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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摘要：近代中国虽已远去，针对这段历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革命者从中看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而今革命者变成了执政者，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中国社会。但是中国近代史上，我们也不能够忽略中国资产阶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不是一部份人所说的那么黑暗。近代的中国资产阶级，他们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在困苦中引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
关键词：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
革命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因其本身受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双重压迫，具有革命性与妥协性双重性格，由此也就不可能有领导中国完成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任务的资格，其次也没有领导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其实，如果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去考察，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如果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看，他们或许不是政治上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领导阶级，但在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资产阶级一直是国内与国外联系的纽带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引领者和实践者。
在以前，我们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我们从传统上认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
其实，对于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进行的各种探索，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引领中国社会不断往前发展，正是中国资产阶级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心，引领社会、推动社会，并为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这样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急促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动，减少了震荡。
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我们所说的古代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阶层中，“士农工商”，商人往往被划为社会结构中的最底层，但是如果我们通读中国的经济史，商业史，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的商人阶层，具有聪明的大脑和超高的本领。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阶层在那时的社会中异常活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商人阶层具有与众不同的气质，具有宏观的思维，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芝麻小利，他们所要的是事业的成功，人生的意义，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所以自古以来中国的商人就有非常开阔的眼光。影响着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
正是因为一直以来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影响巨大，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受到致命的威胁，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而言，是一件恐惧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命脉的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
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国家的生产技术大幅变革，生产效率迅速提高，产能严重过剩，国内市场已经不能够满足生产的需要，急需开拓外部市场，而东方市场潜力巨大，帝国主义开始进入东方国家，侵略自源，输出工业产品。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也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开放本国的市场的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最底层中脱颖而出，沟通中外阶级，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绅商阶级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革。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一部分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一部分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但是这两者又有极大的不同，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阶层，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联系紧密，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 18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脱亚入欧。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份子。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这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作为依托。
说到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坚守改革，不到最后时候绝不轻言放弃，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挡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前倡导者，在中日甲午战争刚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的好处，就希望能够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来。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惟一出路就在于君主立宪制度，提出重构中国的政治架构。为此，张謇开始付出巨大努力，策划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仍然坚信只有君主立宪政体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积极参与各个活动倡导君主立宪。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制度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选择时，张謇开始放弃先前的君主立宪，开始说服满洲贵族接受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这双重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积极支持新的体制改革，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的中心地位，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在国际的地位大大提高。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发展，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明示、思想借鉴。
虽然有双重性，但在整个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依然是时代中心。因为这个阶级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是当时中国最活跃的阶级，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其先进性是其他阶级（包括农民阶级）所无法比拟的。历史事实证明：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确实显示了作为“时代中心”的才智和力量，起到了“时代中心”的作用。具体说来，首先，它是当时中国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前期发展的方向；其次，它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方案，组织和领导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斗争；第三，它建立了政党或类似政党的组织，从而把中国人民的斗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第四，它有一批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在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和进步性方面，比以往任何阶级都高明得多。
参考文献：
[1]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吴晓波：《浩荡两千年》，中信出版社。
作者简介：杨世恩，河南郑州人，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12级，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要：近代中国虽已远去，针对这段历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革命者从中看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而今革命者变成了执政者，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中国社会。但是中国近代史上，我们也不能够忽略中国资产阶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不是一部份人所说的那么黑暗。近代的中国资产阶级，他们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在困苦中引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
关键词：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
革命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因其本身受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双重压迫，具有革命性与妥协性双重性格，由此也就不可能有领导中国完成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任务的资格，其次也没有领导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其实，如果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去考察，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如果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看，他们或许不是政治上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领导阶级，但在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资产阶级一直是国内与国外联系的纽带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引领者和实践者。
在以前，我们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我们从传统上认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
其实，对于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进行的各种探索，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引领中国社会不断往前发展，正是中国资产阶级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心，引领社会、推动社会，并为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这样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急促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动，减少了震荡。
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我们所说的古代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阶层中，“士农工商”，商人往往被划为社会结构中的最底层，但是如果我们通读中国的经济史，商业史，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的商人阶层，具有聪明的大脑和超高的本领。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阶层在那时的社会中异常活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商人阶层具有与众不同的气质，具有宏观的思维，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芝麻小利，他们所要的是事业的成功，人生的意义，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所以自古以来中国的商人就有非常开阔的眼光。影响着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
正是因为一直以来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影响巨大，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受到致命的威胁，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而言，是一件恐惧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命脉的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
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国家的生产技术大幅变革，生产效率迅速提高，产能严重过剩，国内市场已经不能够满足生产的需要，急需开拓外部市场，而东方市场潜力巨大，帝国主义开始进入东方国家，侵略自源，输出工业产品。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也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开放本国的市场的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最底层中脱颖而出，沟通中外阶级，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绅商阶级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革。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一部分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一部分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但是这两者又有极大的不同，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阶层，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联系紧密，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 18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脱亚入欧。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份子。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这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作为依托。
说到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坚守改革，不到最后时候绝不轻言放弃，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挡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前倡导者，在中日甲午战争刚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的好处，就希望能够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来。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惟一出路就在于君主立宪制度，提出重构中国的政治架构。为此，张謇开始付出巨大努力，策划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仍然坚信只有君主立宪政体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积极参与各个活动倡导君主立宪。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制度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选择时，张謇开始放弃先前的君主立宪，开始说服满洲贵族接受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这双重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积极支持新的体制改革，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的中心地位，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在国际的地位大大提高。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发展，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明示、思想借鉴。
虽然有双重性，但在整个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依然是时代中心。因为这个阶级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是当时中国最活跃的阶级，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其先进性是其他阶级（包括农民阶级）所无法比拟的。历史事实证明：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确实显示了作为“时代中心”的才智和力量，起到了“时代中心”的作用。具体说来，首先，它是当时中国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前期发展的方向；其次，它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方案，组织和领导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斗争；第三，它建立了政党或类似政党的组织，从而把中国人民的斗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第四，它有一批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在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和进步性方面，比以往任何阶级都高明得多。
参考文献：
[1]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吴晓波：《浩荡两千年》，中信出版社。
作者简介：杨世恩，河南郑州人，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12级，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