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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学，或日道学，又被称为“新儒学”、“新儒家”。孔子始创、孟子继之、荀子等后人又发展之的儒学，主要讲仁，讲礼，讲义，讲忠孝忠恕，讲王道仁政，以及天、性、刑政、内圣外王、浩然之气等等。而到了程朱理学这里，着力探讨的，则是道呀、理呀、气呀、心性呀、诚敬呀，还有太极呀、格物致知呀、天理人欲呀、道心人心呀，诸如此类。比起老祖宗孔孟来，这些看上去神乎其神、玄而又玄的话题，似乎显得很有些“戛戛独造”的新意。不然，何以名“新”？子程子不是日过了，“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然而，鲁迅却在《老调子已经唱完》的讲演中说道：“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可见理学其实并不“新”，不过是一种“和社会没有关系”的陈腐“老旧的调子”而已。宋朝唱完了，元明清又继续唱八股、理学，做古文，看古书，和社会、百姓都不相干的老调子，走过去的旧路，直至灭亡。
这一最没有变化的老调子，在鲁迅看来就像“一把软刀子”。中国人倘被人用钢刀来割，是要觉得痛的，而用软刀子，那可就真如明遗民作家贾凫西在鼓词里所写的，“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了。
从宋朝一直唱到元明清的老调子，其要害一在于和社会、百姓均不相干，二是使人们不觉得其于中国怎样有害而不觉悟。和社会、百姓不相干，和什么人相干？自然是和统治者、权势者相关，是为了“侍奉主子”的。感觉不到怎样有害，正由于鲁迅在另一文里所说的“宋元明清之教养”起了作用。此教养之所以能形成，要归功于凶残酷虐的“压迫、杀戮”，以及软性的“麻醉”。
宋朝的理学，对于读书人和民众，不能不说尽了愚弄麻痹之功能。“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在文人学士看来理学家是要拯救世道人心的，鲁迅则以为他们依然是“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在学者教授眼里道学是广采博取、三教合流、融会贯通的，鲁迅则指为“无信从”、“无特操”。“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不知道南宋比现今如何，但对外敌，却明明已经称臣，唯独在国内特多繁文缛节以及唠叨的碎话。……直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大变化。”这些文字非常鲜明地表达了鲁迅对于宋代理学的情感态度。
然而，理学这服儒家库房里似乎发挥过一点效力的精神麻醉剂，经学者教授一阐发便非同小可，又是伦理原则，又是道德实践，又是哲学思辨，又是终极真理，又是东亚文明，简直神乎其神、玄而又玄。
理学所热衷的话题，自然大都源于儒家经典，譬如“知行”出自《论语》，“心性”见诸《孟子》，“天理人欲”出于《礼记》，“格物致知”来自《大学》，“已发未发”出于《中庸》，等等。而鲁迅视之为“老调子”，恐怕主要并非这个原因。
一九二四年七月赴西安讲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时，鲁迅曾谈到《红楼梦》的价值，说自从这部小说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鲁迅为何如此看重这一点呢？“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指的是什么呢？在此讲演中鲁迅还说，《红楼梦》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不敢如实描写，多所讳饰，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中国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鲁迅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有诸多极为重要的发现，这可谓其中之一。问题还在于，这种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是如何形成的。不能不说，包括理学在内的儒家思想，是起了极大作用的。
欧美学人在谈到宋代理学家的时候，往往称之为“道德思想家”或“道德哲学家”。中国学者也曾有人指出，宋代理学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伦理道德哲学”。毫无疑问，理学又是上承先秦儒学而来。而主要体现着孔孟二圣的政治和道德诉求的儒家思想，道德色彩是极为强烈的。《论语》的核心概念，是“仁”、“礼”、“德”、“道”、“上下”和“君子小人”。其中最重要的，又是“仁”和“礼”。
樊迟向先生请教何为“仁”，孔夫子回答他“爱人”两个字。这一来，博爱呀，人道主义呀，人本主义呀，以人为本呀，真是“猗欤休哉”！而孔子之所谓“仁”并不是无条件的，是有其内涵和具体指向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孔夫子的“仁”、“爱人”，是建立在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费孝通语）之上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费孝通认为这实际叫作“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岂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孝弟为仁之本”的主张，于是也就直截连接了孔子之所谓“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礼”。“礼”是绝对的社会结构之纲纪和铁律，是永恒不变的伦理道德圭臬。《礼记》所谓“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所指即如此；孔子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旨也无非如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儒家的“礼”，便是这样一种在政治、道德、社会、家庭各个领域中，必须绝对奉行遵从，不能逾越、不可触犯的行为准则。
所以，“克己复礼”才是顶重要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亦即此意。费孝通以为这才是“差序格局里的道德体系的出发点”。在这一与传统乡土社会相适应的伦理道德的规约中，“人”、“个人”自然是受到抑制束缚的，根本没有其发育生长所需要的土壤、阳光和空气。在儒家纲常名教的笼盖之下，人的个性、人格、自由和尊严的容身之处压根是不存在的。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才有“人的发现”，周作人才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辟人荒”的口号；而鲁迅则更早便有“立人”的主张，以实现其使沙聚之邦、奴隶之邦转变为“人国”的愿景。 每当看到有人说孔子比柏拉图如何，又较苏格拉底怎样的时候，便不能不失笑。古希腊哲学家在讲“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你自己”的时候，咱的孔圣人、孟亚圣人絮聒不已的，不是“不学礼，无以立”，“克己复礼”，决不可“非礼”的那一套吗？
在中国，君临一切的是“礼”。为了“复礼”，“克己”是必须的。“礼”高于“人”、重于“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不是“礼”为“人”服务，而是“人”要无条件地服膺“礼”，为“礼”作奉献、作牺牲。显然，此为“礼本”，而非“人本”。“礼本”亦即“理本”，王阳明说过，“夫礼也者，天理也。”从老儒家发展到新儒学，也就出现了戴震之所谓“后儒以理杀人”的现象，“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上以理责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可胜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这弊害便是“仁义道德吃人”。而《祝福》里那位伪善而冷酷的鲁四老爷，在“吃”掉了祥林嫂的冷漠无情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他恰恰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
《庄子·田子方》里记载了一个故事，楚国的温伯雪子到齐国去，路过鲁国，见到了一再求见他的鲁国某君子，此人进退皆循规蹈矩，举止如龙似虎，劝谏他时像儿子，教导他时又如同父亲，由此温伯雪子发出了“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的慨叹。对此鲁迅十分赞许，以为大凡明乎礼义，就一定要陋乎知人心的。
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的要害，是礼对人的压抑和遮蔽，于是乎见礼不见人。到了宋代理学那里，就更是无视血肉丰盈、具有七情六欲和丰富情感心理的活生生的人的存在，人也就完全异化为一个道德符号。理学家士君子对人性更其严酷苛察，对人的认识见解益发狭隘、教条和迂腐。文学作品叙写和刻画人物，自然也就“不敢如实描写”，不能不“多所讳饰”；不敢违背礼教、礼法关于人、人情、人性的种种条条框框和清规戒律，不敢也不能对人物的心理进行深入挖掘，不敢也不能对人性作深度的观照、思考和探究，结果只能是“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对中国文人这种没有勇气正视人生和社会现象，万事闭眼睛的毛病，鲁迅早就甚为不满，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呼吁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
二
据说，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曾说过，“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现当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家也颇有赞成此说者。或以为道学与康德，在将伦理提高为本体，以重建人的哲学这一点上是接近的；或认为宋明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乃至孔子的“克己”、孟子的“取义”，与康德伦理学用理智克抑感性的基调是一致的。这种简单表面的比附，恐怕并不恰当。其他且勿论，理学与康德哲学之间的巨大语境差异，便是无法回避的。
在康德那里，普遍、必然的“道德律令”的确立，并非基于人的自然本性。道德律令作为一种普适性的原理，对于追求快乐的自然感性存在的人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无条件的、必须服从的“绝对命令”。但是切勿忘记，君临中国的是“礼”，而欧洲的君临者则是“神”。康德哲学出现在匍匐于神的脚下之人已经站立起来，个性主义得到了极大发展的文艺复兴之后，康德更是亲历了具有反社会、无政府的“自我中心”倾向，“把人的人格从社会习俗和社会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罗素语）的浪漫主义运动，又“全面吸收了启蒙运动文学形形色色的思想因素……出色地将启蒙运动的最大优点荟萃于自身”（文德尔班语）。而中国的人的发现和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潮流，直至鼓吹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得以涌现。几千年来，“人”在中国像小草一样，被沉重地压在纲常名教的巨石之下，默默地生长，萎黄，几近干枯死了。鲁迅的结论是，“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假如离开中欧两种迥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来侈谈什么理学与康德哲学的异同，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还造成了另一个贻害久远的后果，即“中国从来不许忏悔”（鲁迅语）。因为在儒家学说，尤其是更其苛酷的理学思想里，对于人的道德评判从来都是极其简单、片面而僵硬的。异常丰富复杂的人，在理学家的眼睛里，只剩下了两类人：“好人”和“坏人”。好与坏是截然对立的两种道德标签。既然好人完全是好，当然好人就不可能做坏事、错事；坏人完全是坏，那么就注定了有人一旦做了坏事、错事，也便补过无及，或者根本不可能改过、补过。于是，自以为好人者便刻意打扮装饰自己，所做之事无论如何，都要拔高粉饰或涂抹掩盖，这就是社会上伪君子和浑身道学气味的人多的原因。做了坏事、错事的人，也就为天地所不容，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孔夫子的弟子子路，以为“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鲁迅说他确是勇士，但却总觉得“有点迂”。“掉了一顶帽子，又有何妨呢，却看得这么郑重，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仲尼先生自己‘厄于陈蔡’，却并不饿死，真是滑得可观。”故此鲁迅认为，如果子路不信先生的胡说，披头散发地站起来，也许不至于死的吧。他发现了古圣先贤的破绽。据（《墨子·非儒》载，“孔某穷于陈蔡之间，藜羹不糂，十日，子路为亨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褫人衣以沽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日：‘何其与陈蔡反也？’’’孔夫子言行不一并不新鲜，身边弟子所见的自然是更为真实的先生。
平常对弟子耳提面命，谆谆教诲说要“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孔夫子，厄于陈蔡时没饿死，可见在俨然道貌的圣人那里，神圣不可违犯的礼仪，也有管不住人欲的时候。这本不足怪，谋食关乎人的生存，并不一定就比谋道低贱。不吃饱饭，哪有力气去谋道呢？鲁迅就明确主张“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其实，孔子既不是不“谋食”，而且也不排斥谋求“富贵”。“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他是这样说过的。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对道貌岸然的理学家来说，其实也不过如此。别看他们那么严天理人欲之辨，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往往是另一副面孔。以理学大师朱熹为例，据祝允明《祝子罪知录》记载，朱氏“欲报汝愚援引之恩，则为其子崇宪执柯，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又诱尼姑二人为宠妾，每之官，必与偕行。……冢妇不夫而孕，诸子盗牛而宰杀。……知南康则枉配数人而后改正，帅长沙则诏赦而断徒刑者甚多。提举浙东则多费朝廷赈济财米，尽与其徒而不与百姓”。理学家多伪，自不待言，正如李贽所说，“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列举明清三个信奉程朱理学的大人物，表达对假道学、伪君子的痛愤：孙承泽，明朝一位阔官，李闯破北京投降李闯；满洲入关，投降满洲。却著了许多理学书，摆出一副道貌岩岩的面孔。据全谢山说，清初排陆王的人，他还是头一个领袖哩。李光地，号称康熙朝“主持正学”的中坚人物，一双眼睛常常盯在两庑的几块冷猪肉上头，他的官却是出卖了一位老朋友陈梦雷换来的。他的老子死了，他却贪做官不肯奔丧，临死却有一位外妇生的儿子继承家产。方苞，“大理学家”兼“大文豪”。曾替戴南山的文集作过一篇序，戴犯了文字狱，他硬赖说那序是南山冒他名的。他与李恕谷号称生死之交，李死了，他在墓志铭里说恕谷因他的忠告背叛了颜习斋。他口口声声说安贫乐道，晚年却专以殖财为事，和乡人打官司争乌龙潭渔利。
这些光鲜的大人物，难道真的就多么坏，多么伪善，多么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人品多么丑陋不堪？人性弱点人人皆有，有些毛病本来也是可以理解、宽宥的；但满口道啊理呀的理学家，偏偏把自己整得尊严正经，一副道德楷范、万世师表的模样，于是便不能不成为笑柄。中国人对礼的忍从只是形式上的，少有俄国人那种对神、对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深掘下去，恐怕也还是虚伪。鲁迅这一看法，实在是洞察人心的卓见。
悲天悯人的程颐说过：“无真儒，天下贸贸然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忧君忧民的朱熹也说过：“若无太极，便不翻了天地！”然而，理学家“得君行道”（朱熹语）的美梦最终破灭了，在南下牧马的蒙古铁蹄之下，南宋的江山社稷还是翻了天地。程朱这些真儒“收拾身心，向里作些功夫”（朱熹语）的良法美意，就是要把社会外在的强制性行为规范（礼法），变为自我内在的主动自觉的心理控制（道德），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圣”取向的“治心术”。程颐说得明白极了：“穷理尽性至命，只是一事，才穷理，便尽性，便至命”；“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矣”。天理即人性，也就是说儒家倡导的“三纲五常”完全源于人的本性，完全合乎人的本性。程朱理学的主张犹如鲁迅所说的细腰蜂的“麻痹术”：以神奇的毒针，螫向青虫的运动神经球，它即刻变成不死不活状态。人如果中了这思想的毒针，便会甘心永远服从作威、贡献玉食、情愿终生为奴了。
鲁迅说得好：“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与此完全相反的理学说教，是一种蔑视真的人性、人情的“畸形道德”，只能使巧人、伶俐人增长些虚伪，又徒然教弱者和老实人多受些毫无益处的苦痛。
而其最大的弊害则在于，教人们不要动，教人们半死半生地苟活，这才是对个体生命力和活力、对民族精神和创造性的压制与扼杀。
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于蜗牛庐，二月二十六日改定
理学，或日道学，又被称为“新儒学”、“新儒家”。孔子始创、孟子继之、荀子等后人又发展之的儒学，主要讲仁，讲礼，讲义，讲忠孝忠恕，讲王道仁政，以及天、性、刑政、内圣外王、浩然之气等等。而到了程朱理学这里，着力探讨的，则是道呀、理呀、气呀、心性呀、诚敬呀，还有太极呀、格物致知呀、天理人欲呀、道心人心呀，诸如此类。比起老祖宗孔孟来，这些看上去神乎其神、玄而又玄的话题，似乎显得很有些“戛戛独造”的新意。不然，何以名“新”？子程子不是日过了，“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然而，鲁迅却在《老调子已经唱完》的讲演中说道：“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可见理学其实并不“新”，不过是一种“和社会没有关系”的陈腐“老旧的调子”而已。宋朝唱完了，元明清又继续唱八股、理学，做古文，看古书，和社会、百姓都不相干的老调子，走过去的旧路，直至灭亡。
这一最没有变化的老调子，在鲁迅看来就像“一把软刀子”。中国人倘被人用钢刀来割，是要觉得痛的，而用软刀子，那可就真如明遗民作家贾凫西在鼓词里所写的，“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了。
从宋朝一直唱到元明清的老调子，其要害一在于和社会、百姓均不相干，二是使人们不觉得其于中国怎样有害而不觉悟。和社会、百姓不相干，和什么人相干？自然是和统治者、权势者相关，是为了“侍奉主子”的。感觉不到怎样有害，正由于鲁迅在另一文里所说的“宋元明清之教养”起了作用。此教养之所以能形成，要归功于凶残酷虐的“压迫、杀戮”，以及软性的“麻醉”。
宋朝的理学，对于读书人和民众，不能不说尽了愚弄麻痹之功能。“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在文人学士看来理学家是要拯救世道人心的，鲁迅则以为他们依然是“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在学者教授眼里道学是广采博取、三教合流、融会贯通的，鲁迅则指为“无信从”、“无特操”。“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不知道南宋比现今如何，但对外敌，却明明已经称臣，唯独在国内特多繁文缛节以及唠叨的碎话。……直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大变化。”这些文字非常鲜明地表达了鲁迅对于宋代理学的情感态度。
然而，理学这服儒家库房里似乎发挥过一点效力的精神麻醉剂，经学者教授一阐发便非同小可，又是伦理原则，又是道德实践，又是哲学思辨，又是终极真理，又是东亚文明，简直神乎其神、玄而又玄。
理学所热衷的话题，自然大都源于儒家经典，譬如“知行”出自《论语》，“心性”见诸《孟子》，“天理人欲”出于《礼记》，“格物致知”来自《大学》，“已发未发”出于《中庸》，等等。而鲁迅视之为“老调子”，恐怕主要并非这个原因。
一九二四年七月赴西安讲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时，鲁迅曾谈到《红楼梦》的价值，说自从这部小说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鲁迅为何如此看重这一点呢？“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指的是什么呢？在此讲演中鲁迅还说，《红楼梦》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不敢如实描写，多所讳饰，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中国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鲁迅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有诸多极为重要的发现，这可谓其中之一。问题还在于，这种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是如何形成的。不能不说，包括理学在内的儒家思想，是起了极大作用的。
欧美学人在谈到宋代理学家的时候，往往称之为“道德思想家”或“道德哲学家”。中国学者也曾有人指出，宋代理学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伦理道德哲学”。毫无疑问，理学又是上承先秦儒学而来。而主要体现着孔孟二圣的政治和道德诉求的儒家思想，道德色彩是极为强烈的。《论语》的核心概念，是“仁”、“礼”、“德”、“道”、“上下”和“君子小人”。其中最重要的，又是“仁”和“礼”。
樊迟向先生请教何为“仁”，孔夫子回答他“爱人”两个字。这一来，博爱呀，人道主义呀，人本主义呀，以人为本呀，真是“猗欤休哉”！而孔子之所谓“仁”并不是无条件的，是有其内涵和具体指向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孔夫子的“仁”、“爱人”，是建立在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费孝通语）之上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费孝通认为这实际叫作“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岂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孝弟为仁之本”的主张，于是也就直截连接了孔子之所谓“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礼”。“礼”是绝对的社会结构之纲纪和铁律，是永恒不变的伦理道德圭臬。《礼记》所谓“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所指即如此；孔子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旨也无非如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儒家的“礼”，便是这样一种在政治、道德、社会、家庭各个领域中，必须绝对奉行遵从，不能逾越、不可触犯的行为准则。
所以，“克己复礼”才是顶重要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亦即此意。费孝通以为这才是“差序格局里的道德体系的出发点”。在这一与传统乡土社会相适应的伦理道德的规约中，“人”、“个人”自然是受到抑制束缚的，根本没有其发育生长所需要的土壤、阳光和空气。在儒家纲常名教的笼盖之下，人的个性、人格、自由和尊严的容身之处压根是不存在的。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才有“人的发现”，周作人才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辟人荒”的口号；而鲁迅则更早便有“立人”的主张，以实现其使沙聚之邦、奴隶之邦转变为“人国”的愿景。 每当看到有人说孔子比柏拉图如何，又较苏格拉底怎样的时候，便不能不失笑。古希腊哲学家在讲“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你自己”的时候，咱的孔圣人、孟亚圣人絮聒不已的，不是“不学礼，无以立”，“克己复礼”，决不可“非礼”的那一套吗？
在中国，君临一切的是“礼”。为了“复礼”，“克己”是必须的。“礼”高于“人”、重于“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不是“礼”为“人”服务，而是“人”要无条件地服膺“礼”，为“礼”作奉献、作牺牲。显然，此为“礼本”，而非“人本”。“礼本”亦即“理本”，王阳明说过，“夫礼也者，天理也。”从老儒家发展到新儒学，也就出现了戴震之所谓“后儒以理杀人”的现象，“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上以理责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可胜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这弊害便是“仁义道德吃人”。而《祝福》里那位伪善而冷酷的鲁四老爷，在“吃”掉了祥林嫂的冷漠无情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他恰恰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
《庄子·田子方》里记载了一个故事，楚国的温伯雪子到齐国去，路过鲁国，见到了一再求见他的鲁国某君子，此人进退皆循规蹈矩，举止如龙似虎，劝谏他时像儿子，教导他时又如同父亲，由此温伯雪子发出了“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的慨叹。对此鲁迅十分赞许，以为大凡明乎礼义，就一定要陋乎知人心的。
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的要害，是礼对人的压抑和遮蔽，于是乎见礼不见人。到了宋代理学那里，就更是无视血肉丰盈、具有七情六欲和丰富情感心理的活生生的人的存在，人也就完全异化为一个道德符号。理学家士君子对人性更其严酷苛察，对人的认识见解益发狭隘、教条和迂腐。文学作品叙写和刻画人物，自然也就“不敢如实描写”，不能不“多所讳饰”；不敢违背礼教、礼法关于人、人情、人性的种种条条框框和清规戒律，不敢也不能对人物的心理进行深入挖掘，不敢也不能对人性作深度的观照、思考和探究，结果只能是“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对中国文人这种没有勇气正视人生和社会现象，万事闭眼睛的毛病，鲁迅早就甚为不满，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呼吁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
二
据说，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曾说过，“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现当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家也颇有赞成此说者。或以为道学与康德，在将伦理提高为本体，以重建人的哲学这一点上是接近的；或认为宋明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乃至孔子的“克己”、孟子的“取义”，与康德伦理学用理智克抑感性的基调是一致的。这种简单表面的比附，恐怕并不恰当。其他且勿论，理学与康德哲学之间的巨大语境差异，便是无法回避的。
在康德那里，普遍、必然的“道德律令”的确立，并非基于人的自然本性。道德律令作为一种普适性的原理，对于追求快乐的自然感性存在的人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无条件的、必须服从的“绝对命令”。但是切勿忘记，君临中国的是“礼”，而欧洲的君临者则是“神”。康德哲学出现在匍匐于神的脚下之人已经站立起来，个性主义得到了极大发展的文艺复兴之后，康德更是亲历了具有反社会、无政府的“自我中心”倾向，“把人的人格从社会习俗和社会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罗素语）的浪漫主义运动，又“全面吸收了启蒙运动文学形形色色的思想因素……出色地将启蒙运动的最大优点荟萃于自身”（文德尔班语）。而中国的人的发现和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潮流，直至鼓吹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得以涌现。几千年来，“人”在中国像小草一样，被沉重地压在纲常名教的巨石之下，默默地生长，萎黄，几近干枯死了。鲁迅的结论是，“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假如离开中欧两种迥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来侈谈什么理学与康德哲学的异同，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还造成了另一个贻害久远的后果，即“中国从来不许忏悔”（鲁迅语）。因为在儒家学说，尤其是更其苛酷的理学思想里，对于人的道德评判从来都是极其简单、片面而僵硬的。异常丰富复杂的人，在理学家的眼睛里，只剩下了两类人：“好人”和“坏人”。好与坏是截然对立的两种道德标签。既然好人完全是好，当然好人就不可能做坏事、错事；坏人完全是坏，那么就注定了有人一旦做了坏事、错事，也便补过无及，或者根本不可能改过、补过。于是，自以为好人者便刻意打扮装饰自己，所做之事无论如何，都要拔高粉饰或涂抹掩盖，这就是社会上伪君子和浑身道学气味的人多的原因。做了坏事、错事的人，也就为天地所不容，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孔夫子的弟子子路，以为“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鲁迅说他确是勇士，但却总觉得“有点迂”。“掉了一顶帽子，又有何妨呢，却看得这么郑重，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仲尼先生自己‘厄于陈蔡’，却并不饿死，真是滑得可观。”故此鲁迅认为，如果子路不信先生的胡说，披头散发地站起来，也许不至于死的吧。他发现了古圣先贤的破绽。据（《墨子·非儒》载，“孔某穷于陈蔡之间，藜羹不糂，十日，子路为亨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褫人衣以沽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日：‘何其与陈蔡反也？’’’孔夫子言行不一并不新鲜，身边弟子所见的自然是更为真实的先生。
平常对弟子耳提面命，谆谆教诲说要“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孔夫子，厄于陈蔡时没饿死，可见在俨然道貌的圣人那里，神圣不可违犯的礼仪，也有管不住人欲的时候。这本不足怪，谋食关乎人的生存，并不一定就比谋道低贱。不吃饱饭，哪有力气去谋道呢？鲁迅就明确主张“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其实，孔子既不是不“谋食”，而且也不排斥谋求“富贵”。“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他是这样说过的。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对道貌岸然的理学家来说，其实也不过如此。别看他们那么严天理人欲之辨，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往往是另一副面孔。以理学大师朱熹为例，据祝允明《祝子罪知录》记载，朱氏“欲报汝愚援引之恩，则为其子崇宪执柯，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又诱尼姑二人为宠妾，每之官，必与偕行。……冢妇不夫而孕，诸子盗牛而宰杀。……知南康则枉配数人而后改正，帅长沙则诏赦而断徒刑者甚多。提举浙东则多费朝廷赈济财米，尽与其徒而不与百姓”。理学家多伪，自不待言，正如李贽所说，“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列举明清三个信奉程朱理学的大人物，表达对假道学、伪君子的痛愤：孙承泽，明朝一位阔官，李闯破北京投降李闯；满洲入关，投降满洲。却著了许多理学书，摆出一副道貌岩岩的面孔。据全谢山说，清初排陆王的人，他还是头一个领袖哩。李光地，号称康熙朝“主持正学”的中坚人物，一双眼睛常常盯在两庑的几块冷猪肉上头，他的官却是出卖了一位老朋友陈梦雷换来的。他的老子死了，他却贪做官不肯奔丧，临死却有一位外妇生的儿子继承家产。方苞，“大理学家”兼“大文豪”。曾替戴南山的文集作过一篇序，戴犯了文字狱，他硬赖说那序是南山冒他名的。他与李恕谷号称生死之交，李死了，他在墓志铭里说恕谷因他的忠告背叛了颜习斋。他口口声声说安贫乐道，晚年却专以殖财为事，和乡人打官司争乌龙潭渔利。
这些光鲜的大人物，难道真的就多么坏，多么伪善，多么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人品多么丑陋不堪？人性弱点人人皆有，有些毛病本来也是可以理解、宽宥的；但满口道啊理呀的理学家，偏偏把自己整得尊严正经，一副道德楷范、万世师表的模样，于是便不能不成为笑柄。中国人对礼的忍从只是形式上的，少有俄国人那种对神、对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深掘下去，恐怕也还是虚伪。鲁迅这一看法，实在是洞察人心的卓见。
悲天悯人的程颐说过：“无真儒，天下贸贸然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忧君忧民的朱熹也说过：“若无太极，便不翻了天地！”然而，理学家“得君行道”（朱熹语）的美梦最终破灭了，在南下牧马的蒙古铁蹄之下，南宋的江山社稷还是翻了天地。程朱这些真儒“收拾身心，向里作些功夫”（朱熹语）的良法美意，就是要把社会外在的强制性行为规范（礼法），变为自我内在的主动自觉的心理控制（道德），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圣”取向的“治心术”。程颐说得明白极了：“穷理尽性至命，只是一事，才穷理，便尽性，便至命”；“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矣”。天理即人性，也就是说儒家倡导的“三纲五常”完全源于人的本性，完全合乎人的本性。程朱理学的主张犹如鲁迅所说的细腰蜂的“麻痹术”：以神奇的毒针，螫向青虫的运动神经球，它即刻变成不死不活状态。人如果中了这思想的毒针，便会甘心永远服从作威、贡献玉食、情愿终生为奴了。
鲁迅说得好：“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与此完全相反的理学说教，是一种蔑视真的人性、人情的“畸形道德”，只能使巧人、伶俐人增长些虚伪，又徒然教弱者和老实人多受些毫无益处的苦痛。
而其最大的弊害则在于，教人们不要动，教人们半死半生地苟活，这才是对个体生命力和活力、对民族精神和创造性的压制与扼杀。
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于蜗牛庐，二月二十六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