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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仲虬先生，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澳门归侨总会会长，其父梁披云是澳门知名爱国人士、澳门社会活动家、当代著名诗人。曾在辽宁工作过整整24年时间，為鞍钢的发展建设做出了贡献。时至今日，梁老仍在关心着辽宁的发展以及辽宁与澳门两地的友好交流。
——编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我18岁，从澳门来到伟大祖国首都北京求学。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正在准备考大学的我毅然决然选择参军保家卫国。此后，我进入了军干校，跟着苏联专家学习俄语。我一直希望能上战场，为国尽忠，为此学习之余，刻苦锻炼身体，曾在东北师范大学校运动会上，打破了400米障碍赛项目的纪录。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被分配到鞍山钢铁设计院工作，教授俄语课程。1953年，正值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在鞍钢和苏联专家一起为祖国和辽宁的发展建设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文革”结束后，我举家迁往澳门。我在辽宁生活了整整24年，我把我的青春留在了这里，辽宁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
从1977年起，我开始了自己的商旅生涯。先搞技术引进，如帮助美国UTI公司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帮助英国公司在北京办展览等，此后开始做钢材贸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商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在家中，我是长子，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父亲的爱国思想、傲气凛然的民族情节，以及重情重义、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都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父亲在立业方面的言传身教同样让我受益匪浅。
当我初涉商界之时，我的叔父梁灵光正在广东省担任要职。在很多人看来，这层关系对我的事业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助。但我从来没有因为生意上的事情找过叔父。这也是我们梁家的家风使然。
当时在澳门建筑市场上，60%的钢材都是由我们公司提供的。当遇到某些建筑商资金有困难时，我总是会毫不犹豫地赊账给他们，这样日积月累，因此公司的坏账也特别多。但我至今对自己当年此举，仍然无怨无悔。助人为乐与我早年在辽宁的生活经历有关。当时大家的生活水平都不高，邻居做点好吃的，都会喊上大家一起共享。这些年来，我见证了辽宁的建设与发展。我喜欢东北，辽宁也是最讲人情味的地方，这么多年过去了，辽宁省侨联的老朋友还常与我通话，让我很受感动。
2002年，我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着重介绍了澳门回归两年多来的新面貌。通过回归两年多的实践，澳门同胞深刻感受到“一国两制”的活力，尝到“一国两制”的甜头。澳门社会稳定，治安状况根本好转，人们现在夜晚可以安心出街了。百姓安居乐业。澳门整体经济走出谷底，呈现增长态势。近期的赌权开放，进一步明确了“舞照跳、马照跑、赌照开”的澳门原有生活方式不变，而且旅游博彩业的优化，为澳门经济结构调整带来新机遇。
澳门回归祖国20年，在区域乃至国际的形象有了很大提高。澳门在继续保持与欧盟、葡语国家密切联系的同时，在经济、文化、民间交往等领域，加强了与周边及其他地区的联系。在外交方面，澳门分享了祖国的伟大荣誉和尊严，参与国际事务。一些国际性的会议也相继在澳门召开。
“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在施政方针上，特别行政区政府有极大的独立性、自主性，也能切合澳门实际。与此同时，澳门居民也充分享受了基本法所规定的言论、新闻、结社、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权利和自由。澳门同胞真正享受“一国两制”的好处，更加积极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作为澳门人，我们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
“一国两制”带给澳门的变化，可以归纳为四句话：澳门同胞当家作主;国际形象大为提高;经济出现持续增长;治安情况根本好转。现在的澳门，最好的发展方式就是有祖国做后盾，和大湾区一起成长。我们对新特首抱有很大希望，看到了不满足于现状的上进心和奋进精神。
关于澳门与辽宁今后的互动发展，我有三点想法：一、澳门最大的优势之一是与葡语国家的联系，可以在与辽宁的互动中，更好的促进与葡语国家的交流;二、澳门的另一个特点是旅游业，澳门特殊的历史地位，可以吸引更多人来这里旅游;三、澳门的中医药也很有名，澳门政府也很重视中医药的发展，产业适度多元，我认为在这一方面也可以增加两地的交流与互动。
最后，衷心希望澳门与辽宁的明天更好，能够一起携手实现我们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
——编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我18岁，从澳门来到伟大祖国首都北京求学。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正在准备考大学的我毅然决然选择参军保家卫国。此后，我进入了军干校，跟着苏联专家学习俄语。我一直希望能上战场，为国尽忠，为此学习之余，刻苦锻炼身体，曾在东北师范大学校运动会上，打破了400米障碍赛项目的纪录。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被分配到鞍山钢铁设计院工作，教授俄语课程。1953年，正值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在鞍钢和苏联专家一起为祖国和辽宁的发展建设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文革”结束后，我举家迁往澳门。我在辽宁生活了整整24年，我把我的青春留在了这里，辽宁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
从1977年起，我开始了自己的商旅生涯。先搞技术引进，如帮助美国UTI公司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帮助英国公司在北京办展览等，此后开始做钢材贸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商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在家中，我是长子，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父亲的爱国思想、傲气凛然的民族情节，以及重情重义、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都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父亲在立业方面的言传身教同样让我受益匪浅。
当我初涉商界之时，我的叔父梁灵光正在广东省担任要职。在很多人看来，这层关系对我的事业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助。但我从来没有因为生意上的事情找过叔父。这也是我们梁家的家风使然。
当时在澳门建筑市场上，60%的钢材都是由我们公司提供的。当遇到某些建筑商资金有困难时，我总是会毫不犹豫地赊账给他们，这样日积月累，因此公司的坏账也特别多。但我至今对自己当年此举，仍然无怨无悔。助人为乐与我早年在辽宁的生活经历有关。当时大家的生活水平都不高，邻居做点好吃的，都会喊上大家一起共享。这些年来，我见证了辽宁的建设与发展。我喜欢东北，辽宁也是最讲人情味的地方，这么多年过去了，辽宁省侨联的老朋友还常与我通话，让我很受感动。
2002年，我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着重介绍了澳门回归两年多来的新面貌。通过回归两年多的实践，澳门同胞深刻感受到“一国两制”的活力，尝到“一国两制”的甜头。澳门社会稳定，治安状况根本好转，人们现在夜晚可以安心出街了。百姓安居乐业。澳门整体经济走出谷底，呈现增长态势。近期的赌权开放，进一步明确了“舞照跳、马照跑、赌照开”的澳门原有生活方式不变，而且旅游博彩业的优化，为澳门经济结构调整带来新机遇。
澳门回归祖国20年，在区域乃至国际的形象有了很大提高。澳门在继续保持与欧盟、葡语国家密切联系的同时，在经济、文化、民间交往等领域，加强了与周边及其他地区的联系。在外交方面，澳门分享了祖国的伟大荣誉和尊严，参与国际事务。一些国际性的会议也相继在澳门召开。
“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在施政方针上，特别行政区政府有极大的独立性、自主性，也能切合澳门实际。与此同时，澳门居民也充分享受了基本法所规定的言论、新闻、结社、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权利和自由。澳门同胞真正享受“一国两制”的好处，更加积极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作为澳门人，我们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
“一国两制”带给澳门的变化，可以归纳为四句话：澳门同胞当家作主;国际形象大为提高;经济出现持续增长;治安情况根本好转。现在的澳门，最好的发展方式就是有祖国做后盾，和大湾区一起成长。我们对新特首抱有很大希望，看到了不满足于现状的上进心和奋进精神。
关于澳门与辽宁今后的互动发展，我有三点想法：一、澳门最大的优势之一是与葡语国家的联系，可以在与辽宁的互动中，更好的促进与葡语国家的交流;二、澳门的另一个特点是旅游业，澳门特殊的历史地位，可以吸引更多人来这里旅游;三、澳门的中医药也很有名，澳门政府也很重视中医药的发展，产业适度多元，我认为在这一方面也可以增加两地的交流与互动。
最后，衷心希望澳门与辽宁的明天更好，能够一起携手实现我们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