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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在对我国R&D投入区域差异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就引起这一差异的影响因子提出一个假说，并对该假说进行了检验，认为对区域R&D投入做出正向贡献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竞争程度及人力资本投入。
关键词：R&D投入;区域差异;市场竞争程度;人力资本投入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6-0038-03
1．引言
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最早由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但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经济增长理论家才将这一因素内生于经济增长模型中。阿罗（Arrow，1962）和谢辛斯基（Sheshinski,1967）首先将技术进步作为资本积累的副产品，通过产生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效应和知识的外溢来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其后，罗默（Romer,1986）继承了阿罗的干中学的概念，提出了一个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知识溢出模型，用技术外部性或知识的溢出来解释经济增长。卢卡斯（Lucas，1988）则沿用了乌沙华（Uzawa，1965）的模型机理，用人力资本解释长期经济增长。
但是，以上模型解释了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却没有引进技术变迁的理论，技术的进步仍然不是技术创新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技术投资、主动技术创新的结果。针对以上理论的不足，R&D模型应运而生。在R&D模型中，技术进步是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主动进行的经济活动，即R&D投入和一种R&D生产。R&D模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水平创新模型（Horizontal Innovation Model）,即增加产品种类的R&D模型，另一类是垂直创新模型（Vertical Innovation Model）即改进产品质量的R&D模型。前者如罗默（1990）、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Grossman & Helpman，1991）、琼斯（Jones，1995）以及巴罗和萨伊马丁（Barro & Sala-i- Martin，1995）等。后者包括阿洪和豪威特（Aghion & Howitt，1992）的R&D竞争模型，西格斯托姆（Segerstrom，1990）的专利竞争模型，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Grossman & Helpman，1991)的质量阶梯模型等。学者们较一致的观点是，R&D投入能带来技术进步，产生正的社会外部性，并诱发经济制度变迁。
我国学者对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R&D）的讨论，主要集中在R&D发展与经济增长、R&D发展的地区技术创新体系构建与形成两个方面。钟宝国等（2007）R&D投资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研发投资投入的增多我国GDP呈现平稳上升态势，微观企业在研发投资方面有较强的动力，但缺乏资金的支持。许冶、周寄中（2007）对我国政府公共R&D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发现，二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苏素（2007）、邓海斌（2006）分别从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角度论述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R&D、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关系。而林毅夫（2004）却认为，R&D投资尽管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但却违背中国的比较优势，以技术模仿、引进与吸收为主的战略政策才是符合中国比较优势原则的正确选择。赵喜仓等（2003）对2000年我国R&D现状进行了地区比较分析，对如何进一步优化R&D资源配置效率、协调R&D资源地区差异提出了政策建议。覃成林（2002）从投入与产出两个方面分析了区域R&D产业的发展差异，认为尽管各区域对R&D产业发展都高度重视，但中部地区的产出效率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而且投入小的区域其产出效率却比较高。胡鞍钢、熊义志（2000）认为欠发达西部地区要摆托低水平均衡陷阱，必须依靠知识技术进步，充分利用R&D知识溢出效应，而地方政府必须成为缩小R&D差距方的主要组织者、推动者和服务者。
尽管以上对我国R&D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但却主要集中在以R&D的地区差异来解释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及创新能力的差异，而却未对R&D投入地区差异的原因进行系统的分析。本文拟在对我国R&D投入区域差异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就引起这一差异的影响因子提出一个假说，并对假说进行检验，以期对我国R&D投入区域差异给出解释。
2.我国R&D投入的地区差异
从1998~2005年8年间各区域R&D经费投入总量、均值及发展变化趋势来看，全国R&D经费投入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2.1 R&D投入总量、省均值、省均年值按东、中、西依次下降
8年间，全国31个省（市、区）R&D经费投入共10 284.8亿元，年均投入1 285.6亿元（表1），省均投入331.77亿元，省均年投入41.47亿元。其中东部地区投入7 231.1亿元，省均年投入82.17亿元；中部地区投入1 594.4亿元，省均年投入24.91亿元；西部地区投入1 455.3亿元，省均年投入15.16亿元。年均投入值和省均年投入值中部地区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22.05%和30.32%，西部地区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20.13%和18.45%。
2.2 东、中、西各省R&D投入占全国的比重基本上依次排在前、中、后十位
按1998~2005年各省R&D投入年平均值占全国的比重排序，东部11个省市区中，有7个排在前10位（表1），依次为北京、广东、江苏、上海、山东、辽宁和浙江，其余依次为西部的四川、陕西和中部的湖北；中部地区的8个省中，除湖北和江西外的6个省排在11到20位之间，另外4个分别为东部的天津、河北、福建和西部的重庆；西部地区的12个省市区中，除四川、陕西、重庆外的9个省区全部排在21至31位。
2.3 各年份R&D投入的份额表现出东部持续上升，中、西部持续下降的趋势
从1998年到2005年，东部地区的R&D投入增长了4.63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8.01%，这种高速增长使其在全国的份额从64.78%快速上升到72.40%（表2），上升近8个百分点；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同期分别只增长了3.22倍和2.68倍，增长率分别为22.83%和20.44%，应该说增速不能算慢，但由于基数小，且增速相对东部较低，从而使其份额分别从17.75%和17.47%下降到14.86%和12.74%，合计约下降8个百分点。
3.假说、数据、模型及结果
3.1 假说
一个地区的R&D投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区域整体的角度看，这些因素主要包括：（1）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或整体经济实力，这是影响R&D投入的基础性因素。可以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或经济实力越强的地区，其R&D也越大，占GDP的比重越高。（2）市场竞争程度。市场竞争为企业的R&D投入提供了原动力，按照经济学理论的一般解释，市场竞争程度越高的行业或地区，其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也越高。（3）地方政府对R&D活动的重视程度。地方政府重视程度涉及政府对R&D投入主体的资助力度及所制定的政策对R&D投入主体的激励程度，一般可认为，政府对R&D投入重视程度越高，当地该投入强度越大。（4）人力资本投入。R&D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力资本投入是形成人力资本存量的主要手段，人力资本投入越大，R&D活动也应该越活跃。基于此，我们给出了一个假说，即一个地区的R&D投入由以上因子决定，区域之间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导致了R&D投入的差异。
关键词：R&D投入;区域差异;市场竞争程度;人力资本投入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6-0038-03
1．引言
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最早由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但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经济增长理论家才将这一因素内生于经济增长模型中。阿罗（Arrow，1962）和谢辛斯基（Sheshinski,1967）首先将技术进步作为资本积累的副产品，通过产生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效应和知识的外溢来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其后，罗默（Romer,1986）继承了阿罗的干中学的概念，提出了一个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知识溢出模型，用技术外部性或知识的溢出来解释经济增长。卢卡斯（Lucas，1988）则沿用了乌沙华（Uzawa，1965）的模型机理，用人力资本解释长期经济增长。
但是，以上模型解释了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却没有引进技术变迁的理论，技术的进步仍然不是技术创新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技术投资、主动技术创新的结果。针对以上理论的不足，R&D模型应运而生。在R&D模型中，技术进步是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主动进行的经济活动，即R&D投入和一种R&D生产。R&D模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水平创新模型（Horizontal Innovation Model）,即增加产品种类的R&D模型，另一类是垂直创新模型（Vertical Innovation Model）即改进产品质量的R&D模型。前者如罗默（1990）、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Grossman & Helpman，1991）、琼斯（Jones，1995）以及巴罗和萨伊马丁（Barro & Sala-i- Martin，1995）等。后者包括阿洪和豪威特（Aghion & Howitt，1992）的R&D竞争模型，西格斯托姆（Segerstrom，1990）的专利竞争模型，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Grossman & Helpman，1991)的质量阶梯模型等。学者们较一致的观点是，R&D投入能带来技术进步，产生正的社会外部性，并诱发经济制度变迁。
我国学者对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R&D）的讨论，主要集中在R&D发展与经济增长、R&D发展的地区技术创新体系构建与形成两个方面。钟宝国等（2007）R&D投资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研发投资投入的增多我国GDP呈现平稳上升态势，微观企业在研发投资方面有较强的动力，但缺乏资金的支持。许冶、周寄中（2007）对我国政府公共R&D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发现，二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苏素（2007）、邓海斌（2006）分别从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角度论述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R&D、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关系。而林毅夫（2004）却认为，R&D投资尽管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但却违背中国的比较优势，以技术模仿、引进与吸收为主的战略政策才是符合中国比较优势原则的正确选择。赵喜仓等（2003）对2000年我国R&D现状进行了地区比较分析，对如何进一步优化R&D资源配置效率、协调R&D资源地区差异提出了政策建议。覃成林（2002）从投入与产出两个方面分析了区域R&D产业的发展差异，认为尽管各区域对R&D产业发展都高度重视，但中部地区的产出效率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而且投入小的区域其产出效率却比较高。胡鞍钢、熊义志（2000）认为欠发达西部地区要摆托低水平均衡陷阱，必须依靠知识技术进步，充分利用R&D知识溢出效应，而地方政府必须成为缩小R&D差距方的主要组织者、推动者和服务者。
尽管以上对我国R&D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但却主要集中在以R&D的地区差异来解释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及创新能力的差异，而却未对R&D投入地区差异的原因进行系统的分析。本文拟在对我国R&D投入区域差异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就引起这一差异的影响因子提出一个假说，并对假说进行检验，以期对我国R&D投入区域差异给出解释。
2.我国R&D投入的地区差异
从1998~2005年8年间各区域R&D经费投入总量、均值及发展变化趋势来看，全国R&D经费投入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2.1 R&D投入总量、省均值、省均年值按东、中、西依次下降
8年间，全国31个省（市、区）R&D经费投入共10 284.8亿元，年均投入1 285.6亿元（表1），省均投入331.77亿元，省均年投入41.47亿元。其中东部地区投入7 231.1亿元，省均年投入82.17亿元；中部地区投入1 594.4亿元，省均年投入24.91亿元；西部地区投入1 455.3亿元，省均年投入15.16亿元。年均投入值和省均年投入值中部地区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22.05%和30.32%，西部地区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20.13%和18.45%。
2.2 东、中、西各省R&D投入占全国的比重基本上依次排在前、中、后十位
按1998~2005年各省R&D投入年平均值占全国的比重排序，东部11个省市区中，有7个排在前10位（表1），依次为北京、广东、江苏、上海、山东、辽宁和浙江，其余依次为西部的四川、陕西和中部的湖北；中部地区的8个省中，除湖北和江西外的6个省排在11到20位之间，另外4个分别为东部的天津、河北、福建和西部的重庆；西部地区的12个省市区中，除四川、陕西、重庆外的9个省区全部排在21至31位。
2.3 各年份R&D投入的份额表现出东部持续上升，中、西部持续下降的趋势
从1998年到2005年，东部地区的R&D投入增长了4.63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8.01%，这种高速增长使其在全国的份额从64.78%快速上升到72.40%（表2），上升近8个百分点；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同期分别只增长了3.22倍和2.68倍，增长率分别为22.83%和20.44%，应该说增速不能算慢，但由于基数小，且增速相对东部较低，从而使其份额分别从17.75%和17.47%下降到14.86%和12.74%，合计约下降8个百分点。
3.假说、数据、模型及结果
3.1 假说
一个地区的R&D投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区域整体的角度看，这些因素主要包括：（1）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或整体经济实力，这是影响R&D投入的基础性因素。可以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或经济实力越强的地区，其R&D也越大，占GDP的比重越高。（2）市场竞争程度。市场竞争为企业的R&D投入提供了原动力，按照经济学理论的一般解释，市场竞争程度越高的行业或地区，其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也越高。（3）地方政府对R&D活动的重视程度。地方政府重视程度涉及政府对R&D投入主体的资助力度及所制定的政策对R&D投入主体的激励程度，一般可认为，政府对R&D投入重视程度越高，当地该投入强度越大。（4）人力资本投入。R&D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力资本投入是形成人力资本存量的主要手段，人力资本投入越大，R&D活动也应该越活跃。基于此，我们给出了一个假说，即一个地区的R&D投入由以上因子决定，区域之间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导致了R&D投入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