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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这篇论文分别从多元系统论，适应选择论和翻译美学理论的角度来阐释说明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活动，并通过分析对比成功的译例剖析各类翻译现象，透视文学翻译策略，旨在揭示文学翻译的特点难点，归纳总结文学翻译应该遵守的基本理论和翻译策略，以期为从事此类翻译的人士提供一些灵感和见解。
关键词：文学翻译;多元系统论;适应选择论;翻译美学论;再创造性
一、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本质
文学翻译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再创造活动，首先，因为文学翻译本身涉及言语内容的解码和转码，语义片段的分解和重构，语用环境的理解和再次呈现等等，这些翻译活动本身就需要译者的理解和表达，是一种再创造的行为;其次，因为文学翻译有较高的主观性和可操纵性，译者的综合素养，翻译目的，风格追求，审美体系，及对原文本的多维度适应和选择都会促使译者在翻译中或多或少地加入个人创造的成分;再次，地域之间本身存在的文化因素，价值体系，社会积淀的不同均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迫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增加，改写或删除某些成分来多方位地弥补文化缺陷，填补文化鸿沟，或拓展译入语文化的可包容性，这种努力也属于创造性的范畴。
二、文学翻译的“再创造性”阐释
1.多元系统论下的再创造
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相互作用，不断变化的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多元系统理论有着强大的指导作用，一方面，源语言文学在与源语言共存的各种社会符号中被制约，影响，另一方面，目标语言在解码转码这个处于多重系统中并不断变化的源语言系统时，还要考虑自身受到的存在于目标语言社会中的其他各种社会符号的影响和改造。所以说，文学翻译是在多重交互影响变化的子系统中寻找目标语言系统相对于源语言系统的位置，并在整个目标系统中还原，重置，创造性地再现这个系统。
以美国当代著名诗人加里·斯奈德对寒山诗的翻译为例，加里·斯奈德热爱自然，信仰宗教，崇尚简朴恬淡的生活，致力于环境保护，所以，他选择了寒山的自然诗进行翻译。面对美国社会高度发展的工业文明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寒山诗中描绘的自然景象就显得更加动人，诗中抒发的强烈的回归自然的意识就对当时的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此外，寒山诗也符合美国自由开放的诗学传统，因而更容易被当时的美国青年接受。也就是说，斯奈德对寒山诗的翻译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多元系统下寒山诗的分析整合和再现。这对所有文学作品的翻译，无疑有着巨大的启发作用。
2. 适应选择论下的再创造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选择活动”，其中， 翻译生态环境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 “选择活动”指译者在多维度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不同选择，即 “适应性选择”。大凡成功的译作，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视角来看，都可以说是译者多维度地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并依此做出了最佳适应性选择的结果。
杨宪益夫妇对《红楼梦》中这句“没良心的！ 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的翻译，就体现了“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性。这句译文为： You rat fink！ Like a dog that bit Lu Tungpin — you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因 “狗咬吕洞宾”是中国特有的歇后语，杨宪益夫妇采用“直译加意译的方法，从而有效填补了因文化空缺而造成的理解短板”。同时，将“没良心“翻为 “rat fink”，虽字面上差异颇大，却在语用上旗鼓相当。就整体风格而言，原文是短句，铿锵有力，一气呵成，翻译也是紧凑的短语模式，并重复动词“bite”来加强语气，气势贴近原文原文。由此可以看出，遵照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可以尽可能多维度的转码原文的信息，创造性地再现原文的多重魅力。
3. 翻译美学理论下的再创作
我国的翻译思想，几乎都有其美学渊源，如， 林语堂的“美学论”、朱光潜的“艺术论”、傅雷的“神似说”、许渊冲的“三美论”等。这些翻译学说主张的审美客体主要包括语音，字形，句子，篇章四个层面的审美信息。由于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文学是文化的载体，各国文学所呈现的整体世界及文学中用来塑造美的方式也千差万别。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需要在完全感知原文美的基础上，在目标语言的体系中创造性地制造与源语言效果大致相同的美。
以汉语为例，“作为方块字声调语言，汉语文学中惯用的修辞手法如对偶，押韵，谐音，平仄呼应，回环反复” 等在英语语言文学中很难找到对等的呈现。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时套用英语中常用的修辞手法来创造大致對等的美，如套用英语惯压头韵，尾韵，双关语等。又如，汉语多用成语加强气势，或对习语，俗语稍加改造来制造幽默，夸张等效果，在翻译时便需要译者套用英语中相关的艺术手段，如反语，仿拟，句式排比等来制造大体相同的效果。只有在翻译美学的诠释下，翻译文学才可能成为与源语言文学相媲美的艺术品，才可能登入文学的大雅之堂。
三、结论
作为最具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文化形式，文学作品，是一种综合性极高的人类认知和表达世界的产物，因此，文学作品的翻译，不是简单的对源语言文本的语义和形式的复制， 而是一种将源作品中呈现的有机交集的万千世界最大限度的还原在目标语文化系统中并使其在它所根植的多元系统中发挥大致相等的效力的一种创造性行为。以上列举的这四种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学说，无一例外佐证了文学翻译再创造性的本质。
参考文献：
[1]褚雅芸.也谈典故翻译中的欠额补偿[J].中国翻译，2000（4）： 109
[2]胡曙中.英汉修辞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215
作者简介：
杨乐（1990.11.13～ ），女，汉族，籍贯陕西省澄城县，现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2013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与翻译研究。
关键词：文学翻译;多元系统论;适应选择论;翻译美学论;再创造性
一、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本质
文学翻译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再创造活动，首先，因为文学翻译本身涉及言语内容的解码和转码，语义片段的分解和重构，语用环境的理解和再次呈现等等，这些翻译活动本身就需要译者的理解和表达，是一种再创造的行为;其次，因为文学翻译有较高的主观性和可操纵性，译者的综合素养，翻译目的，风格追求，审美体系，及对原文本的多维度适应和选择都会促使译者在翻译中或多或少地加入个人创造的成分;再次，地域之间本身存在的文化因素，价值体系，社会积淀的不同均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迫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增加，改写或删除某些成分来多方位地弥补文化缺陷，填补文化鸿沟，或拓展译入语文化的可包容性，这种努力也属于创造性的范畴。
二、文学翻译的“再创造性”阐释
1.多元系统论下的再创造
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相互作用，不断变化的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多元系统理论有着强大的指导作用，一方面，源语言文学在与源语言共存的各种社会符号中被制约，影响，另一方面，目标语言在解码转码这个处于多重系统中并不断变化的源语言系统时，还要考虑自身受到的存在于目标语言社会中的其他各种社会符号的影响和改造。所以说，文学翻译是在多重交互影响变化的子系统中寻找目标语言系统相对于源语言系统的位置，并在整个目标系统中还原，重置，创造性地再现这个系统。
以美国当代著名诗人加里·斯奈德对寒山诗的翻译为例，加里·斯奈德热爱自然，信仰宗教，崇尚简朴恬淡的生活，致力于环境保护，所以，他选择了寒山的自然诗进行翻译。面对美国社会高度发展的工业文明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寒山诗中描绘的自然景象就显得更加动人，诗中抒发的强烈的回归自然的意识就对当时的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此外，寒山诗也符合美国自由开放的诗学传统，因而更容易被当时的美国青年接受。也就是说，斯奈德对寒山诗的翻译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多元系统下寒山诗的分析整合和再现。这对所有文学作品的翻译，无疑有着巨大的启发作用。
2. 适应选择论下的再创造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选择活动”，其中， 翻译生态环境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 “选择活动”指译者在多维度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不同选择，即 “适应性选择”。大凡成功的译作，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视角来看，都可以说是译者多维度地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并依此做出了最佳适应性选择的结果。
杨宪益夫妇对《红楼梦》中这句“没良心的！ 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的翻译，就体现了“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性。这句译文为： You rat fink！ Like a dog that bit Lu Tungpin — you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因 “狗咬吕洞宾”是中国特有的歇后语，杨宪益夫妇采用“直译加意译的方法，从而有效填补了因文化空缺而造成的理解短板”。同时，将“没良心“翻为 “rat fink”，虽字面上差异颇大，却在语用上旗鼓相当。就整体风格而言，原文是短句，铿锵有力，一气呵成，翻译也是紧凑的短语模式，并重复动词“bite”来加强语气，气势贴近原文原文。由此可以看出，遵照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可以尽可能多维度的转码原文的信息，创造性地再现原文的多重魅力。
3. 翻译美学理论下的再创作
我国的翻译思想，几乎都有其美学渊源，如， 林语堂的“美学论”、朱光潜的“艺术论”、傅雷的“神似说”、许渊冲的“三美论”等。这些翻译学说主张的审美客体主要包括语音，字形，句子，篇章四个层面的审美信息。由于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文学是文化的载体，各国文学所呈现的整体世界及文学中用来塑造美的方式也千差万别。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需要在完全感知原文美的基础上，在目标语言的体系中创造性地制造与源语言效果大致相同的美。
以汉语为例，“作为方块字声调语言，汉语文学中惯用的修辞手法如对偶，押韵，谐音，平仄呼应，回环反复” 等在英语语言文学中很难找到对等的呈现。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时套用英语中常用的修辞手法来创造大致對等的美，如套用英语惯压头韵，尾韵，双关语等。又如，汉语多用成语加强气势，或对习语，俗语稍加改造来制造幽默，夸张等效果，在翻译时便需要译者套用英语中相关的艺术手段，如反语，仿拟，句式排比等来制造大体相同的效果。只有在翻译美学的诠释下，翻译文学才可能成为与源语言文学相媲美的艺术品，才可能登入文学的大雅之堂。
三、结论
作为最具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文化形式，文学作品，是一种综合性极高的人类认知和表达世界的产物，因此，文学作品的翻译，不是简单的对源语言文本的语义和形式的复制， 而是一种将源作品中呈现的有机交集的万千世界最大限度的还原在目标语文化系统中并使其在它所根植的多元系统中发挥大致相等的效力的一种创造性行为。以上列举的这四种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学说，无一例外佐证了文学翻译再创造性的本质。
参考文献：
[1]褚雅芸.也谈典故翻译中的欠额补偿[J].中国翻译，2000（4）： 109
[2]胡曙中.英汉修辞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215
作者简介：
杨乐（1990.11.13～ ），女，汉族，籍贯陕西省澄城县，现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2013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与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