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里引用并且赞誉了当时一位诗人的话：“凡作诗文者，宁可如野马，不可如疲驴。”无独有偶，一位十八世纪的俄罗斯作家说过：文学本是放荡不羁的野马，但政治家却总想把它们套进自己的车辕里为自己拉车。
　　差不多同一时间，一个人在中国，一个人在俄罗斯，不谋而合地作出了相同的比喻，时过三百年，这比喻不但不过时，而且更显得新鲜生动，发人深省。
　　把文学比作野马对不对呢？这大概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反对者可以列举家养牲畜以及栽培谷物对人类不可磨灭的贡献，千里马不也是人饲养的吗？赞成者则可以拿大自然作参照，比如真正的参天大树是长在原始森林里，最鲜艳的花是开在野山上，人造的钻石总无法与天然的媲美，野人参的价格较人工栽培的要贵上千倍。各执一词，怕是不大好说得清。那就用最笨拙的归纳法，把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名著一个个搬出来考察，看有多少是在野性的环境下（即自由自在不受官方约束）自生的，有多少是在官方的扶持和支持下产生的。世界性的文学名著太多，我们姑且置之勿论，仅以中国的实际来看，那情况很明白。从《诗经》、《离骚》开始，到唐诗、宋词、元曲，再到《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直到鲁迅、郁达夫、巴金等大家的作品，一个个数下来，我们可以看出：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不敢说是完全，起码绝大多数是民间的自发行为，是野生的，不是家养的。
　　文学家为什么不应该受政治家驾驭？说白了，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是两码事。政治的职能是规范和管理社会，文学则是个人主观世界的自由抒发。这种抒发需要真诚，需要自由自在的流淌，需要尽显个性地张扬，不能吞吞吐吐，更不能为五斗米而折腰。不仅如此，还需要在自由竞争中择优汰劣，而不是靠长官意志决定优劣与存留。这就是文学的民间性质，也就是野性的本质。这当然不是说文学与政治是井水不犯河水。文学常不免要涉及或参与政治。我国古代文人就提倡用诗文“箴时之弊，补政之缺”，要“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但这决不等于是文学要从属于政治。文学与政治各有其内涵，又各有其外延，是两个独立的圆。这两个圆难免有重合之处，重合的面积有时大，有时小，但终究是相互独立的。
　　就以抗战时期来说吧。日寇入侵，国家正在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作家能不为抗战服务吗？应该，完全应该。事实上当时大部分作家都自觉地投身于抗战，也就是在为最大的政治服务。但即便在那样的时候，有的作家根据自己的实际坐在书斋里搞创作，也是无可厚非的。钱钟书不就坐在上海写《围城》吗？张爱玲不也在写她的《倾城之恋》吗？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政治统帅了一切，文学成了政治的附庸，就不仅是文学的不幸，也是政治的不幸。
　　在我们为老一代作家的才华惋惜的同时，我们还为他们庆幸，因为他们终究还有出色的才华可以令人惋惜。他们之后，也就是八十年代以后涌现的作家们，有几个具备令人敬佩的才华呢？仅就文学风格而言（风格是独创性的集中体现啊），现时代作家们那千部一腔的风格，就总使我们无限怀念老一代的作家们。老一代作家是各有其鲜明风格的，比如赵树理，比如孙犁、比如周立波，比如沙汀、比如峻青……我们只要随便读一段文字，就能辨认出作品的主人是谁。现在的作家还有这样的本事吗？或有，怕也是极个别的吧。当然，说现时代作家们没一点风格也太绝对，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但如果是同一棵树上的树叶，能有多大差别呢？缺乏明显风格的作家能叫作家吗？
　　为什么中国的作家突然一下子失去了风格呢？当然可以有各种说法，但以我之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老一代作家虽然是在为政治效力，但他们的出身是野性的，是长成后才给栓到政治马车上，给圈养起来的。他们是圈养的第一代，是野性未退的一代。而现在的作家，则是圈养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的野性已经完全丧失了，谓之“疲驴”太难听，但似乎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