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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发展的高峰，而且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商业发展的高峰。这一时期，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社会经济形态急剧变化的时期，社会分工和商品流通逐步扩大，产品流入市场日益增多，出现了较之商周更加专门化的商业与商人，民间私商应运而生，货币也在此时用于商业流通。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升。
一、先秦时期商业发展略述
中国的商业萌芽是很早的。《洪范》八政：“一曰食物，二曰货……”，《汉书·食货志》解释：“‘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洪范》上把食、货并列，可见历史上早期的时候商业已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易·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描述的是神农氏时的商品交换的大致情形。到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时，部落贵族已经把通过控制氏族之间的交换，来作为他们聚敛财富的手段，而取夏而代之的商朝之祖即发迹于这一交换行为，商人的祖先注重商业与贩运贸易，《诗·商颂·长发》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据据《竹书纪年》记载：“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周书·洒诰》也记载商人祖先王亥“肇牵车牛远服贾，以孝厥父母”，指王亥牵牛驾车到远方进行交易。在商代，专门从事商业交换的人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交换已经成为了一种专门的行业，商业成为社会上必不可少的一种社会分工。到西周时，农村公社制度下，尽管商品交换还比较落后，但它毕竟已经产生，并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门。商周时期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工商业管理制度---工商食官。
二、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主要表現
春秋战国之际，商业活动显著发展起来，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著名商人，他们的经济活动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促使了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这时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商人为诸侯国高官。春秋时期，周天子式微，诸侯都想称王称霸，但囿于传统的伦理道德束缚，诸侯表面上还必须尊天子为首，政治上不敢有过于出格的行为，而商业可以迅速聚集财货，因此各诸侯都采取各种政策鼓励商业发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任命商人为官，从商人的角度说即“商而优则仕”，比如，春秋时期齐国辅佐齐桓公创立霸业的管仲，为相之前经商为生，他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以及“趋利避害”的商业原则，据《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为等管仲来齐国，“……三衅三浴之。桓公亲迎于郊，而与坐而问焉。遂以为相。”
2.诸子百家以及史学家对春秋时期商人的赞扬。比如被誉为“中华儒商之祖”的子贡，《仲尼弟子列传》称之为“七十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为孔子与其门徒的周游列国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历史上多用“端木遗风”来表经商致富之人，即源于此。孔子对子贡也是赞不绝口，孔子称赞子贡为“瑚琏”（古代宗庙中盛生黍的祭器，常用来比喻有立朝执政才能的人），是对子贡能力的肯定。。《史记·货殖列传》共记载了十七个人的经商活动，将子贡列在第二。传载：“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
3.执政者与大商业、大富豪的密切关系，商人参与高端政治、军事活动。工商食官制度下，商人对国家、诸侯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不仅出现了管仲这种由大商人转为大政治家的现象，甚至执政者对商人也有所依赖，不为官的商人也参与到国家政治之中。春秋时期，还有两则关于商人的故事。一是公元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到周去作生意，路遇偷袭郑国的秦师，他用皮革和十二头牛，假托君命犒劳秦师。秦人认为偷袭消息已经泄漏，便将军队撤回。另一则是公元前597年，秦、楚间的邲时，曾经准备之战中，晋国大夫荀莹被楚所俘。郑国商人到楚国经商把囚在楚国的晋大夫荀莹秘密置于货车中营救出来。
4.社会各阶层出于对财富的追求而经商逐渐成为一个商人。西周时代，“工商食官”，商业纯为大小领主服务，而到了春秋时期，商业自由发展和繁荣的程度，为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所罕见。这时候，旧的政治格局瓦解，阻碍商业发展的绳索解除，而新的统一的政治局面尚未形成，故商业能在自由度很大的空间里发展。这时期，在“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商君书·外内》）的社会风气下，各阶层的人纷纷投身商业经营。商人经营的必要条件是人身自由，他们四处游走，不受严格等级的限制，同各种阶层发生联系。春秋战国进期，人们看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货殖列传》）的社会现实，许多人开始“离制而背本”，事商贾，为技艺，从而打破了原来“四民不杂处”，“不知迁业”，“安其俗，乐其业”的状况。商人不是一个固定的阶层，它具有流动性和广泛的容纳性，这就决定了商人构成的多元化。春秋战国时期，除原有的官商外，不少贵族一改昔日贱商的传统，走上逐利之路， ，农民亦因从土地上游离出来，加入商人队伍。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各阶层从商已成为较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各阶层对商人的认可比较高。
5.春秋时期各国的商业发展和保护的相关政策，也体现出了商人作为“国人”的社会地位。当时的春秋各国并不见后世那种“重农抑商”的政策。相反，各国对于工商业的发展都持一种积极的态度。逸周书·大匡》载，周王颁布法令告四方“旅游旁生忻通，津济道宿，所至如归”。晋文公在晋国也实行了促进商业发展的措施，“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同时对“工商食官”制度作了整顿。
一、先秦时期商业发展略述
中国的商业萌芽是很早的。《洪范》八政：“一曰食物，二曰货……”，《汉书·食货志》解释：“‘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洪范》上把食、货并列，可见历史上早期的时候商业已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易·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描述的是神农氏时的商品交换的大致情形。到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时，部落贵族已经把通过控制氏族之间的交换，来作为他们聚敛财富的手段，而取夏而代之的商朝之祖即发迹于这一交换行为，商人的祖先注重商业与贩运贸易，《诗·商颂·长发》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据据《竹书纪年》记载：“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周书·洒诰》也记载商人祖先王亥“肇牵车牛远服贾，以孝厥父母”，指王亥牵牛驾车到远方进行交易。在商代，专门从事商业交换的人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交换已经成为了一种专门的行业，商业成为社会上必不可少的一种社会分工。到西周时，农村公社制度下，尽管商品交换还比较落后，但它毕竟已经产生，并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门。商周时期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工商业管理制度---工商食官。
二、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主要表現
春秋战国之际，商业活动显著发展起来，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著名商人，他们的经济活动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促使了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这时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商人为诸侯国高官。春秋时期，周天子式微，诸侯都想称王称霸，但囿于传统的伦理道德束缚，诸侯表面上还必须尊天子为首，政治上不敢有过于出格的行为，而商业可以迅速聚集财货，因此各诸侯都采取各种政策鼓励商业发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任命商人为官，从商人的角度说即“商而优则仕”，比如，春秋时期齐国辅佐齐桓公创立霸业的管仲，为相之前经商为生，他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以及“趋利避害”的商业原则，据《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为等管仲来齐国，“……三衅三浴之。桓公亲迎于郊，而与坐而问焉。遂以为相。”
2.诸子百家以及史学家对春秋时期商人的赞扬。比如被誉为“中华儒商之祖”的子贡，《仲尼弟子列传》称之为“七十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为孔子与其门徒的周游列国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历史上多用“端木遗风”来表经商致富之人，即源于此。孔子对子贡也是赞不绝口，孔子称赞子贡为“瑚琏”（古代宗庙中盛生黍的祭器，常用来比喻有立朝执政才能的人），是对子贡能力的肯定。。《史记·货殖列传》共记载了十七个人的经商活动，将子贡列在第二。传载：“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
3.执政者与大商业、大富豪的密切关系，商人参与高端政治、军事活动。工商食官制度下，商人对国家、诸侯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不仅出现了管仲这种由大商人转为大政治家的现象，甚至执政者对商人也有所依赖，不为官的商人也参与到国家政治之中。春秋时期，还有两则关于商人的故事。一是公元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到周去作生意，路遇偷袭郑国的秦师，他用皮革和十二头牛，假托君命犒劳秦师。秦人认为偷袭消息已经泄漏，便将军队撤回。另一则是公元前597年，秦、楚间的邲时，曾经准备之战中，晋国大夫荀莹被楚所俘。郑国商人到楚国经商把囚在楚国的晋大夫荀莹秘密置于货车中营救出来。
4.社会各阶层出于对财富的追求而经商逐渐成为一个商人。西周时代，“工商食官”，商业纯为大小领主服务，而到了春秋时期，商业自由发展和繁荣的程度，为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所罕见。这时候，旧的政治格局瓦解，阻碍商业发展的绳索解除，而新的统一的政治局面尚未形成，故商业能在自由度很大的空间里发展。这时期，在“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商君书·外内》）的社会风气下，各阶层的人纷纷投身商业经营。商人经营的必要条件是人身自由，他们四处游走，不受严格等级的限制，同各种阶层发生联系。春秋战国进期，人们看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货殖列传》）的社会现实，许多人开始“离制而背本”，事商贾，为技艺，从而打破了原来“四民不杂处”，“不知迁业”，“安其俗，乐其业”的状况。商人不是一个固定的阶层，它具有流动性和广泛的容纳性，这就决定了商人构成的多元化。春秋战国时期，除原有的官商外，不少贵族一改昔日贱商的传统，走上逐利之路， ，农民亦因从土地上游离出来，加入商人队伍。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各阶层从商已成为较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各阶层对商人的认可比较高。
5.春秋时期各国的商业发展和保护的相关政策，也体现出了商人作为“国人”的社会地位。当时的春秋各国并不见后世那种“重农抑商”的政策。相反，各国对于工商业的发展都持一种积极的态度。逸周书·大匡》载，周王颁布法令告四方“旅游旁生忻通，津济道宿，所至如归”。晋文公在晋国也实行了促进商业发展的措施，“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同时对“工商食官”制度作了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