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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认为我写得太多了。《祝勇作品系列》（东方出版社出版）20卷，差不多500万字，比有些作家一辈子的作品都多了。我笑言：托尔斯泰俄文版全集，多达100卷；索尔任尼琴，仅《红轮》一部小说，就多达20多卷、七八十册，2000多万字。与他们相比，我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还没有过半，只有五分之一吧。当然，这是玩笑，这玩笑不自量力—他们是大师，是黄河泰山，而我不过是混迹于黄河里的一条泥鳅，生长于泰山下的一泥土。
无论作品好或者不好，我相信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写作者成长的必经之路，犹如所有的呼喊与细雨、喧嚣与骚动，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哪一个新生儿，不是带着血污开始第一声啼哭的？哪一个生命，不是穿着开裆裤长大的？我们无法像剔掉肥肉那样准确无误地将自己生命中的幼稚时光剔除出去，既然如此，就不如坦然地接受和面对。我相信每个人的今天，都是由无数个规格各异、品质不同的往日共同奠定的。
有多少写作者，都在这个过程中掉队了。这让我想起中国的家长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不要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我想说，“孩子们的确没有输在起跑线上，但都输在终点了”。家长们只教会了孩子抢得先机，他们忘记了，比起点更重要的，是天长地久的坚持。
作品系列出版以后，有记者向我搜求励志故事，我对她忆苦思甜：20多年前的江南，冬天有雪，我告别初恋，孤家寡人，躲在简易的房子里，戴着手套写作，写出的字，比纽扣还大。为什么戴手套？因为屋子冷，手会被冻僵，根本无法写字，这道理很简单，不需要解释。为什么不开空调？她认真地发问。我无语，发现代沟竟是如此可怕，也感觉到你的刻薄无情。20多年前，哪来的空调？心中下意识涌起晋惠帝的豪言壮语：“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百姓肚子饿没米饭吃，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
很多年后，当年的女友给我发来短信，对我的坚持深表敬意。
其实我知道，不是坚持，是离不开。
有时我也在想，这样写下去，是否有意义？不是因为世界对写作的刻薄，而是陷入对写作意义的怀疑。艺术的创造，固然是向有尽岁月发出挑战的一种方式，只有通过这样的挑战，才能让脆弱的生命显示出应有的尊严。但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指望有什么事物能够不朽。所谓的永垂不朽都是骗人的，万物皆朽，这才是最高的真理。我知道，在并不久远的将来，我所写的一切，都将变成一堆废纸，像我的身体一样，烂在泥土里。将来的人们不需要它们，甚至，现在就已经不需要了。为了那个虚无的将来，值得以年华为赌注吗？
但每当我回到自己的书房，打开电脑，所有的怨怼就无影无踪了，就像对一个深爱的女人，每一次生气、争吵，最终只能增加自己的爱。我发现自己仍然是那样深爱着写作，从来都没有变节。哪怕是一瞬间的动摇，都让我深感羞愧。我相信，只要爱着，就有意义。譬如一位棋手，即使成为棋王的概率微乎其微，他对下棋的热情也丝毫不会减损。因为他不是爱棋王，而是爱下棋。
我把写作称为“一种寂寞而又诚实的生活”。农民种地也挣不到多少钱，但对于人类来说，种地无疑是伟大的，因为它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有人轻视他们，无非是因为劳动的辛苦、收入的微薄和身份的卑微，但种地的伟大，丝毫不因人们的轻视而抵消。人们可以忘记农民，却不能忘记吃饭。而吃饭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对农民劳作的认可甚至褒奖。一个一无所有却仍然受到尊重的人，才是真正的尊贵。
喜欢张炜说过的一句话：“写作者愿意把自己放在文字后面，这样交流起来更方便。他们有一支笔一张纸，通过它，彼此可以不太失望。”
写《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塞林格，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喜爱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写出一部伟大的著作，而是喜欢他的写作方式—他几乎是一个隐居者。这位在纽约公园大道长大的城市人，自从1952年开始，就辞别纽约，在纽约以北240英里的科尼什村住下来。他的传记作者斯拉文斯基说：“这座村落几乎不为外人所知。村里既没有中心或人来人往的活动场所，又没有商业区和工业区。”他选择此地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不被外人发现”。他真的像一个通缉犯一样悄悄潜伏下来，除了偶尔到小镇上购物，几乎从不露面，大部分时间躲在山上的房子里写作和沉思。
有时我会想起寺庙里描绘壁画的僧人，在洞窟里，看不到日落月升，只是手擎一根蜡烛，在所有人的注视之外，摸索着，默然无语地画下每一笔。不知多少年过去，他开门走下台阶，消失在日光照耀的世间。朝拜的人蜂拥进去，惊艳于壁画的精湛与美丽，却对他的存在一无所知。
但他什么也没有丢失。他把创造的快乐带走了，由自己独享。每一个创作者，内心都珍藏着一份独属于自己的秘密快乐。
生命一分一秒地消耗，唯有那些不断生成的文字让我不再焦虑，因为对我而言，笔下的文字与对你的消耗是等量的——我用去了多少岁月，就会留下多少文字。消耗得越多，也得到得越多。我们共同达成了这项“守衡定律”。你成了我支付给写作的一项成本，最可靠的回报，不是钱，而是那些越积越厚的文字。它们让我感到幸福和满足。
我终于明白了，自己对于写作的爱，不是为了来世的红利，而是为了此生的幸福。因此，对于岁月的消耗，我绝无怨言。
无论作品好或者不好，我相信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写作者成长的必经之路，犹如所有的呼喊与细雨、喧嚣与骚动，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哪一个新生儿，不是带着血污开始第一声啼哭的？哪一个生命，不是穿着开裆裤长大的？我们无法像剔掉肥肉那样准确无误地将自己生命中的幼稚时光剔除出去，既然如此，就不如坦然地接受和面对。我相信每个人的今天，都是由无数个规格各异、品质不同的往日共同奠定的。
有多少写作者，都在这个过程中掉队了。这让我想起中国的家长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不要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我想说，“孩子们的确没有输在起跑线上，但都输在终点了”。家长们只教会了孩子抢得先机，他们忘记了，比起点更重要的，是天长地久的坚持。
作品系列出版以后，有记者向我搜求励志故事，我对她忆苦思甜：20多年前的江南，冬天有雪，我告别初恋，孤家寡人，躲在简易的房子里，戴着手套写作，写出的字，比纽扣还大。为什么戴手套？因为屋子冷，手会被冻僵，根本无法写字，这道理很简单，不需要解释。为什么不开空调？她认真地发问。我无语，发现代沟竟是如此可怕，也感觉到你的刻薄无情。20多年前，哪来的空调？心中下意识涌起晋惠帝的豪言壮语：“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百姓肚子饿没米饭吃，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
很多年后，当年的女友给我发来短信，对我的坚持深表敬意。
其实我知道，不是坚持，是离不开。
有时我也在想，这样写下去，是否有意义？不是因为世界对写作的刻薄，而是陷入对写作意义的怀疑。艺术的创造，固然是向有尽岁月发出挑战的一种方式，只有通过这样的挑战，才能让脆弱的生命显示出应有的尊严。但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指望有什么事物能够不朽。所谓的永垂不朽都是骗人的，万物皆朽，这才是最高的真理。我知道，在并不久远的将来，我所写的一切，都将变成一堆废纸，像我的身体一样，烂在泥土里。将来的人们不需要它们，甚至，现在就已经不需要了。为了那个虚无的将来，值得以年华为赌注吗？
但每当我回到自己的书房，打开电脑，所有的怨怼就无影无踪了，就像对一个深爱的女人，每一次生气、争吵，最终只能增加自己的爱。我发现自己仍然是那样深爱着写作，从来都没有变节。哪怕是一瞬间的动摇，都让我深感羞愧。我相信，只要爱着，就有意义。譬如一位棋手，即使成为棋王的概率微乎其微，他对下棋的热情也丝毫不会减损。因为他不是爱棋王，而是爱下棋。
我把写作称为“一种寂寞而又诚实的生活”。农民种地也挣不到多少钱，但对于人类来说，种地无疑是伟大的，因为它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有人轻视他们，无非是因为劳动的辛苦、收入的微薄和身份的卑微，但种地的伟大，丝毫不因人们的轻视而抵消。人们可以忘记农民，却不能忘记吃饭。而吃饭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对农民劳作的认可甚至褒奖。一个一无所有却仍然受到尊重的人，才是真正的尊贵。
喜欢张炜说过的一句话：“写作者愿意把自己放在文字后面，这样交流起来更方便。他们有一支笔一张纸，通过它，彼此可以不太失望。”
写《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塞林格，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喜爱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写出一部伟大的著作，而是喜欢他的写作方式—他几乎是一个隐居者。这位在纽约公园大道长大的城市人，自从1952年开始，就辞别纽约，在纽约以北240英里的科尼什村住下来。他的传记作者斯拉文斯基说：“这座村落几乎不为外人所知。村里既没有中心或人来人往的活动场所，又没有商业区和工业区。”他选择此地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不被外人发现”。他真的像一个通缉犯一样悄悄潜伏下来，除了偶尔到小镇上购物，几乎从不露面，大部分时间躲在山上的房子里写作和沉思。
有时我会想起寺庙里描绘壁画的僧人，在洞窟里，看不到日落月升，只是手擎一根蜡烛，在所有人的注视之外，摸索着，默然无语地画下每一笔。不知多少年过去，他开门走下台阶，消失在日光照耀的世间。朝拜的人蜂拥进去，惊艳于壁画的精湛与美丽，却对他的存在一无所知。
但他什么也没有丢失。他把创造的快乐带走了，由自己独享。每一个创作者，内心都珍藏着一份独属于自己的秘密快乐。
生命一分一秒地消耗，唯有那些不断生成的文字让我不再焦虑，因为对我而言，笔下的文字与对你的消耗是等量的——我用去了多少岁月，就会留下多少文字。消耗得越多，也得到得越多。我们共同达成了这项“守衡定律”。你成了我支付给写作的一项成本，最可靠的回报，不是钱，而是那些越积越厚的文字。它们让我感到幸福和满足。
我终于明白了，自己对于写作的爱，不是为了来世的红利，而是为了此生的幸福。因此，对于岁月的消耗，我绝无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