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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言大义”看《史记》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作为我国史书发端，《春秋》约两万字，言简意赅，通过褒贬天子、诸侯、大夫而维护大义，用极少文字贬斥无道行为，褒扬大义。这种“字字针贬”的史风，被后世称为“微言大义”。
继承史家微言大义，司马迁开创了“互见”法。《史记》以人物为本位，有时在多人传记中会涉及同一件事，为把事件叙述清楚而又避免重复，司马迁常在不同传记中从不同角度进行叙述，既突出传主在事件中的作用，又不显得重复。或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之处，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之处，而以一处的叙述为主。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撰写《项羽本纪》;又寄托褒贬，于《高祖本纪》指摘项羽缺点：“群臣稍倍叛之，乃阴令衡山王、临江王击之，杀义帝江南。”“于是项羽乃疑亚父。”“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互见法，也常常用来掩护作者，以免犯忌。如《高祖本纪》中，身为汉朝臣子，不容对高祖不敬;就在其他传记中，夹杂着刘邦缺点。”《项羽本纪》又有刘邦种种劣迹：“贪于财货，好美姬。”“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羹。”此外，《淮阴侯列传》《郦生列传》《魏豹彭越列传》《张丞相列传》等，有关高祖的反面描写，不一而足。
通过互见法，管窥历史来龙去脉。如《魏公子列传》故事，后人概括为“信陵君窃符救赵”。然信陵君救赵却秦，非其一己之功，也非魏军勇不可挡。赵国转危为安有诸多因素：韩赵利用反间计，使秦国丞相应侯与大将白起争功而发生内讧，秦君用人不当;秦国常年战争，军力消耗过半，国内确实空虚，元气大伤;毛遂激将楚王，形成楚赵联盟;长平之战虽损失45万将士，但赵国同仇敌忾，尤以李同率三千死士，英勇无比。
读史书，要统看全部，倘若仅从一篇或“两篇”粗略而看，常会导致以偏概全。“司马迁除了是一个历史家之外，兼是一个艺术家，他知道每一篇传记一定有一个中心，为求艺术上的完整起见，便把次要的论点放在别处了。这是前人所发现的‘互见法’。我们可以这样说，就他单篇文章看，他所尽的乃是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只有就他整部的《史记》说，他才是尽的历史家的责任”。司马迁洞悉历史人物，抓住人物共性、个性，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因此，日本学者斋藤正谦说：“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政之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同。《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动于纸上;《项羽本纪》，觉喑恶叱咤来薄人。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是子长叙事入神处。”
司马迁撰写典型细节，再现某一阶级、某一阶层、某一行业的思想性格、行为方式、身世际遇，表现出诸多阶层丰富多彩的人物群像、五光十色的世界。如项羽“乌江自刎”，作为史书写项羽穷途末路时，通常寥寥几笔即可：“项羽于乌江岸停留片刻，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自刎。”司马迁却着意渲染细节：乌江亭长劝慰，项羽对亭长的诉说，赠送宝马，自刎而死，吕马童等争相分尸项羽以求封侯。凡五细节、四五百字，刻画出英雄末路与英雄悲歌的项羽：悲壮而苍凉，既有英雄气概，又有英雄情谊。这种移人性情的效果，千载之下，使人感同身受。
《史记》描绘出一卷卷历史人物，很多情节引人入胜，影响深远;一些想象、神化也让人疑窦顿生，这正体现了微言大义。对于扑朔迷离、时代久远的事件，纠缠各种传说与神话，司马迁有采访的忠实，也有态度上的谨严与保留;常常并列各种说法，留给读者判断。如《高祖本纪》：“……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神化也有穿帮之时，《封禅书》载：“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秦太庙供白青黄赤四帝，若刘邦自称赤帝，显然骗人。刘邦魄力在于，既然白青赤黄四帝缺少黑帝，那管它什么颜色，自己就是。太史公不嫌重復，此处重写一笔高祖斩蛇：“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这故事竟与陈胜揭竿而起前篝火狐鸣如出一辙：“大楚兴，陈胜王”。太史公确有心机，经过甄别，明断刘邦神话的是非，以褒作贬，可谓莫大讽刺！
阅读文本要前后联系，看透书本背后，洞晓个中三昧，诚如鲁迅所论：“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
二、 从对史籍的改造读《史记》
“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辞，不相联属。恰如下等动物，寸寸断之，各自成体。此固有当时文字传写困难，不得不然，抑亦思想简单，未加组织之明证也。如《老子》……厥后《左传》《史记》等书，常有长篇连载，篇中首尾完具，视昔大进矣。”上古用字，诸如碑刻器皿铭文，简约晦涩，佶屈聱牙，在参照史籍时，史家必然要选择性地改造。
叙述先秦历史，古代语言问题首当其冲。上古文章不但如今读起来不习惯，即使西汉时期也颇费解。“司马迁把一些僵化的或涵义不明的语汇、句式，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改为通俗易懂的语汇和句式。”改造之法，通常有二。一是把上古难懂的文字翻译或改写成当时浅易的文字，如《史记·五帝本纪》“女平水土，维是勉哉”，《史记·夏本纪》写作“女平水土，维是勉之”。时而“之”，时而“哉”，孰是孰非。实为司马迁对《尚书·舜典》的改写：“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司马迁作了必要对译：“之”“哉”对等，语气词;“懋”，即“勉”，正印证许慎《说文》：“懋，勉也。”通过一一对应，先代含糊拗口的语言被改造成当时明白流畅的通俗语言。 二是打破原文行文思路，以原书的文义重新组织。如《孔子世家》参照了《论语》，《商本纪》篇首改自《诗经·玄鸟》等，或一字一字直译，或意译增删，或变换句式，这对后世史家深有启发：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不同人们会有不同表达习惯，选用不同的文字表达相同的内容。
“迁书取材于《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组织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妙也。”因此，《史记》可与《左传》《战国策》《国语》《世本》《楚汉春秋》等先秦古籍对读，探究当时语言习惯、人们心理行为，印证先秦历史制度礼仪等，拨开历史层层迷雾，还原历史现场。如《左传·烛之武退秦师》结尾，“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智;以乱易整，不武”，初读晋君言辞，有仁有义;倘若联系《史记·郑世家》，就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子兰奔晋，从晋文公围郑。时兰事晋文公甚谨，爱幸之，乃私于晋，以求入郑为太子。晋于是欲得叔詹为僇。郑文公恐，不敢谓叔詹言。詹闻，言于郑君曰：“臣谓君，君不听臣，晋卒为患。然晋所以围郑，以詹，詹死而赦郑国，詹之愿也。”乃自杀……秦兵罢。晋文公欲入兰为太子，以告郑……遂许晋，与盟，而卒立子兰为太子，晋兵乃罢去。
从战争结果看，郑大夫叔詹自杀，郑以奔晋的子兰为太子。晋文公不攻击秦军而撤军，并非他说得那般冠冕堂皇，而是实现了部分愿望。“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孔子评判晋文公狡诈多端，并非空穴来风。
梁启超说：“所谓二十四史，就是帝王将相之家谱。”《史记》不仅为帝王将相贵族士大夫作传，也为游侠刺客、商贾医生、倡伎优伶等下层百姓作传;为弄臣或坏人作传，也为爱护百姓的好人作传。一代有一代的历史，除考信外，史家还要梳理历史，选择重要事件，在参照史籍同时，也要进行一系列改造，并非简单的陈陈相因。
对于鸿门宴事件，史迁《项羽本纪》用字1822，三次重复“旦日”：“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軍。”“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旦日从百馀骑来见项王，至鸿门。”
班固《汉书·高帝纪》只用字851，依然保留三“旦日”：“于是飨士，旦日合战。”“旦日不可不早自来谢。”“沛公旦日从百余骑见羽鸿门。”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用字1699，也照样保留三个“旦日”：“期旦日击破沛公军。”“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沛公旦日从百馀骑来见项羽鸿门。”
三位史家对三个“旦日”不删一词，背后实蕴藏多处玄机。旦日，本不该吃饭，项羽旦日犒劳将士吃饭，是为早点攻破刘邦驻地消灭刘邦。旦日飨士卒，集中表现项羽急切消灭刘邦的心情。项伯报恩张良，将攻打刘邦之事和盘托出，经刘邦拉拢，许诺帮忙。但项羽击破沛公军的命令已下达，为以防万一，项伯要刘邦旦日早早到鸿门谢罪;再经事先晓以大义，成功机会更大。“旦日”前，刘邦可能已率百余骑到了鸿门。“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既然刘邦亲自上门请罪，得意忘形的项羽不小心脱口而出卖了曹无伤。
在参照鸿门宴这一相同历史事件，史家表述又各有不同：语言表述各有特色，剪裁不同，情节有详有略。但又不谋而合选取三“旦日”，这并非简单重复，某种意义上，可谓字字珠玑：蕴含着时间一致（次日天明），地点一致（鸿门），人物（项羽、项伯、刘邦）心机却截然不同。
三、从史家对历史的参与意识读《史记》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提出这一著名论断。英国史学家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离不开史家的主观参与，孔子著《春秋》，为“使乱臣贼子惧”。史家有目的性记录历史过程，有意识参与、评判、再现历史，最终建立历史体系。
司马迁以敏锐的眼光，鉴定、抉择、判断、烛照大处，以独到的见识，驾驭上下古今。《太史公自序》云：“整齐百家杂语”“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述故事，整齐其世传”“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司马迁接受父命，继承孔子《春秋》。《春秋》正代表一种礼义，禁于未然的法制，是“是非”标准、“王道”纲领、世俗的行为指南。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见义不为，无勇也。”“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孟子进一步提出“仁、义、礼、智”，董仲舒则扩充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义，作为涵义深广的道德范畴，是古代君子的行为准则，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成为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核心因素。
因受李陵之祸，司马迁为继承父志，遭受宫刑，忍受耻辱：“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司马迁危难之时，对扶危济困的游侠极具好感：“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列传》）亲朋忘义，无人济困，无形中铸就他对“义”的珍视与赞颂。《史记》对“义”的阐发比比皆是，至少有65篇、176次涉及“义”，有的一篇甚至提及10余次。如《太史公自序》提及13次：“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以身徇君，遂脱强秦，使驰说之士南向走秦者，黄歇之义，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豫让义不为二心。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乐书》出现14次：“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见利而让，义也。”…… 通过“义”，司马迁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感情倾向、价值判断，以直接方式切入主观论断，这是对先秦史学精神、史学体例的继承与发展。如《项羽本纪》“鸿门释刘”，大家对此耿耿于怀，认为项羽失策。其实，“义”起着关键作用。项羽出身楚国项氏望族，秉承贵族诚信守义、光明磊落等品质。“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伯说得项羽没了底气，少了攻打刘邦的把柄。杀之无名，“项羽诺之”。项羽既然同意项伯，就不会不顾大义而大张旗鼓讨伐刘邦;更不会鸿门宴上，以小人行径，置请罪的刘邦于死地。所谓胜之不武，对范增多次暗示杀掉刘邦，他“默然不应”，充耳不闻;宽容樊哙不敬，赐之酒食，称之壮士，甚至惺惺相惜，究其根本在于“义”。
“幽于缧绁”，司马迁“故述往事，思来者”。在某种意义上，司马迁将《史记》看作第二部《春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太史公自序》规模宏大，是《史记》全书纲领。“作者叙述自己的生平家世，叙述了自己写作《史记》的时代条件、个人动机、以及受刑后忍辱著书的毅力，介绍了《史记》的规模体例，以及全书的基本内容，这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以及《史记》的重要资料。”《自序》明述著书本旨，尤其概述各篇写作旨趣的130篇小序，或申明为某事作某本纪，或为某事作某年表等，一目了然。读《史记》前，最好先熟读《自序》，从中寻求答案，这也是司马迁教人读《史记》之法。
传尾“太史公曰”，作为《史记》组成部分，虽依附正文，却多为点睛之笔，或作分析评价，或抒发感慨;开创史书论赞体例，也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典范。阅读《史记》，倘若要看客观描写，就看传记;倘若要读通体看法，就看书表;倘若对司马迁见地感兴趣，就看论赞。“太史公曰”，对后世影响深远。如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传尾“赞曰”，陈寿《三国志》传尾“评曰”，姚思廉《梁书》《陈书》传尾“史臣曰”等，不胜枚举。甚至一些散文、小说都深受影响，如陶渊明散文《五柳先生传》结尾：“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韩愈散文《毛颖传》结尾：“太史公曰：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谓鲁、卫、毛、聃者也……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仿照《史记》手法，言微而意重，余韻袅袅。蒲松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结尾绝大多数为“异史氏曰”，或议论，或讽刺，或赞颂，无不继承太史公论赞精神。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认为：“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文直事核，据实而录，不美化统治者品行，更不隐瞒统治者劣迹，确立史书基本体例，包含史学精神，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作者通联：江苏扬州市弘扬中学]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作为我国史书发端，《春秋》约两万字，言简意赅，通过褒贬天子、诸侯、大夫而维护大义，用极少文字贬斥无道行为，褒扬大义。这种“字字针贬”的史风，被后世称为“微言大义”。
继承史家微言大义，司马迁开创了“互见”法。《史记》以人物为本位，有时在多人传记中会涉及同一件事，为把事件叙述清楚而又避免重复，司马迁常在不同传记中从不同角度进行叙述，既突出传主在事件中的作用，又不显得重复。或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之处，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之处，而以一处的叙述为主。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撰写《项羽本纪》;又寄托褒贬，于《高祖本纪》指摘项羽缺点：“群臣稍倍叛之，乃阴令衡山王、临江王击之，杀义帝江南。”“于是项羽乃疑亚父。”“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互见法，也常常用来掩护作者，以免犯忌。如《高祖本纪》中，身为汉朝臣子，不容对高祖不敬;就在其他传记中，夹杂着刘邦缺点。”《项羽本纪》又有刘邦种种劣迹：“贪于财货，好美姬。”“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羹。”此外，《淮阴侯列传》《郦生列传》《魏豹彭越列传》《张丞相列传》等，有关高祖的反面描写，不一而足。
通过互见法，管窥历史来龙去脉。如《魏公子列传》故事，后人概括为“信陵君窃符救赵”。然信陵君救赵却秦，非其一己之功，也非魏军勇不可挡。赵国转危为安有诸多因素：韩赵利用反间计，使秦国丞相应侯与大将白起争功而发生内讧，秦君用人不当;秦国常年战争，军力消耗过半，国内确实空虚，元气大伤;毛遂激将楚王，形成楚赵联盟;长平之战虽损失45万将士，但赵国同仇敌忾，尤以李同率三千死士，英勇无比。
读史书，要统看全部，倘若仅从一篇或“两篇”粗略而看，常会导致以偏概全。“司马迁除了是一个历史家之外，兼是一个艺术家，他知道每一篇传记一定有一个中心，为求艺术上的完整起见，便把次要的论点放在别处了。这是前人所发现的‘互见法’。我们可以这样说，就他单篇文章看，他所尽的乃是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只有就他整部的《史记》说，他才是尽的历史家的责任”。司马迁洞悉历史人物，抓住人物共性、个性，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因此，日本学者斋藤正谦说：“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政之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同。《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动于纸上;《项羽本纪》，觉喑恶叱咤来薄人。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是子长叙事入神处。”
司马迁撰写典型细节，再现某一阶级、某一阶层、某一行业的思想性格、行为方式、身世际遇，表现出诸多阶层丰富多彩的人物群像、五光十色的世界。如项羽“乌江自刎”，作为史书写项羽穷途末路时，通常寥寥几笔即可：“项羽于乌江岸停留片刻，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自刎。”司马迁却着意渲染细节：乌江亭长劝慰，项羽对亭长的诉说，赠送宝马，自刎而死，吕马童等争相分尸项羽以求封侯。凡五细节、四五百字，刻画出英雄末路与英雄悲歌的项羽：悲壮而苍凉，既有英雄气概，又有英雄情谊。这种移人性情的效果，千载之下，使人感同身受。
《史记》描绘出一卷卷历史人物，很多情节引人入胜，影响深远;一些想象、神化也让人疑窦顿生，这正体现了微言大义。对于扑朔迷离、时代久远的事件，纠缠各种传说与神话，司马迁有采访的忠实，也有态度上的谨严与保留;常常并列各种说法，留给读者判断。如《高祖本纪》：“……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神化也有穿帮之时，《封禅书》载：“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秦太庙供白青黄赤四帝，若刘邦自称赤帝，显然骗人。刘邦魄力在于，既然白青赤黄四帝缺少黑帝，那管它什么颜色，自己就是。太史公不嫌重復，此处重写一笔高祖斩蛇：“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这故事竟与陈胜揭竿而起前篝火狐鸣如出一辙：“大楚兴，陈胜王”。太史公确有心机，经过甄别，明断刘邦神话的是非，以褒作贬，可谓莫大讽刺！
阅读文本要前后联系，看透书本背后，洞晓个中三昧，诚如鲁迅所论：“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
二、 从对史籍的改造读《史记》
“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辞，不相联属。恰如下等动物，寸寸断之，各自成体。此固有当时文字传写困难，不得不然，抑亦思想简单，未加组织之明证也。如《老子》……厥后《左传》《史记》等书，常有长篇连载，篇中首尾完具，视昔大进矣。”上古用字，诸如碑刻器皿铭文，简约晦涩，佶屈聱牙，在参照史籍时，史家必然要选择性地改造。
叙述先秦历史，古代语言问题首当其冲。上古文章不但如今读起来不习惯，即使西汉时期也颇费解。“司马迁把一些僵化的或涵义不明的语汇、句式，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改为通俗易懂的语汇和句式。”改造之法，通常有二。一是把上古难懂的文字翻译或改写成当时浅易的文字，如《史记·五帝本纪》“女平水土，维是勉哉”，《史记·夏本纪》写作“女平水土，维是勉之”。时而“之”，时而“哉”，孰是孰非。实为司马迁对《尚书·舜典》的改写：“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司马迁作了必要对译：“之”“哉”对等，语气词;“懋”，即“勉”，正印证许慎《说文》：“懋，勉也。”通过一一对应，先代含糊拗口的语言被改造成当时明白流畅的通俗语言。 二是打破原文行文思路，以原书的文义重新组织。如《孔子世家》参照了《论语》，《商本纪》篇首改自《诗经·玄鸟》等，或一字一字直译，或意译增删，或变换句式，这对后世史家深有启发：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不同人们会有不同表达习惯，选用不同的文字表达相同的内容。
“迁书取材于《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组织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妙也。”因此，《史记》可与《左传》《战国策》《国语》《世本》《楚汉春秋》等先秦古籍对读，探究当时语言习惯、人们心理行为，印证先秦历史制度礼仪等，拨开历史层层迷雾，还原历史现场。如《左传·烛之武退秦师》结尾，“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智;以乱易整，不武”，初读晋君言辞，有仁有义;倘若联系《史记·郑世家》，就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子兰奔晋，从晋文公围郑。时兰事晋文公甚谨，爱幸之，乃私于晋，以求入郑为太子。晋于是欲得叔詹为僇。郑文公恐，不敢谓叔詹言。詹闻，言于郑君曰：“臣谓君，君不听臣，晋卒为患。然晋所以围郑，以詹，詹死而赦郑国，詹之愿也。”乃自杀……秦兵罢。晋文公欲入兰为太子，以告郑……遂许晋，与盟，而卒立子兰为太子，晋兵乃罢去。
从战争结果看，郑大夫叔詹自杀，郑以奔晋的子兰为太子。晋文公不攻击秦军而撤军，并非他说得那般冠冕堂皇，而是实现了部分愿望。“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孔子评判晋文公狡诈多端，并非空穴来风。
梁启超说：“所谓二十四史，就是帝王将相之家谱。”《史记》不仅为帝王将相贵族士大夫作传，也为游侠刺客、商贾医生、倡伎优伶等下层百姓作传;为弄臣或坏人作传，也为爱护百姓的好人作传。一代有一代的历史，除考信外，史家还要梳理历史，选择重要事件，在参照史籍同时，也要进行一系列改造，并非简单的陈陈相因。
对于鸿门宴事件，史迁《项羽本纪》用字1822，三次重复“旦日”：“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軍。”“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旦日从百馀骑来见项王，至鸿门。”
班固《汉书·高帝纪》只用字851，依然保留三“旦日”：“于是飨士，旦日合战。”“旦日不可不早自来谢。”“沛公旦日从百余骑见羽鸿门。”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用字1699，也照样保留三个“旦日”：“期旦日击破沛公军。”“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沛公旦日从百馀骑来见项羽鸿门。”
三位史家对三个“旦日”不删一词，背后实蕴藏多处玄机。旦日，本不该吃饭，项羽旦日犒劳将士吃饭，是为早点攻破刘邦驻地消灭刘邦。旦日飨士卒，集中表现项羽急切消灭刘邦的心情。项伯报恩张良，将攻打刘邦之事和盘托出，经刘邦拉拢，许诺帮忙。但项羽击破沛公军的命令已下达，为以防万一，项伯要刘邦旦日早早到鸿门谢罪;再经事先晓以大义，成功机会更大。“旦日”前，刘邦可能已率百余骑到了鸿门。“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既然刘邦亲自上门请罪，得意忘形的项羽不小心脱口而出卖了曹无伤。
在参照鸿门宴这一相同历史事件，史家表述又各有不同：语言表述各有特色，剪裁不同，情节有详有略。但又不谋而合选取三“旦日”，这并非简单重复，某种意义上，可谓字字珠玑：蕴含着时间一致（次日天明），地点一致（鸿门），人物（项羽、项伯、刘邦）心机却截然不同。
三、从史家对历史的参与意识读《史记》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提出这一著名论断。英国史学家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离不开史家的主观参与，孔子著《春秋》，为“使乱臣贼子惧”。史家有目的性记录历史过程，有意识参与、评判、再现历史，最终建立历史体系。
司马迁以敏锐的眼光，鉴定、抉择、判断、烛照大处，以独到的见识，驾驭上下古今。《太史公自序》云：“整齐百家杂语”“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述故事，整齐其世传”“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司马迁接受父命，继承孔子《春秋》。《春秋》正代表一种礼义，禁于未然的法制，是“是非”标准、“王道”纲领、世俗的行为指南。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见义不为，无勇也。”“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孟子进一步提出“仁、义、礼、智”，董仲舒则扩充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义，作为涵义深广的道德范畴，是古代君子的行为准则，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成为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核心因素。
因受李陵之祸，司马迁为继承父志，遭受宫刑，忍受耻辱：“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司马迁危难之时，对扶危济困的游侠极具好感：“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列传》）亲朋忘义，无人济困，无形中铸就他对“义”的珍视与赞颂。《史记》对“义”的阐发比比皆是，至少有65篇、176次涉及“义”，有的一篇甚至提及10余次。如《太史公自序》提及13次：“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以身徇君，遂脱强秦，使驰说之士南向走秦者，黄歇之义，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豫让义不为二心。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乐书》出现14次：“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见利而让，义也。”…… 通过“义”，司马迁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感情倾向、价值判断，以直接方式切入主观论断，这是对先秦史学精神、史学体例的继承与发展。如《项羽本纪》“鸿门释刘”，大家对此耿耿于怀，认为项羽失策。其实，“义”起着关键作用。项羽出身楚国项氏望族，秉承贵族诚信守义、光明磊落等品质。“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伯说得项羽没了底气，少了攻打刘邦的把柄。杀之无名，“项羽诺之”。项羽既然同意项伯，就不会不顾大义而大张旗鼓讨伐刘邦;更不会鸿门宴上，以小人行径，置请罪的刘邦于死地。所谓胜之不武，对范增多次暗示杀掉刘邦，他“默然不应”，充耳不闻;宽容樊哙不敬，赐之酒食，称之壮士，甚至惺惺相惜，究其根本在于“义”。
“幽于缧绁”，司马迁“故述往事，思来者”。在某种意义上，司马迁将《史记》看作第二部《春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太史公自序》规模宏大，是《史记》全书纲领。“作者叙述自己的生平家世，叙述了自己写作《史记》的时代条件、个人动机、以及受刑后忍辱著书的毅力，介绍了《史记》的规模体例，以及全书的基本内容，这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以及《史记》的重要资料。”《自序》明述著书本旨，尤其概述各篇写作旨趣的130篇小序，或申明为某事作某本纪，或为某事作某年表等，一目了然。读《史记》前，最好先熟读《自序》，从中寻求答案，这也是司马迁教人读《史记》之法。
传尾“太史公曰”，作为《史记》组成部分，虽依附正文，却多为点睛之笔，或作分析评价，或抒发感慨;开创史书论赞体例，也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典范。阅读《史记》，倘若要看客观描写，就看传记;倘若要读通体看法，就看书表;倘若对司马迁见地感兴趣，就看论赞。“太史公曰”，对后世影响深远。如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传尾“赞曰”，陈寿《三国志》传尾“评曰”，姚思廉《梁书》《陈书》传尾“史臣曰”等，不胜枚举。甚至一些散文、小说都深受影响，如陶渊明散文《五柳先生传》结尾：“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韩愈散文《毛颖传》结尾：“太史公曰：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谓鲁、卫、毛、聃者也……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仿照《史记》手法，言微而意重，余韻袅袅。蒲松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结尾绝大多数为“异史氏曰”，或议论，或讽刺，或赞颂，无不继承太史公论赞精神。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认为：“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文直事核，据实而录，不美化统治者品行，更不隐瞒统治者劣迹，确立史书基本体例，包含史学精神，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作者通联：江苏扬州市弘扬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