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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清从什么时候起，玩古董从“小众雅兴”变成了“大众收藏”。
据有心人统计，目前国内有8000万收藏大军。说20来个人里边就有个和“收藏”沾边的，应该靠谱儿。如今您要是走遍中国，男女厕所可能不太好找，“古玩城”却是大小县市都缺不了的招牌。说起收藏品类，小自铜钱、邮票，大至牌楼、古宅，只要是“老的”，无所不在其中。说是“疯狂”也许大不敬，可这阵“狂风”却是谁也避不了的。
有人说了：“哪儿有那么多古董！就是中国人爱跟风儿起哄。”——这话说得有点“单纯”。咱中國有超过5000年的朝代更替史，有不低于3000年的厚葬风俗，城摞城、墓摞墓的“文化层”比哪国都厚实。仅春秋战国时期就起起落落几百个诸侯国。最正规的“掘墓人”应数魏武王曹操，他于军中挑选“能人”，组织专门从事掘墓盗宝的“特种部队”，以此用死人财富换取军需。千年流转，后来的盗墓人源源不断，手持“洛阳铲”，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世代挖墓不止。一座大墓布满几十个盗洞不新鲜，偶尔碰一座未被扰动的古墓，打开后堆着千八百件宝贝也不是没有可能。地下文物虽然不像土豆那样年年长，但与不可再生的石油比，同样具有一时半会儿挖不完的特性。更不用说自打“高仿”“复刻”等名词一出现，用“标本”再造点古董文物也算不上什么难事儿。“造假行家里手”将青铜器上的“红斑绿锈”弄得层层叠叠;把古玉上的“血沁白斑”弄得活灵活现，并不比画张画儿费工。
有人手拿“护宝锤”站在台上说了：“我们要去伪存真，就要砸烂这些假货！”笔者觉得这话有点不厚道，人家的东西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哪个也不是纸糊的。只是没标“生产日期”而已，至于“保质期”差个千八百年、几千年就看您在意不在意了。再说了，收藏品买卖只有“买”的一头儿求真，多大的拍卖行都有“瑕疵免责条款”，从没说过保真。您一时头脑发热非买不可，人家只能满足需求。要不收藏流行语怎么把“打眼”叫“吃药”呢！
正因如此，拍卖行、古玩店、小地摊、大集市，虽然没有物流统一配送，却“猫有猫道，鼠有鼠道”地随卖随上新，从来不缺吸引您的东西。一个“北京古玩城”每年有上亿元的成交量，就是在“需求”与“市场”的互动中形成的“商业生态”。
但凡混进“收藏大军”的人，差不多都经历过这样的“军旅生涯”：一开始看什么都是真的，因为兴趣多于经验;等到体验了“收藏水深”，就得找“专家”掌掌眼，专家说是真的才信以为真;最后经历得多了，就“爱谁谁”了！自己看是真的就是真的。不过，这最后境界的结果却大相径庭：一边是浴火历练终修正果，成了“收藏真人”;一边是“抗药性”大增，就不信别人说的比自己看得“对”，死犟眼子撑到底。
依据“有需求就有市场”的不二法则，各路“专家”也应运而生。不用多说“市场型专家”和“学术型专家”肯定不同，用收藏术语说：“型制”不一样。昨天还是某博物馆的“保管大婶”，今天就能冠以“文博界资深专家”;上礼拜没留神捡了个“漏儿”，这星期就能被坊间传为“民间神眼”;只要在收藏类电视节目露两回脸儿，就被尊称为“国内知名专家”……
面对如此名利双收的“大好局面”，即便有点名声、有个名头的“大家”也不甘被淹没，开始话不惊人死不休地“雷语”连连。有人隔着太平洋，从电视新闻里就能看出老外桌子上的台灯是用“道光花瓶”做的;有人在专题电视节目里“不知深浅”地把青铜盘称作“鉴”（盘浅鉴深），还自以为是地喋喋不休;更有人一辈子没什么善文论著，却号称自己看过200多万件文物。笔者是从“25块钱工资、8块钱伙食费”时代过来的人，一听见大数儿就算不过来。我用计算器杵了半天才发现：就算他老先生从15岁看到85岁，一年365天不歇气儿、不过节、没灾没病地天天看，一天也得看80多件！咱甭较劲，人家是老文博人员，站在哪个展厅扫一眼还没有个千八百件文物吗？一眼看个百件都不是事儿！要不然怎么会有“一目十行”的成语呢？
专家，在咱们国家没有“强制性标准”，也没有严格的“认证程序”。商业宣传又是“有大的不说小的”，弄得“专家”满天飞，给“专家”“拍砖”也满天飞，就别大惊小怪了。
把一件文物弄清楚决不是单靠俩眼珠子的“眼学”能达到的，一个人不可能门门精通，可至少也得有点“触类旁通”的文化基础再谈“眼学”。如今，有的人看东西照一眼就“对、不对”地卖范儿，实在可笑！说某件东西“对不对”，那是过去古玩行买卖人不得罪人的客气话，决不是什么古董鉴定术语！“对”也罢，“不对”也罢，如果您说不出个一二三，这“不对”二字您就自己收着吧。
爵和角
早年间古玩行流行这么一说：“紧睁眼，慢张口;静下心，细上手;拿不准，别叨唠。”这句经验训诫对那些“嘴比能耐大”的人应该还算适用。
我们有些“专家”没什么研究建树，就常拿自己的职业经历作为资本。
“他在古玩行从15岁混到现在”……都成了鉴定资质。
一个人这辈子经过的东西是有数儿的，面对漫漫历史泱泱文物，您用最原始、最省事的“比较法”，用自己“看过的”去比较“看到的”，这事儿怎么想都不靠谱。打个比方，如果您看过的人都是“短发为男，长发为女”，于是便得出“男短女长”的结论，那可就“瞎”了！如今长发的男人、剃寸头女人满大街多了去了，用此方法辨别岂不男女不分？
盘浅鉴深
笔者曾问过一位专家：“如果‘三星堆’不是考古发掘，谁也没见过三星堆文物，要是拿着一个突眼咧嘴的青铜面具让您‘掌眼’，您会怎么看？”
人家“专家”想都不想，一句话就把我噎回去了：“那不可能！”
中国文字很严谨，“知识”二字即“所知靠学，所识在习”，不学习就没有知识。“经验”二字，仅仅是用自己的经历去验证。实在太局限了！收藏也好，考古也罢，有些事穷尽自己的知识与经验也不见得能解释清楚。例如：良渚文化的玉琮出自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人用什么工具和什么方法，能在近50厘米长的玉石上打出个射径一致的洞？在铜器时代之前又用什么工具在玉琮上刻出毫米级的纹饰？再问更简单一点儿的问题：玉琮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您要说新石器时代离我们太远，那我们挑个近的问：故宫里的大玉山子“大禹治水”两米多高，5吨多重。在乾隆时期没有手持电动工具的情况下，工匠做活儿时是搭个“万向砣机”转着雕呢？还是做个“机械手”来回折腾这块玉？
如果没见过新石器时代的砣机，如果“大禹治水”不可能仅是拿砣机做的，是不是至少说明我们专家死咬的“砣机论”不够全面？有些秘而不宣的祖传手艺或其他方法咱还不知道！
还得说古人聪明，人家撂下一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别的就不提了。看来，那会儿的人比我们明白“拿不准别叨唠”。
说到商周青铜器，打宋朝开始就有“金石彝器”的系统论著。如今，许多彝器的叫法还都沿用宋人赋予的名称。其中归集于“酒器”的有：爵、角、樽、觚、觯、斝、罍、卣、觥、瓿、壶等等十几种之多。按说各路先贤、专家、学者研究了1000多年，应该弄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可是，有谁能告诉咱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这十多种酒器在祭桌宴席上怎么搭配？哪个和哪个是一套？如果商纣王的“酒池肉林”没什么“五粮液”“五粮春”“五粮醇”之类的众多品牌，如果商周先人不“泡吧”，不用调制鸡尾酒，瞅着这么多“家伙什儿”，这酒该从哪里往哪里倒？这十多种酒器先使哪个后使哪个？如果当初用过这些东西的人没留下话儿“这是酒器”，是不是有可能不都是放酒用的？不能都归于酒器？
还有一些问题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弄明白的，比如高古玉。
玉，就像中华民族的“遗传密码”，伴随我们走过“神玉时代”“王玉时代”“雅玉时代”“俗玉时代”，至少5000年历程。要是以考古发现推演，玉文明差不多得有上万年历史。翻开字典，偏旁部首从“玉”的字难以数计;查查户口，以“从玉”取名的人多得数不过来：瑛、珮、珺、琪、环、璞、珩、瑜……这些字大都出于古玉型制的名称，自然也印证了千年古玉的丰富多彩。既然取了不同的名称，何谓“瑗”？何谓“环”？“瑗”与“环”的区别在哪里？“璜”与“珩”的不同之处是什么？用途有什么区别？《周礼·春官》所说的“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是“借物祭祀”，还是这6种东西本来就是礼器？在古玉的众多纹饰中，始见于周代，盛行于春秋，消失于东汉的“窃曲纹”只存在了五六百年，这种图纹是取于哺乳类动物的原形，还是爬虫类动物的原形？其中图案化的美学规律是什么？
收藏中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就像“哥德巴赫猜想”的1+1为什么等于2一样，要想弄明白还真得要点儿知识底气，还真得拿出点儿名利之外的“学术精神”才行。
林子一大，鸟的品种就多。也有些事是人家成心把你往糊涂里弄的，您可得看清楚。比如瓷器里的“元青花”。
所谓“元青花”，從专家断定“全世界只有不足300件”，到今天“炒”出了几千件不止。且不说青花瓷从元朝到明代是自然而然地渐进式发展，还是随着改朝换代而“打烂一个旧世界，迎来一个新世界”？摆个俗理儿，一个民间窑场元朝那会儿囤的料，到了明朝也接着使，那用它烧出来的东西是算元朝的，还是算明朝的？这么多人咬定自己的东西就是“元青花”，某博物馆也乘势举办所谓“元青花大展”，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包括“专家”和“文博人员”）从型制、纹饰、材料、工艺方法等等，拿出个严谨的系统论述，说说这“元青花”与其他青花的不同之处？到底中国的青花瓷是有“元青花”“明青花”“清青花”三个完全不同的品种呢？还是青花瓷经历了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站在学术的角度，前者涉及本质的不同，后者只是时间的不同罢了。这种偷换概念的起哄是不是与“鬼谷子下山”大罐拍出天价有关？还是想再弄个“钱标古董”，用“元青花”三个字炒金融？这就不在笔者的所知范围了。
顺便一提，各路“专家”把“鬼谷子下山”鉴定为“元代官窑器”实在匪夷所思。本人想不通的是，元世祖忽必烈作为蒙古族人的“战神”雄霸中原，不可一世，为什么把战国时期的汉族“战圣”鬼谷子画在自己的宫廷用器上？打个过头儿的比方，这等于在现代美军的司令部挂一张东条英机的画像。居然还有这种可能？
成都金沙出土玉琮
古物鉴别“形为要，用为据，史为源”是三大基本要素。不但要知道长什么样，还要知道为什么长这样;不但要知道干什么用，还要知道怎么用;不但要知道怎么来的，还要知道依据是什么。不管什么人张口就说“鉴定”，这两个字其实深了去了！
圈儿里的“师爷们”没几两知识说不了太深的，就拿一知半解的“皮毛”说事儿，这是江湖常规。
提起鉴别、鉴定，最不着调的莫过于逢“老”必谈“包浆”。瓷器有“包浆”、陶器有“包浆”、木器有“包浆”、连衣服都有“包浆”。是“老的”就有“包浆”，放在那儿不动也出“包浆”！——“您看这‘包浆’”，这句话成了“皇帝的新衣”，看不见您就是“棒槌”。“看‘包浆’”成了那些个几根儿头发也要扎起来，穿个中式大褂儿，戴串儿木头珠子的收藏达人不离口儿的行话、玄词儿。
其实“包浆”一词是出自早年间古玩行的俗语，是对古董表面光润如同“上浆”般的形容。人家还跟着一句行话：“玩意儿看‘包浆’，瓷玉看光气，‘生坑’看皮壳。”从来没听谁说过什么东西都有“包浆”，更没听说过放在那儿自己长包浆一说。“包浆”的形成因材质不同而不同，比如木质、金属质、矿物质等等;更因盘玩摩抚的程度不同而不同，比如文玩核桃、各种把件儿等不离手的玩意儿就容易有“包浆”。对于“包浆”一词至今没有准确的文字解释倒是事实，一般的共识为：“包浆”的形成是由长时间的细微腐蚀，人为的长久摩抚，不断浸润的油脂物质，以及个别材质表面的化学变化（如轻微钙化、脱玻化效应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您看故宫里的青铜器，让太监们一通儿清洗，天天擦拭，个个有“包浆”;博物馆里的青铜器来自考古出土，原汁原味，放在柜子里轻易不动，没见哪个长“包浆”。说明白点儿，除非一个物件儿经过一定时间自己和自己比，否则“包浆”和时间长短挂不上钩。博物馆里的青铜器不比故宫里的青铜器新，您手里的核桃也不比柜台里没卖出去的老。这用不着矫情！
除了“沾糖葫芦儿”是大家伙儿理解的“包浆”，文物辨识还是少用“包浆”一词显得更专业点。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
据有心人统计，目前国内有8000万收藏大军。说20来个人里边就有个和“收藏”沾边的，应该靠谱儿。如今您要是走遍中国，男女厕所可能不太好找，“古玩城”却是大小县市都缺不了的招牌。说起收藏品类，小自铜钱、邮票，大至牌楼、古宅，只要是“老的”，无所不在其中。说是“疯狂”也许大不敬，可这阵“狂风”却是谁也避不了的。
有人说了：“哪儿有那么多古董！就是中国人爱跟风儿起哄。”——这话说得有点“单纯”。咱中國有超过5000年的朝代更替史，有不低于3000年的厚葬风俗，城摞城、墓摞墓的“文化层”比哪国都厚实。仅春秋战国时期就起起落落几百个诸侯国。最正规的“掘墓人”应数魏武王曹操，他于军中挑选“能人”，组织专门从事掘墓盗宝的“特种部队”，以此用死人财富换取军需。千年流转，后来的盗墓人源源不断，手持“洛阳铲”，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世代挖墓不止。一座大墓布满几十个盗洞不新鲜，偶尔碰一座未被扰动的古墓，打开后堆着千八百件宝贝也不是没有可能。地下文物虽然不像土豆那样年年长，但与不可再生的石油比，同样具有一时半会儿挖不完的特性。更不用说自打“高仿”“复刻”等名词一出现，用“标本”再造点古董文物也算不上什么难事儿。“造假行家里手”将青铜器上的“红斑绿锈”弄得层层叠叠;把古玉上的“血沁白斑”弄得活灵活现，并不比画张画儿费工。
有人手拿“护宝锤”站在台上说了：“我们要去伪存真，就要砸烂这些假货！”笔者觉得这话有点不厚道，人家的东西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哪个也不是纸糊的。只是没标“生产日期”而已，至于“保质期”差个千八百年、几千年就看您在意不在意了。再说了，收藏品买卖只有“买”的一头儿求真，多大的拍卖行都有“瑕疵免责条款”，从没说过保真。您一时头脑发热非买不可，人家只能满足需求。要不收藏流行语怎么把“打眼”叫“吃药”呢！
正因如此，拍卖行、古玩店、小地摊、大集市，虽然没有物流统一配送，却“猫有猫道，鼠有鼠道”地随卖随上新，从来不缺吸引您的东西。一个“北京古玩城”每年有上亿元的成交量，就是在“需求”与“市场”的互动中形成的“商业生态”。
满眼的“专家”
但凡混进“收藏大军”的人，差不多都经历过这样的“军旅生涯”：一开始看什么都是真的，因为兴趣多于经验;等到体验了“收藏水深”，就得找“专家”掌掌眼，专家说是真的才信以为真;最后经历得多了，就“爱谁谁”了！自己看是真的就是真的。不过，这最后境界的结果却大相径庭：一边是浴火历练终修正果，成了“收藏真人”;一边是“抗药性”大增，就不信别人说的比自己看得“对”，死犟眼子撑到底。
依据“有需求就有市场”的不二法则，各路“专家”也应运而生。不用多说“市场型专家”和“学术型专家”肯定不同，用收藏术语说：“型制”不一样。昨天还是某博物馆的“保管大婶”，今天就能冠以“文博界资深专家”;上礼拜没留神捡了个“漏儿”，这星期就能被坊间传为“民间神眼”;只要在收藏类电视节目露两回脸儿，就被尊称为“国内知名专家”……
面对如此名利双收的“大好局面”，即便有点名声、有个名头的“大家”也不甘被淹没，开始话不惊人死不休地“雷语”连连。有人隔着太平洋，从电视新闻里就能看出老外桌子上的台灯是用“道光花瓶”做的;有人在专题电视节目里“不知深浅”地把青铜盘称作“鉴”（盘浅鉴深），还自以为是地喋喋不休;更有人一辈子没什么善文论著，却号称自己看过200多万件文物。笔者是从“25块钱工资、8块钱伙食费”时代过来的人，一听见大数儿就算不过来。我用计算器杵了半天才发现：就算他老先生从15岁看到85岁，一年365天不歇气儿、不过节、没灾没病地天天看，一天也得看80多件！咱甭较劲，人家是老文博人员，站在哪个展厅扫一眼还没有个千八百件文物吗？一眼看个百件都不是事儿！要不然怎么会有“一目十行”的成语呢？
专家，在咱们国家没有“强制性标准”，也没有严格的“认证程序”。商业宣传又是“有大的不说小的”，弄得“专家”满天飞，给“专家”“拍砖”也满天飞，就别大惊小怪了。
把一件文物弄清楚决不是单靠俩眼珠子的“眼学”能达到的，一个人不可能门门精通，可至少也得有点“触类旁通”的文化基础再谈“眼学”。如今，有的人看东西照一眼就“对、不对”地卖范儿，实在可笑！说某件东西“对不对”，那是过去古玩行买卖人不得罪人的客气话，决不是什么古董鉴定术语！“对”也罢，“不对”也罢，如果您说不出个一二三，这“不对”二字您就自己收着吧。
早年间古玩行流行这么一说：“紧睁眼，慢张口;静下心，细上手;拿不准，别叨唠。”这句经验训诫对那些“嘴比能耐大”的人应该还算适用。
我们有些“专家”没什么研究建树，就常拿自己的职业经历作为资本。
“他在文物商店干了一辈子”
“他在古玩行从15岁混到现在”……都成了鉴定资质。
一个人这辈子经过的东西是有数儿的，面对漫漫历史泱泱文物，您用最原始、最省事的“比较法”，用自己“看过的”去比较“看到的”，这事儿怎么想都不靠谱。打个比方，如果您看过的人都是“短发为男，长发为女”，于是便得出“男短女长”的结论，那可就“瞎”了！如今长发的男人、剃寸头女人满大街多了去了，用此方法辨别岂不男女不分？
笔者曾问过一位专家：“如果‘三星堆’不是考古发掘，谁也没见过三星堆文物，要是拿着一个突眼咧嘴的青铜面具让您‘掌眼’，您会怎么看？”
人家“专家”想都不想，一句话就把我噎回去了：“那不可能！”
中国文字很严谨，“知识”二字即“所知靠学，所识在习”，不学习就没有知识。“经验”二字，仅仅是用自己的经历去验证。实在太局限了！收藏也好，考古也罢，有些事穷尽自己的知识与经验也不见得能解释清楚。例如：良渚文化的玉琮出自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人用什么工具和什么方法，能在近50厘米长的玉石上打出个射径一致的洞？在铜器时代之前又用什么工具在玉琮上刻出毫米级的纹饰？再问更简单一点儿的问题：玉琮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您要说新石器时代离我们太远，那我们挑个近的问：故宫里的大玉山子“大禹治水”两米多高，5吨多重。在乾隆时期没有手持电动工具的情况下，工匠做活儿时是搭个“万向砣机”转着雕呢？还是做个“机械手”来回折腾这块玉？
如果没见过新石器时代的砣机，如果“大禹治水”不可能仅是拿砣机做的，是不是至少说明我们专家死咬的“砣机论”不够全面？有些秘而不宣的祖传手艺或其他方法咱还不知道！
还得说古人聪明，人家撂下一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别的就不提了。看来，那会儿的人比我们明白“拿不准别叨唠”。
不比哥德巴赫猜想容易
说到商周青铜器，打宋朝开始就有“金石彝器”的系统论著。如今，许多彝器的叫法还都沿用宋人赋予的名称。其中归集于“酒器”的有：爵、角、樽、觚、觯、斝、罍、卣、觥、瓿、壶等等十几种之多。按说各路先贤、专家、学者研究了1000多年，应该弄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可是，有谁能告诉咱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这十多种酒器在祭桌宴席上怎么搭配？哪个和哪个是一套？如果商纣王的“酒池肉林”没什么“五粮液”“五粮春”“五粮醇”之类的众多品牌，如果商周先人不“泡吧”，不用调制鸡尾酒，瞅着这么多“家伙什儿”，这酒该从哪里往哪里倒？这十多种酒器先使哪个后使哪个？如果当初用过这些东西的人没留下话儿“这是酒器”，是不是有可能不都是放酒用的？不能都归于酒器？
还有一些问题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弄明白的，比如高古玉。
玉，就像中华民族的“遗传密码”，伴随我们走过“神玉时代”“王玉时代”“雅玉时代”“俗玉时代”，至少5000年历程。要是以考古发现推演，玉文明差不多得有上万年历史。翻开字典，偏旁部首从“玉”的字难以数计;查查户口，以“从玉”取名的人多得数不过来：瑛、珮、珺、琪、环、璞、珩、瑜……这些字大都出于古玉型制的名称，自然也印证了千年古玉的丰富多彩。既然取了不同的名称，何谓“瑗”？何谓“环”？“瑗”与“环”的区别在哪里？“璜”与“珩”的不同之处是什么？用途有什么区别？《周礼·春官》所说的“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是“借物祭祀”，还是这6种东西本来就是礼器？在古玉的众多纹饰中，始见于周代，盛行于春秋，消失于东汉的“窃曲纹”只存在了五六百年，这种图纹是取于哺乳类动物的原形，还是爬虫类动物的原形？其中图案化的美学规律是什么？
收藏中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就像“哥德巴赫猜想”的1+1为什么等于2一样，要想弄明白还真得要点儿知识底气，还真得拿出点儿名利之外的“学术精神”才行。
让人眼花的“元青花”
林子一大，鸟的品种就多。也有些事是人家成心把你往糊涂里弄的，您可得看清楚。比如瓷器里的“元青花”。
所谓“元青花”，從专家断定“全世界只有不足300件”，到今天“炒”出了几千件不止。且不说青花瓷从元朝到明代是自然而然地渐进式发展，还是随着改朝换代而“打烂一个旧世界，迎来一个新世界”？摆个俗理儿，一个民间窑场元朝那会儿囤的料，到了明朝也接着使，那用它烧出来的东西是算元朝的，还是算明朝的？这么多人咬定自己的东西就是“元青花”，某博物馆也乘势举办所谓“元青花大展”，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包括“专家”和“文博人员”）从型制、纹饰、材料、工艺方法等等，拿出个严谨的系统论述，说说这“元青花”与其他青花的不同之处？到底中国的青花瓷是有“元青花”“明青花”“清青花”三个完全不同的品种呢？还是青花瓷经历了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站在学术的角度，前者涉及本质的不同，后者只是时间的不同罢了。这种偷换概念的起哄是不是与“鬼谷子下山”大罐拍出天价有关？还是想再弄个“钱标古董”，用“元青花”三个字炒金融？这就不在笔者的所知范围了。
顺便一提，各路“专家”把“鬼谷子下山”鉴定为“元代官窑器”实在匪夷所思。本人想不通的是，元世祖忽必烈作为蒙古族人的“战神”雄霸中原，不可一世，为什么把战国时期的汉族“战圣”鬼谷子画在自己的宫廷用器上？打个过头儿的比方，这等于在现代美军的司令部挂一张东条英机的画像。居然还有这种可能？
古物鉴别“形为要，用为据，史为源”是三大基本要素。不但要知道长什么样，还要知道为什么长这样;不但要知道干什么用，还要知道怎么用;不但要知道怎么来的，还要知道依据是什么。不管什么人张口就说“鉴定”，这两个字其实深了去了！
圈儿里的“师爷们”没几两知识说不了太深的，就拿一知半解的“皮毛”说事儿，这是江湖常规。
“包浆”与沾糖葫芦儿
提起鉴别、鉴定，最不着调的莫过于逢“老”必谈“包浆”。瓷器有“包浆”、陶器有“包浆”、木器有“包浆”、连衣服都有“包浆”。是“老的”就有“包浆”，放在那儿不动也出“包浆”！——“您看这‘包浆’”，这句话成了“皇帝的新衣”，看不见您就是“棒槌”。“看‘包浆’”成了那些个几根儿头发也要扎起来，穿个中式大褂儿，戴串儿木头珠子的收藏达人不离口儿的行话、玄词儿。
其实“包浆”一词是出自早年间古玩行的俗语，是对古董表面光润如同“上浆”般的形容。人家还跟着一句行话：“玩意儿看‘包浆’，瓷玉看光气，‘生坑’看皮壳。”从来没听谁说过什么东西都有“包浆”，更没听说过放在那儿自己长包浆一说。“包浆”的形成因材质不同而不同，比如木质、金属质、矿物质等等;更因盘玩摩抚的程度不同而不同，比如文玩核桃、各种把件儿等不离手的玩意儿就容易有“包浆”。对于“包浆”一词至今没有准确的文字解释倒是事实，一般的共识为：“包浆”的形成是由长时间的细微腐蚀，人为的长久摩抚，不断浸润的油脂物质，以及个别材质表面的化学变化（如轻微钙化、脱玻化效应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您看故宫里的青铜器，让太监们一通儿清洗，天天擦拭，个个有“包浆”;博物馆里的青铜器来自考古出土，原汁原味，放在柜子里轻易不动，没见哪个长“包浆”。说明白点儿，除非一个物件儿经过一定时间自己和自己比，否则“包浆”和时间长短挂不上钩。博物馆里的青铜器不比故宫里的青铜器新，您手里的核桃也不比柜台里没卖出去的老。这用不着矫情！
除了“沾糖葫芦儿”是大家伙儿理解的“包浆”，文物辨识还是少用“包浆”一词显得更专业点。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