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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也就是农历庚子年的岁末,经过一场大劫后的北京城局势已经平定。虽然太后老佛爷和光绪皇帝尚在西安,但庆亲王奕儁和能干的老臣李鸿章已经在和占领京城的各国联军谈判,“两宫”回銮只是时间的问题。见惯了政治风云变幻的北京老百姓已从惊慌中熬过来了,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只有一批人,似乎被朝廷和京城百姓忘却了。这些来自京畿各县的农民,就在半年前,扬眉吐气地武装进京,短暂地主宰着这座煌煌帝都的命运。
然而,此时他们已经成了罪人,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从“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回归到播乱天下的“拳匪”,因外交官和传教士被屠杀的联军不会放过他们,朝廷也乐得奉送他们的性命来让此刻主宰北京乃至中国命运的洋大人消消气。年轻的义和团师兄弟们,一批批被拉出去砍头。这些本应该在广袤的华北平原耕作的纯朴农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死了。他们中间,不知道是否有人在临死前对自己作为西太后的“夜壶”最终被抛弃的命运是否有所反省?但这些人的经历决定着他们多数人可能没有这种反省能力,顶多有一种阿Q被杀前近似滑稽的悲壮。
不要说多数拳民了,即使是他们的首领赵三多、张德成、曹福田等人,也只是些有点武艺、有点号召力的乡间匹夫,即使死了,也不可能像谭嗣同那样的士大夫,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历史宣言。义和团的多数人,死了的或者说苟活的,在这片土地上仅仅是沉默的大多数,历史的阴差阳错,让他们有机会来到舞台中央,演了一场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悲剧。
义和团的多数参与者是沉默的大多数,但这场上世纪首次“农村包围城市”的群众运动,在尔后的一百多年里,从来没有被遗忘过,在各个历史节点,它一次次被拿出来诠释或解构,善于从历史中寻找正当性的中国人,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评价这场运动,而那些一个个与草木同腐的农民兄弟的生与死,其实诠释者并不怎么在乎。笔者这代70后出生的人,在并不长的岁月中所接触到的对义和团的评价,其反差之巨大,冲突之激烈,极具典型性。我们在求学的时代,教科书中所宣扬的官方意识形态,几乎将义和团运动推上神坛,这场运动是伟大的爱国运动,唤醒了民族意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云云。而等我们年岁渐长,有了一定独立思考和自我学习的能力后,接触的一些历史学者的评价,乃是对其相当贬损。因为史料证明,义和团除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还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受害。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评判,义和团的种种行为是野蛮残暴的。
对义和团的评价如此争议巨大,并非因为研究这场运动的本身有什么史料上的困难,而是因为这场运动对中国近现代史影响实在太巨大了,这种争议也反映了中国近现代以来民族集体性格养成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20世纪中,义和团运动是第一次将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集体性格中所具备文化基因,那样明白地暴露在世界的面前。对于义和团运动,作简单的价值判断或许过于轻浮,作为义和团民的后辈,所应秉持的态度不是简单的赞扬或否定,而是要做一种历史的反省:为什么一场看起来目标无比正当的群体性运动,最终导致那样惨烈的悲剧?为这个悲剧要负责任的,难道仅仅是贪婪的洋人和颟顸的朝廷?
分析义和团运动的起因,可以看到中国近现代以来民族性格形成的典型路径和特征:弱者的屈辱感导致仇恨的符号化;而仇恨的符号化则导致暴力滥用的正当化。这种集体性格的特征并不当然地和民族主义结为一体,而是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披上不同的外衣。但就包裹性格内核的外表来判断,往往差异甚大甚至相互抵触。
尽管中国幅员广阔,各地民风不同,华北平原的义和团兄弟和两广、东南沿海、两湖和西南的农民,由于经济、地理、基层社会结构的差别而有差别,比如南方的宗族势力更强,乡绅的作用更大。但从根本上说,那个时代的中国,地不分南北的农民是有其共同性格特征的,将辛亥革命时期人文荟萃的浙江农民、渴望跟着白盔白甲的复明义士闹革命的阿Q放到华北平原义和团的队伍中,也没什么不协调。由此可见,畏洋还是恨洋,反清还是扶清,并非义和团的天然特征,本质上,他们和信洋教、灭清妖的太平天国兄弟,以及跟着士大夫卫道的湘军兄弟没什么不同。
在几千年改朝换代循环中,形成安分守己、畏惧权力、依附性强的中国农民集体性格,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具有这类集体性格的中国农民,受到的冲击之巨大,不亚于受过教育的传统士大夫。西方国家以坚船利炮为先导进入中国,接踵而至的是经济、文化的侵入,西方工业革命后的产品涌入冲击了中国社会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督教的传入冲击了中国社会传统的伦理纲常。对这些完全不同于古代胡人的洋人,中国普通百姓的不安全感的是空前的,他们既恨又怕。这种自然的情绪再加上中国人普遍的受教育水平低、人身依附性强、普遍的从众心理,使广大乡村的普罗大众容易盲从,盲从那些许诺给他们带来安全和利益的“大人物”。
因此,我们看到,两广以及两湖的一些老百姓,相信带头大哥洪秀全、杨秀清给他们描绘的“天堂”、“天国”,他们信奉改造得面目全非的洋教,并没有什么不适应。不能因此判定中国农民是崇洋的,是反传统的。
同样,另一拨两湖的农民跟着家乡有出息的读书人曾国藩、左宗棠,捍卫孔孟之教,捍卫大清江山,也不能因此判定这些农民就是护传统的。义和团运动亦是如此,在治外法权之下,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获教会庇护。基督教教会与地方民众 发生冲突时,地方政府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不能秉公处理,造成教案。这种因教案引发的排外风潮,和因经济侵略导致中国本土传统产业的凋敝以及赤裸裸军事侵略,给普通中国人带来的挫败感和屈辱感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有程度的差别而已。
这种屈辱感无法消除,必然产生仇恨,而一种群体性的仇恨情绪一旦发酵,容易导致非理性,进而符号化。因为对某些洋人的不法行为的痛恨,演化为对所有贴洋标签的事物的普遍仇恨,不仅对所有金发碧眼的洋人,也包括他们带来和创造的一切工具及文化产品。义和团在最疯狂的时候,连携带钢笔、眼镜这类“洋货”的人也视为鬼子诛杀,这种心态和极左时期学外语、听外国音乐被视为崇洋媚外是一样的。
这也是仇恨符号化导致滥用暴力被正当化之必然,在目标正当的旗幡下,违背人道主义起码规则的暴力行为被原谅、纵容甚至美化。只是不同时期对暴力正当性的表述有差别:反抗满清朝廷有理,那么所有的旗人和为朝廷效力的官吏都该杀;因为扶清灭洋有理,那么所有和“洋”字沾边的都该毁灭;认为自己是革命的,而革命是正义的,那么不赞成己方的任何人都可视为反革命打倒;而某国在外交上对本国造成伤害,那么该国生产的商品乃至拥有的商标都有原罪,应该加以抵制。
这样的逻辑,能说是民族革命还是阶级革命?是民族意识觉醒还是阶级意识觉醒?都不是,而是一种群体情绪的大汇合。义和团的多数参与者,还不是 怀着“靠朝廷,帮朝廷,不受外人欺负”的传统臣民心态?真正的民族意识觉醒,必然伴随的现代公民人格的养成。而现代公民人格的养成,必定要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在分清楚群己边界,明确单个人的权利前提下,才谈得上一个人对集体,对民族和国家的爱与责任。
奴性汇聚不成现代民族意识,由具备现代公民人格的一群人组成的民族,在历史的关头,才可能作出理性的选择。显然,义和团的大多数参与者不具备这样的人格。不单在中国有义和团这样因屈辱感导致仇恨符号化,因仇恨符号化导致滥用暴力被正当化的集体性格养成路径,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的日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都有相似的心路历程。
只是,“二战”以后的日、德两个民族,培育出正常的现代公民文化,逐渐告别了导致两个民族几近毁灭的集体性格。而义和团运动过去快110年了,义和团式的集体性格对今日中国,尚有影响否?
然而,此时他们已经成了罪人,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从“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回归到播乱天下的“拳匪”,因外交官和传教士被屠杀的联军不会放过他们,朝廷也乐得奉送他们的性命来让此刻主宰北京乃至中国命运的洋大人消消气。年轻的义和团师兄弟们,一批批被拉出去砍头。这些本应该在广袤的华北平原耕作的纯朴农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死了。他们中间,不知道是否有人在临死前对自己作为西太后的“夜壶”最终被抛弃的命运是否有所反省?但这些人的经历决定着他们多数人可能没有这种反省能力,顶多有一种阿Q被杀前近似滑稽的悲壮。
不要说多数拳民了,即使是他们的首领赵三多、张德成、曹福田等人,也只是些有点武艺、有点号召力的乡间匹夫,即使死了,也不可能像谭嗣同那样的士大夫,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历史宣言。义和团的多数人,死了的或者说苟活的,在这片土地上仅仅是沉默的大多数,历史的阴差阳错,让他们有机会来到舞台中央,演了一场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悲剧。
义和团的多数参与者是沉默的大多数,但这场上世纪首次“农村包围城市”的群众运动,在尔后的一百多年里,从来没有被遗忘过,在各个历史节点,它一次次被拿出来诠释或解构,善于从历史中寻找正当性的中国人,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评价这场运动,而那些一个个与草木同腐的农民兄弟的生与死,其实诠释者并不怎么在乎。笔者这代70后出生的人,在并不长的岁月中所接触到的对义和团的评价,其反差之巨大,冲突之激烈,极具典型性。我们在求学的时代,教科书中所宣扬的官方意识形态,几乎将义和团运动推上神坛,这场运动是伟大的爱国运动,唤醒了民族意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云云。而等我们年岁渐长,有了一定独立思考和自我学习的能力后,接触的一些历史学者的评价,乃是对其相当贬损。因为史料证明,义和团除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还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受害。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评判,义和团的种种行为是野蛮残暴的。
对义和团的评价如此争议巨大,并非因为研究这场运动的本身有什么史料上的困难,而是因为这场运动对中国近现代史影响实在太巨大了,这种争议也反映了中国近现代以来民族集体性格养成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20世纪中,义和团运动是第一次将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集体性格中所具备文化基因,那样明白地暴露在世界的面前。对于义和团运动,作简单的价值判断或许过于轻浮,作为义和团民的后辈,所应秉持的态度不是简单的赞扬或否定,而是要做一种历史的反省:为什么一场看起来目标无比正当的群体性运动,最终导致那样惨烈的悲剧?为这个悲剧要负责任的,难道仅仅是贪婪的洋人和颟顸的朝廷?
分析义和团运动的起因,可以看到中国近现代以来民族性格形成的典型路径和特征:弱者的屈辱感导致仇恨的符号化;而仇恨的符号化则导致暴力滥用的正当化。这种集体性格的特征并不当然地和民族主义结为一体,而是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披上不同的外衣。但就包裹性格内核的外表来判断,往往差异甚大甚至相互抵触。
尽管中国幅员广阔,各地民风不同,华北平原的义和团兄弟和两广、东南沿海、两湖和西南的农民,由于经济、地理、基层社会结构的差别而有差别,比如南方的宗族势力更强,乡绅的作用更大。但从根本上说,那个时代的中国,地不分南北的农民是有其共同性格特征的,将辛亥革命时期人文荟萃的浙江农民、渴望跟着白盔白甲的复明义士闹革命的阿Q放到华北平原义和团的队伍中,也没什么不协调。由此可见,畏洋还是恨洋,反清还是扶清,并非义和团的天然特征,本质上,他们和信洋教、灭清妖的太平天国兄弟,以及跟着士大夫卫道的湘军兄弟没什么不同。
在几千年改朝换代循环中,形成安分守己、畏惧权力、依附性强的中国农民集体性格,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具有这类集体性格的中国农民,受到的冲击之巨大,不亚于受过教育的传统士大夫。西方国家以坚船利炮为先导进入中国,接踵而至的是经济、文化的侵入,西方工业革命后的产品涌入冲击了中国社会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督教的传入冲击了中国社会传统的伦理纲常。对这些完全不同于古代胡人的洋人,中国普通百姓的不安全感的是空前的,他们既恨又怕。这种自然的情绪再加上中国人普遍的受教育水平低、人身依附性强、普遍的从众心理,使广大乡村的普罗大众容易盲从,盲从那些许诺给他们带来安全和利益的“大人物”。
因此,我们看到,两广以及两湖的一些老百姓,相信带头大哥洪秀全、杨秀清给他们描绘的“天堂”、“天国”,他们信奉改造得面目全非的洋教,并没有什么不适应。不能因此判定中国农民是崇洋的,是反传统的。
同样,另一拨两湖的农民跟着家乡有出息的读书人曾国藩、左宗棠,捍卫孔孟之教,捍卫大清江山,也不能因此判定这些农民就是护传统的。义和团运动亦是如此,在治外法权之下,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获教会庇护。基督教教会与地方民众 发生冲突时,地方政府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不能秉公处理,造成教案。这种因教案引发的排外风潮,和因经济侵略导致中国本土传统产业的凋敝以及赤裸裸军事侵略,给普通中国人带来的挫败感和屈辱感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有程度的差别而已。
这种屈辱感无法消除,必然产生仇恨,而一种群体性的仇恨情绪一旦发酵,容易导致非理性,进而符号化。因为对某些洋人的不法行为的痛恨,演化为对所有贴洋标签的事物的普遍仇恨,不仅对所有金发碧眼的洋人,也包括他们带来和创造的一切工具及文化产品。义和团在最疯狂的时候,连携带钢笔、眼镜这类“洋货”的人也视为鬼子诛杀,这种心态和极左时期学外语、听外国音乐被视为崇洋媚外是一样的。
这也是仇恨符号化导致滥用暴力被正当化之必然,在目标正当的旗幡下,违背人道主义起码规则的暴力行为被原谅、纵容甚至美化。只是不同时期对暴力正当性的表述有差别:反抗满清朝廷有理,那么所有的旗人和为朝廷效力的官吏都该杀;因为扶清灭洋有理,那么所有和“洋”字沾边的都该毁灭;认为自己是革命的,而革命是正义的,那么不赞成己方的任何人都可视为反革命打倒;而某国在外交上对本国造成伤害,那么该国生产的商品乃至拥有的商标都有原罪,应该加以抵制。
这样的逻辑,能说是民族革命还是阶级革命?是民族意识觉醒还是阶级意识觉醒?都不是,而是一种群体情绪的大汇合。义和团的多数参与者,还不是 怀着“靠朝廷,帮朝廷,不受外人欺负”的传统臣民心态?真正的民族意识觉醒,必然伴随的现代公民人格的养成。而现代公民人格的养成,必定要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在分清楚群己边界,明确单个人的权利前提下,才谈得上一个人对集体,对民族和国家的爱与责任。
奴性汇聚不成现代民族意识,由具备现代公民人格的一群人组成的民族,在历史的关头,才可能作出理性的选择。显然,义和团的大多数参与者不具备这样的人格。不单在中国有义和团这样因屈辱感导致仇恨符号化,因仇恨符号化导致滥用暴力被正当化的集体性格养成路径,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的日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都有相似的心路历程。
只是,“二战”以后的日、德两个民族,培育出正常的现代公民文化,逐渐告别了导致两个民族几近毁灭的集体性格。而义和团运动过去快110年了,义和团式的集体性格对今日中国,尚有影响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