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朝闻道,夕死可矣”中“道”的哲学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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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何谓“道”
  《论语·里仁》第八章载:“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在字面意义上很好理解,就如杨伯峻《论语译注》所云“早晨得知真理,要我当晚死去,都可以。”直截了当,仿佛明白无疑。
  然而,无论是《论语》《礼记》等书中的只言片语,还是《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传》这样的长篇传记,都清晰地塑造了孔子的人物形象:他胸怀大志,为建设井井有条、和谐安康的国家而奔走;他有教无类,为传播文化、培养士人而煞费苦心。这样的一位圣贤,自然是重视生命、珍惜时间的。然而在这一章中,我们似乎看到一个血气方刚,愿意用生命换取“道”的孔子。这样的言论似乎不太符合孔子一贯的性格和作风,单纯从字面理解缺乏义理的支撑。
  所以,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实际上有很多疑惑尚待解决。
  为了对本章进行哲学意义上的剖析,首先,就要以《论语》为中心,探讨孔子对道的理解。在后世对《论语》的研究中,往往更看重“仁”“礼”等核心概念,以及应运而生的哲学范畴。而对于用法多样、意义广泛的“道”则缺乏应有的重视。
  根据杨伯峻先生的统计,“道”在《论语》中共出现60次,并有8种主要含义,但是杨伯峻先生主要是从文字、语言学角度分析了论语中的“道”,而没有涉及哲学意义上的探讨。
  而综合杨先生的总结与《论语》文本,颜炳罡先生归纳了“道”在《论语》中的十种含义,其中第十种为精神价值和终极信仰,引证恰恰是“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和“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
  由此看来,《论语》中“道”的概念也是有很高的形上学意义的,被看做孔门的一大价值追求。
  然而,仅就形而上的“道”来说,其含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修己”之道,内求以成圣贤;也可以是“安人”之道,外至以平天下。而此处孔子言辞激烈所求之道,到底归于何解?要探讨这一问题,自然离不开历代《论语》注本对本章的注解和探讨。这其中的不同意见既体现作者个人的思想差异,更与所处时代的政治与学术背景有莫大关系。
  通过查阅多方资料,笔者共筛选出《论语集解义疏》《论语注疏》《论语集注》《论语拾遗》《论语意原》《论语全解》《论语正义》《论语疏证》《论语译注》九家典型著作对本章的注解和看法。以下便是对这些注解所体现的核心思想的归纳和分析。
  二、汉儒的“世间大道”
  三国时,魏国何晏等著《论语集解》,集两汉及魏诸家之善,所集之说包括汉代包咸、周氏、孔安国、马融、郑玄,魏时的王肃、周生烈、陈群。虽然何晏是玄学家,但是他总领编著的《论语集解》掺杂的玄学思想并不多,大致体现了两汉经学的正统思想。
  《论语集解》中,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注解是“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也”。此句虽简短,却代表了两汉以来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的看法。孔子作为“为汉制法”的“素王”,既然可以承继先圣,制定六经,自然早已“闻道”,又何必强调自己为闻道可以“夕死”呢?其所说之道,必然是世间之大道。众所周知,孔子处于春秋乱世,礼崩乐坏,他本人为了克己复礼几度奔波诸侯之间,仍然无法挽回颓势,只能退而居鲁,教授弟子。胸怀家国的孔子想必愿意以生命换取天下有道、四海升平的局面,所以有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喟叹。
  两晋南北朝之时,谈玄盛行,释老大兴。当时士人多从玄学角度阐释经典,借题发挥,与正统思想偏离较远。此类著作传世较少,代表如王弼《论语释疑》、郭象《论语体略》、太史叔明《论语集解》,皆出入釋老,后世亦多散佚,不见本章之注解。南梁皇侃也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撰有《论语义疏》十卷,略于传统的章句训诂和名物制度,而多以老、庄玄学解经。但是,对本章的注释却维持了两汉的看法
  疏云:“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叹世无道,故言设使朝闻世有道,则夕死无恨,故云可矣。栾肇曰:‘道,所以济民。圣人存身,为行道也,济民以道,非为济身也。故云诚令道朝闻于世,虽夕死可也。伤道不行,且明已忧世不为身也。”’
  《义疏》认为,孔子这句话是在哀叹世间无道,并愿意“牺牲”自己来换取时间大道之行。而皇侃所引栾肇之语认为,道的意义在于济民,圣人的意义在于推行大道,所以,圣人完全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大道。这一说法与上文《论语集解》的看法大同小异,所以仍可以归为“世间大道”类。
  北宋时,朝廷于咸平二年命邢昺等人改作新疏。邢昺归向儒学本来之义理,又加名物制度之疏解,其后此书成为论语之标准注疏。对于本章,邢昺《论语注疏》疏云:“正义曰,此章疾世无道也。设若早朝闻世有道,暮夕而死,可无恨矣。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也。”这些著作时代虽然不同,但是思路是一致的。
  三、宋儒的“当然之理”
  辗转至于宋代,经学风气大变。宋儒另辟蹊径,抛开汉注,回归原典;同时发明理学,将儒学哲学化思辨化。在此风气下,诸儒对《论语》的解释就更多地讨论心性命理等问题。
  而针对本章,宋儒与汉学针锋相对的点在于对“道”的理解。最具代表性的朱熹《论语集注》云:“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问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时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问道,虽死可也。’又曰:‘皆实理也,人知而信者为难。死生亦大矣!非诚有所得,岂以夕死为可乎?’”
  整段文字突出强调了“道”的重要性,认为它是“事物当然之理”。这正是朱子理学思想的绝佳注脚,即人生当“格物致知”以穷理,明理为人生不二目标,如在明理上诚有所得,死去也没有遗恨,所以“朝闻夕死”也是值得的。
  如此的表达与两汉时期有显著差异,“闻道”所代表的意象从“听闻世间有道”转变为自身的明道。虽然道的标准和境界有所提高,但是这样理解就有如下可能:
  其一,认为孔子尚未明道,所以才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慨叹,表达对“道”的渴求。虽然宋代有尊周抑孔的风气,但这样直接露骨的表述恐怕罕见。   其二,认为这是孔子明道后的欣喜与对生死的释然。此例较多,如郑汝谐《论语意原》云:“道,无古今,无存亡。觉此,则死生之变犹夜旦也。”认为明道之后,视死生为一瞬,不足重也。
  又有直接把“死生之辩”作为所明之道来阐释此章的。如陈祥道《论语全解》云:“不原始不足以知生之说,不反终不足以知死之说。学者期于知生死之说而已,故日朝闻道夕死可矣。盖道非独以善吾生,亦将以善吾死,君子得道于已,则知古今为一时,生死为一贯,又安往而不适哉?……”
  这一解释强调知晓生死之说重要性,倘若得道,就可以贯通古今、超越生死,达到圣人“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的境界。此说从思辨的角度阐释了“生死”这一重要哲学命题,虽然关注点较为独特,仍不失为对“道”本身的探讨,并未偏离理学的要旨。
  其三,另辟蹊径,认为此章是孔子对弟子的教诲。苏辙《论语拾遗》中载:“夫孔氏之门人,其闻道者亦寡耳。颜子、曾子,孔门之知道者也。故孔子叹之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苟未闻道,虽多学而识之,至于生死之际,未有不自失也。苟一日闻道,虽死可以不乱矣,死而不乱,而后可谓学矣。”
  指出孔门弟子能达到“闻道”境界的并不多,仅有颜渊、曾参等人而己。孔子由此慨叹,并勉励众人砥砺求知明道,才能死而无憾。这一说法虽然富有新意,但在无上下文与背景的条件下加以臆测,可信度并不高。
  四、清儒的“明己之道”
  元明时期对《论语》的理解大都以朱熹《论语集注》为本,没有什么代表著作。
  清代为经学发展复盛之时代,清代经学家在经书文字的解释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证上,超越了以前各代。然而统治者的高压让学者们只能闭门考据,谨言慎行,“经世致用”学风一时断绝。这样的思想观念自然影响了对经典的注解。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载:“闻道者,古先圣王君子之道,已得闻知之也。闻道而不遽死,则循习讽诵,将为德性之助。若不幸而朝闻夕死,是虽中道而废,其贤于无闻也远甚,故日可矣。《新序杂事篇》载楚共王事,《晋书·皇甫谧传》载谧语,皆谓闻道为已闻道,非如注云闻世之有道也。汉石经‘矣’作‘也’。”
  这一看法直接否定了汉代“闻世之有道”的注解,认为“闻道”只是古代圣王君子追求自身的得道,诚有所得则为德行之助,中道而殂也好过茫然无闻。此观点既没有像汉儒一样呼吁世间大道,也没有像宋儒一样考辩“道”的哲学意义,而是笼统地视“闻道”为“明己之道”。
  五、“闻道与行道”
  民国以来,经学走向消亡。《论语》的价值和意义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最近,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关注带动了经学领域新的发展。今人对《论语》章句的理解众说纷纭,既受作者本身的学术水平、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影响,更与所处时代的文化思想潮流密切相关。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思路是对字面意义的重新理解。
  例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廖名春在《(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章新释》一文中通过大量举例论证,认为本章中的“闻”字既非听闻,也非悟知,而应当训为“达”,引申之,即实现。因此,“朝闻道,夕死可矣”当译为“早晨实现了我的理想,就是当天晚上死去也心甘”。这里表现出来的,不是孔子对“知”的追求,而是孔子对“行”、对修己成仁以及实现王道政治理想的孜孜以求。
  六、结语
  古圣先贤的典籍流传千年,经历的遗失、删改、偽造数不胜数,与原貌已经差之千里,典籍中文字语句的具体语境更加难以辨认。《论语》的语录体属性更使孔子的“原意”难以考证。就本章来说,因为语句没有具体的语境和背景,再加之“道”本身概念的多样,导致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希望渺茫。因此,历代注疏孰对孰错,只能是一个仁者见仁的判断。但要注意的是,古人往往借训诂注疏来表达自己的、或是所代表利益集团的思想观念,而这些观念既受学者自身价值立场、学术水平的影响,也被所处时代的思想潮流、政治实践所左右。
  从上文来看,“汉儒”与“宋儒”在价值观念、治学角度上的差异便十分明显。汉儒以经学治天下,登堂入室,意气风发。着眼点往往是世间大道,从修己推之于安人乃必经之途。而宋儒的心性之学成为主流,朝堂与边患共同塑造了内敛的性格特点,他们追求自身的明道,强调先修己再安人。两派的对立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儒家哲学“内圣”与“外王”一对辩证概念的充分表达。
  本章之“道”,因时代而异,因人而异,但不变的是思辨的智慧,不变的是哲学的魅力。而我们,永远都走在“闻道”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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