户能从破产财产中得到的补偿微乎其微，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对投资者进行特别保护以保障他们的利益，那广泛的社会恐慌和系统化风险还是在所难免。
　　整个金融体系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这个统一整体为我们保护投资者利益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可以说，整个现代经济和金融都是建立在风险汇聚和风险分散这样的思路上的。发达资本市场的实践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那就是建立金融机构破产保护基金。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存款保险基金，还有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和投保者保护基金。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被2013年三中全会决议提放到台面上的“存款保险制度”。
　　所谓存款保险制度，是各商业银行作为投保人按一定存款比例向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保险费，建立存款保险准备金，在银行面临破产时，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财务救助或者直接向存款人支付存款。存款保险制度的意义和作用显而易见，作为储户，我们看到我们的财产利益得到了最直接的保护。
　　但是存款保险同样也携带了天生的不完美。由于存款保险事实上对银行风险进行了补贴，参保的银行的道德风险就会上升，银行发现追求更高的风险能使他们的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储户由于有存款保险兜底，便也不再有监督银行的激励。为了應对这些道德风险，我们今后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势必要实行差别保险费率，给资本充足率低、经营状况差、风险和不良率高的银行以更高的保险费率，同时强制各银行参保。倘若存款保险是自愿参加的，那必然会导致只有脆弱的高风险银行才会投保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
　　金融土壤上的共生互动
　　金融机构的退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制度设计。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迫切希望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商业银行破产制度，并非由于我们的金融体系里目前有很多亟待破产的商业银行，而是，长久的利差式的盈利模式已经让我们的银行和金融体系异常脆弱，商业银行通过外力改变自身结构已经迫在眉睫。银行退出并非目的，银行的市场化退出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通过市场的力量倒逼银行改变自己。银行的改变会牵动很多领域，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证券市场的发展、基准利率体系的建设，以及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的推进，作为金融土壤上交错的各个领域，这些制度都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市场化退出息息相关。
　　既然吃利差的盈利模式已经穷途末路，那么银行今后的盈利模式应该是什么？我们从近年银行的一系列举措和转型就能看出端倪：从早先如火如荼的银信合作到现在风口浪尖上的银行理财产品和非标资产，商业银行不断求诸信托公司、证券投资基金这样的通道开拓业务。而之所以借助于其他通道，原因就在于我们国家分业经营的严格限制，商业银行不能从事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银行有最广阔的网点和群众基础，而信托公司事实上是一个全能的金融通道，两者的结合是必然的。现如今，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越来越朝着开放化和基金化的资产池模式方向发展，从理财产品到资产管理，这正反映了银行寻求综合化经营的诉求。今后，银行业的综合化经营乃至混业化经营势必是我们改革的一个方向。
　　我们还应该大力建设我们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银行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手段，但不应该成为唯一手段。作为间接融资的一种，事实上通过银行融资在效率和成本上劣于上市、发行企业债券这样的直接融资手段。发达的资本市场都有可以与银行业抗衡的债券、股票、基金乃至衍生品市场，但是我们国家当前的形势是，银行作为绝对的霸主被过度依赖和过高期待。进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蝴蝶效应在我们国家的银行业也变得更为鲜明，这在很大程度上让银行的变革更加谨小慎微。
　　金融机构的市场化退出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制度设计，从破产清算的操作，到投资者保护基金的建立，再到银行综合化经营、证券市场发展等等诸多方面的推进，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的系统建立，金融机构的退出将仅仅只是退出。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没有良性互动的金融市场来为实业供应资本，来维护我们投资者的利益。只有所有制度都能互相输出支持时，金融机构的退出才有所保障，并实现它的价值。
　　退出不是为了消灭，而是为了更好的秩序和循环，这才是退出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