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3月1日，在三十五中召开校庆85周年校友座谈会上，面对在座的校领导、身为教授学者的师兄、师弟们，自感我这既没学历，又没进过大学的“小干部”真没勇气说什么。犹豫之余，手中这几封信，促使我走向讲桌。这些信是1954年我上初一时的音乐老师杨瑞霞在1983年写给我的。说起杨老师，我又回忆起52年前我上中学的第一节音乐课的情景。当她把名字写到黑板上时，哇！多么流畅、漂亮的字体！同样精彩的，还有她娴熟的钢琴弹奏。
　　杨老师的音乐课，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视唱、欣赏、音乐知识、学歌曲），而且处处体现“诚”和“爱”两个字。她为我们做示范演唱时，就像在舞台上的正式演出一样，那么认真。尽管当时教的班次多（当时仅初一就有十个班）嗓子都累哑了，还是毫不减力地教我们唱歌。共四个学期的音乐课，没见过杨老师对哪个“顽童”发过脾气。当我们一进音乐教室，第一眼见到的就是杨老师和蔼的目光。
　　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杨老师用自己家中的一台收音机（电子管式）连上电唱机为我们播放唱片。使我第一次欣赏到了《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光明行》。促使我加入了本校的国乐队，初中毕业时，出于对民乐队及杨老师的依恋，我报考了本校的高中。在民乐队实践中，6年里我学会了校民乐队现有的全部乐器的演奏技能，1959年担任了队长兼任乐队指挥。进入高中后，就不设音乐课了，尽管见杨老师的机会少，可一见杨老师我总是把躬鞠的深深的。
　　由于那个年代的极左政策，我报考音院民乐系及专业民乐团，总是“技艺合格，政审被否”。其因是父亲属北平和平解放起义的军官而被判刑。无奈，远离了北京，去了茶淀劳改农场任教。从此就和杨老师失去了联系。父亲平反后，我被落实政策，回到阔别19年的学校任教。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杨老师。1982年，40岁的我出现在杨老师的面前。我深深地向老师鞠了躬，真不忍心用我那多年干活而粗糙，手指已变形的手去握杨老师的手。杨老师认出了我，见到我极为简朴的装束，并不嫌弃。就像母亲安慰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深情地说“没关系，再从头做起，找回丢失的时间”。并把当时很珍贵的一本音乐知识词典给了我，至今也20年了，我一直珍藏。
　　由于工作单位的种种原因，我极少机会进京。于是杨老师用书信指导我提高琴艺和教学工作。在十分繁重的工作压力之下，为我购买音乐教学工具书，来不了北京就给我从邮局寄去，还托人为我寻找有关资料。此时必须提及的是，杨老师已是临近退休的老人了。她在信中，从不言及她的辛劳。她历年都是带领学生参加市级歌咏比赛，从排练到演出，为我办那么多事，写那么多的信，从日期上推算，正是北京酷暑时节，况且，她的亲属正在医院里住院治疗。
　　杨老师写给我的这些信，字里行间浸透着她的心血。杨老师1949年毕业于北师大，任教于“燕大”附中附小，1953年2月来三十五中任教。她究竟教了多少学生我不得而知，终生受益的绝不是我一个人。我仿佛又回到了52年前的三十五中，听！“青山坡下，平原宽广……”“依依垂杨，随风飘荡……”，“遥想当年，乙支将军，率大军赴战场……”。音乐教室里同学们唱歌的旋律和着杨老师爱心的旋律，又在母校的上空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