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塔里木盆地旅行，无从谈及膳食之道，路途所经绿洲村舍都是些平民之家，待客虽然十分热情，但家中的食品却很匮乏，常常只能以馕待客。
　　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了单一的食性，时常会怀揣一只馕走完一程路，粗略估算，所吃的馕能装满一架毛驴车，我相信只要继续走下去，前路上受馈的食品依旧会是馕。
　　我吃过的馕就其形状和味道来说不下十余种，但至今我不敢说已经遍尝馕的滋味，我可能忽略了进食千百只馕的感受，细想起来，那些出自不同人家的馕是饶有不同的。
　　后来，我在新疆博物馆内，得见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唐代古墓中出土的馕，才知道馕在古代已成为当地居民喜食的主要食品，而在中原则被称为“胡饼”。这一称谓大概可以追溯到汉代，当时中原人称北方少数民族为胡人，“胡饼”一词即缘此而生。
　　
　　阿依努尔用小柴棍敲打着库麦其饼，尽量将上面的沙粒敲掉，虽然入口时仍不免嚼食到细小的沙粒，但带有胡杨木炭和沙尘气味的库麦其饼别具一番涩香。
　　库麦其饼最早可能出现于人类进入初始的农耕时期。在没有烹饪工具的古代，人们曾以炙烤肉食为主，逐渐过渡到以植物的根茎及籽种作为食品，并掌握将籽种研磨成粉制成烤饼的技术，沙烤库麦其饼也许是流传至今最古老的烤饼方式。达里雅博依人以四百年的历史承接了上万年前的饮食文化，让我看到了悠长历史中生活场景的再现；欣喜、悲哀一时俱来，竟无所适从。
　　胡饼与烧饼同为西域传入的烤制食品，既然与烧饼有别，并又普遍为人当作主食，应该是烤制成的素饼，即今天新疆少数民族日常的主食“馕”。
　　馕的制作看似简单，实际上从制作炉灶到烤制成馕，是要经过既费事且讲究的制作工序。先是要在平坦的地方用潮湿的沙土拍打出一具模型，形状如倒扣在地的水缸，馕炉的大小根据需要酌定。然后，将碾成细末的硝碱按比例与粘土混合，揉成泥团备用。模具上泥时由四周底围开始，底边留有一处通风口，由下而上，采取敷贴方式细心墁抹。硝碱的厚薄适中均匀，硝碱超厚，烤制的馕会外煳里生，反之，烤出的馕十分干硬。馕炉顶部留有圆形炉口，硝碱贴毕以沙土围护，以馕炉为中心，垒筑一个方形土台，待稍干后，由通风口及炉口将沙土模具掏尽。
　　烤馕时将炉内干柴烧至成火炭，炉壁上均匀喷洒盐水，适温将馕面贴于炉壁，通常馕炉烘烧一次可以烤制出70千克馕。
　　走在乡间，常看到几户人家的主妇聚在馕炉前。此刻，一座馕炉便成为沟通邻里情感的场所，同时，又能节省不少木柴。
　　人们常年食用的是那种淡味的素馕。我曾细心观察过烤制过程，制作这种馕时，用手将馕面四周拍打出隆起的轮廓，然后用一种叫“推克库其”的炊具在面饼上戳印出带有花纹的气孔，密布的气孔使贴在炉壁上的馕受热均匀，不使其产生气泡，烤熟时也便于揭取，而留在馕上的花纹，又增添了几分美感。
　　各种式样的馕在生活中也有不同用途，细分起来，有家用馕、商品馕、待客馕、旅行馕。系列化的馕不仅表现馕的实用性，也反映出新疆少数民族传统的习俗。
　　在新疆，与馕食品密切关联的是茶。兴盛于唐代的茶马贸易历时千余载，形成了少数民族以茶水佐食馕的生活习惯。而在此之前，新疆土著人尚有以药茶佐餐的习俗。药茶主要的构成原料有茯茶、桂花、桂尖、胡椒、茴香、姜、罗马茴香、荜拨、西红花籽等，至今，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田县仍保留以药茶佐馕的原始饮食习俗。
　　
　　从唐代墓葬出土的实物推算，馕的制作至少有千年以上的历史，饮食文化的传承不仅与新疆少数民族饮食习惯相连，也和当地的农作物种植有直接的关系。以往在罗布泊地区考古发现，至迟在距今四千年前的新疆东部地区，已有纯一的普通小麦和普通、圆锥小麦群存在，有关专家认为，小麦有可能最早在新疆种植，但由于干旱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影响，以及原始的种植方式，小麦的种植面积和单产量都受到限制。两汉至魏晋时都致力在楼兰地区屯田，但一直都未摆脱人、畜粮草定量供应的窘境。
　　至今，在塔里木盆地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有人随意丢弃一块馕，都会遭到上至老人下至孩童的谴责，这是自有胡饼以来一直伴随着人们的传统道德规范。
　　环塔里木盆地旅行，钱多无益，即使囊中羞涩，途经之处，总会有馕相待。我倏然想起走在路上的我——四顾茫然，一饱足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