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一味求重而不顾及基本的正义，也会产生负面效应
　　
　　在犯罪形势严峻乃至恶化的情况下，或者基于政治需要，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对付犯罪时呈现反射性反应，严刑峻罚成为剿灭犯罪、拉下高飙的犯罪率的简单、实用和有效之策，对于人权的关照和错案的警惕也就程度不同被忽视了。唐代杜佑在《通典》中记述汉代尹赏办案，正是在犯罪率高飙形势下的应急反应，读来令人胆寒。
　　其中大意是说：尹赏担任长安市长之前，长安治安极坏，胡同里的青少年结伙杀害官吏，以此获得报酬。尹赏到长安上任，被授予职权，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便宜从事。尹赏一到长安，就采取了如下措施：
　　其一，整修长安监狱，但此种整修做法奇特，掘地挖一大坑，宽和深各有几丈，将其隔为几间，用大石板将其口封住，命名为“虎穴”。
　　其二，召集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等一干人，让他们举报长安城里没有正当职业、整天穿着鲜丽的衣服或者看起来凶恶的衣服、披铠甲、手持兵器的人，都一一登记造册，共计几百人。
　　其三，集中统一行动，集合长安官吏，集中数百车辆，分头出去依据名册抓人，抓到的人都被指控“通行饮食群盗”。
　　其四，尹赏亲自对抓到的人进行审查，每十个人中放掉一个，其余的人都依次关入虎穴，每个隔间关入百人，用大石板盖住。过几天打开一看，都你压我、我压你，死在里面。
　　其五，将尸体抬出，草草埋葬，将死者姓名公之于众，一百天后，才命令死者家属将尸体挖出，抬回自己的家。
　　这可以被看做汉代的“严打”了。与当代之“严打”一样，都是因为犯罪猖獗，社会秩序严重破坏，社会治安严重恶化，乃采取集中式、运动战的非常手段对重症下猛药。尹赏“严打”的流程也与现在一致：先摸底排队，确定搜捕对象，再集中统一行动，抓到人后施以严惩。只不过，与当代“严打”有所不同的是，汉代的严打毫无“规则”，在“一切便宜行事”的原则下，完全不顾案件实体与程序的公正与否，冤抑之事当然也就不会少了。
　　“严打”之“严”，与我国自古以来的“治乱世用重典”之说有关。对于重刑论，至今仍有遵奉者，其说时有耳闻。我国古代虽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讲求仁爱，但法家思想仍然影响巨大。唐代杜佑在《通典》中曾谈及我国古代治乱与刑罚轻重的关系，曾说：“历代盖治时少，罕遇轻刑；乱时久，多遭刑重。”以杜预所见，刑罚世轻世重，虽有轻刑、中刑和重刑之分，但实际上践行的多是重刑，特别是一到犯罪形势严峻，斧钺就沉重落下，刑罚之残酷就伴随着中国司法的历史了。
　　国家轻简刑章，惩罚太轻，犯罪人被轻纵，有些犯罪就因此蔓延，需要以重刑来矫正，因此有人引用荀子的话说：“代治则刑重，代乱则刑轻。所以治者，乃刑重。所以乱者，乃刑轻。欲求于治，必用重典。”不过，刑罚一味求重而不顾及基本的正义，也会产生负面效应。因此，杜佑认为“欲求于治，必用重典”的主张不过是一种偏见，不是适时通论。刑罚不那么严苛，民风淳朴，严刑峻罚会毒化社会风气，造成民众不重视他人的生命与自由。
　　从实用的角度看，尹赏的非常之举，可谓立竿见影。严酷的法外之刑和迅猛的收网行动收到使社会震恐、犯罪率短期骤降、社会秩序一时重归安定之效，但正如司马谈论法家的缺点，所谓刻薄寡恩，仁义不施，虽能收遏制犯罪一时之效，并不足以达致长治久安，时过境迁，犯罪率仍然会上升。针对犯罪主要原因解决好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才能有效消除犯罪的温床；提高犯罪案件的破案率，才能真正吓阻犯罪人，这就是古人所谓法不在重而在必行的道理。
　　尹赏之辈生前死后被称为“酷吏”，寻常百姓之家，父母借其名以吓阻小儿啼哭，此种无规则“严打”的社会，离“免于恐惧的自由”就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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