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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 “吕端大事不糊涂”
提起叶剑英，人们总会想起他在重大历史关头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在党和国家的关键时刻，他总是忠贞不惑，洞察局势，以过人的智慧和胆识化解危局。毛泽东曾称赞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叶剑英一生信仰坚定：谁为人民，就拥护谁。他在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放弃少尉军衔，一心追随孙中山革命。1922年，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蒙难的危急时刻，他率部誓死保卫孙中山;1927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关键时刻，叶剑英虽然深受蒋介石重用，但坚决通电反蒋，千里寻找中国共产党，继续革命事业。
加入共产党后，叶剑英深入敌后，屡次洞察敌情。在南昌起义的紧急关头，他设法帮助贺龙、叶挺脱险，稳住张发奎保证起义军顺利南进;张国焘密谋分裂之际，叶剑英“偷”密电，及时发现张国焘的阴谋，毛泽东生前多次提及此事，称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周恩来称赞叶剑英“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抗日战争前后，叶剑英在全国四方奔走，在大后方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尽显儒将之风。他两赴西安，多次与张学良、杨虎城密谈，促成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再度合作;在日寇大举侵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转战南北，身居虎穴，“舌战群儒”，坚持抗战统战;在敌重兵压境、延安危急时，他巧布“空城计”，中央机关转危为安;在北平军调部400个艰险日夜，他与美方、国民党方代表谈判斗争，不辱使命，胜利而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剑英在华南主持军政工作，为建设广州、解放海南作出了突出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期间，叶剑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以高度的党性原则和非凡的智慧胆略，为稳定军队、保护老干部，在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在平反冤假错案、推动改革开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建议，“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耄耋之年的叶剑英依然奔走在一线。
当国家在各个方面走向正轨时，叶剑英坚持退位让贤，以己之退，促党的事业之进。1985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叶剑英同其他几位老同志一起致函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全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自此，叶剑英退出了他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有领导岗位，再次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促进党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表率。
纵观叶剑英的一生，在重大历史关头、关键时刻，他不知经历多少惊涛骇浪，遭遇多少迷雾暗礁，但他始终能保持清醒头脑，沿着正确航向，勇往直前，一生“大事不糊涂”。
“脱掉皮鞋穿上草鞋”，通电反蒋、千里寻党
1897年，叶剑英出生在广东梅县，从小品学兼优。1917年，20岁的叶剑英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两年后，他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放弃了学校委派的职务，一心追随孙中山革命，加入了粤军，南征北战，曾护卫孙中山脱险，深得孙中山信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走向低潮，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当时，叶剑英随师北伐，智勇双全的他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和器重，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师代理师长，率领部队驻守在江西吉安。他得知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消息后极为震撼，未来何去何从，他必须做出抉择。叶剑英如果跟着蒋介石，高官厚禄指日可待，政治前途一马平川，叶剑英女儿叶向真曾在采访中说：“父亲在黄埔军校跟蒋介石结下了非常好的友谊，成为蒋介石的嫡系和亲信。蒋介石非常信任父亲，他规定任何人不得佩剑或佩枪进入他的卧室，只有父亲可以例外……那个时候父亲在国民革命军中已经是高官了。他行军的时候前头是一匹马，后头是一个轿子，还有一个班的士兵跟着。父亲不想骑马的时候就可以坐轿子。挑夫前面挑着丹麦的饼干、炼奶和咖啡，后头担着威士忌和白兰地洋酒。有时遇上没有水洗手，父亲就用白兰地酒倒出来消毒。当时很多人仰慕他的位置，希望能够有一天也像他一样风光。”
而共产党这边的前景还一片模糊，当时，这个组织能否生存下去还是个问题。叶剑英多年后回忆道：“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10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
叶剑英亲自起草了一份反蒋的电文，并召集全师军官开会，他当众宣读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表示“至诚拥护中央，反对蒋介石”。
叶剑英的反蒋电文，在当时的政界和军界引起震动。吉安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激烈反对叶剑英，并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同魏燮元等左派军官紧急商议，决定稳住全师官兵，迅速派出可靠人员分头袭击、扣押右派军官，收缴枪械。完成任务后，举行誓师大会，迅速编成四个团，取道赣北，向北进发，投靠武汉政府。
叶剑英在武汉有两位老相识，一个是邓演达，一个是张发奎。此刻张发奎正到处网罗人才。他听说叶剑英来到武汉，便邀请他来国民革命军第4军（以下简称第4军）军部，留在自己身边工作。不久，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4军参谋长。这期间，叶剑英巧遇梅县同乡、中共地下党员李世安。他把自己渴望入党的心愿和几年来在找党、入党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都告诉了李世安，希望他能想办法介绍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準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暂时不要他和其他党员进行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叶向真在谈到叶剑英入党时说：“父亲在中国革命最低潮的时候，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决定脱掉皮鞋穿上草鞋，追随中国共产党走向井冈山，去完成解放全中国的革命大业。” 潜伏于敌人心脏，智斗张发奎
“宁汉合流”后，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武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此时，叶剑英仍在第4军任参谋长，已随军到九江。
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大批部队和干部涌向九江、南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汪精卫和张发奎等秘密策划，企图蒙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借机夺其兵权，聚歼其所属部队。7月下旬，朱培德向贺龙、叶挺发出邀请。张发奎则命他们的部队集结德安待命。叶剑英洞察其奸，密下庐山到第24师驻地找叶挺商量，他们决定立即通知贺龙、廖乾吾、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共商对策。
秘密会议在一只不大引人注目的小划子上进行。为了避开敌人耳目，他们装作游湖赏景，叶剑英把获悉汪精卫等即将召开庐山会议，打算对贺龙、叶挺下毒手的消息告诉给大家。他们商定反其道而行之，贺龙、叶挺无论如何不上庐山，不执行张发奎要部队集中德安的命令，把部队迅速开往南昌。叶剑英仍留在第4军军部。他对叶挺、贺龙说：“你们到南昌后，有什么动作，请告诉我。”
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张发奎迭次电催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但他二人已到南昌，汪精卫的阴谋未能得逞。叶剑英虽然未能直接参加南昌起义，但是他潜伏于敌人心脏，洞察敌情，保证了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主力及时开往南昌，对南昌起义至关重要。
汪精卫并未就此罢休，要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叶剑英在庐山上得知敌情，连夜派人下山通知他们迅速离开九江，到南昌参加起义。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担任总指挥的贺龙亲自打电话给叶剑英告诉他这一大事。叶剑英听闻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为此欢欣鼓舞。
南昌起义后，张发奎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对策。会上，张发奎大发雷霆，认为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不可谅解。朱晖日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如果听任张发奎追击起义军，后果不堪设想。他说：“贺、叶已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广东李济深必不相容而派兵出击，广州城防随之空虚，这正是我们南下广东的大好时机，如我军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直趋广州，比尾追贺、叶要胜一筹。而尾追贺、叶，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
听了叶剑英的“分析”，张发奎微微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叶剑英又说：“还是让他们先去交战，然后我们可以不费一兵一卒，从吉安、万安、南雄，顺利回到广东。”张发奎一直有回广东立足的打算，叶剑英的话正好说到了他的心里，因此他没有采纳朱晖日的意见，只是派出一部分兵力虚张声势地追一番了事。叶剑英阻止张发奎追击起义军，使起义军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集中主力应对赣南的钱大钧、黄绍竑部，打开了南进的道路。
千钧一发之际，两次救护中央领导人
1931年4月，叶剑英从苏联学成回国，辗转到达中央苏区后，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叶剑英被委派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处在反“围剿”斗争的第一线。他拜毛泽东为师，边学习边参与指挥作战，迅速成长起来。
1932年5月，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叶剑英积极协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组织指挥苏区军民，积极进行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在异常残酷紧张的反“围剿”作战期间，处在逆境中的叶剑英始终保持紧张乐观的情绪，勤于侦察，精于运筹，不避艰险，深入前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高度赞扬。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叶参座”
1934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指挥下失败。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当时，不少同志因为抵制“左”倾错误，受到打击。在转移前，“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些同志看作是“包袱”“累赘”，想甩掉一批，杀掉一批。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抵制这种错误的做法。他认为这些革命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决不能当成“包袱”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他冒着自己再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他们随军突围转移。
在一次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他向朱德、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再次明确提出保护干部的意见和安排干部的方案。朱德、周恩来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党和红军的一批重要干部保护下来，其中包括萧劲光、郭化若等同志。他们不仅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大多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叶剑英在长征中危急时刻两次救護中央领袖。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当时中央纵队未单独设立司令部，由总司令部兼理。叶剑英在总司令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他日夜守候在作战值班室，处理紧急军务。他拖着带伤的身体，不舍昼夜地工作，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当他得知遵义会议的结果时，十分高兴，连夜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在遵义附近与敌人兜圈子。一天，中央机关行军到一条山谷时，突然从北边半山坡上冲来一股敌军，向中央机关人员猛烈开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在敌射击圈内，情况非常危急。大家只好躲进一条深水沟里。敌军吹起冲锋号，冲下山来高喊：“活捉朱、毛！”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当即下令：“通信排跟我来！”亲自带领一个排迅速冲上南面高山，集中火力向北边压下来的敌人还击。敌军遭到阻击，摸不清底细，不敢再往下冲，无奈撤退，中央机关转危为安。事后大家说：“好险呀！要不是叶参谋长及时赶到，我们就要吃枪子了！”
1935年2月28日，在第二次占领遵义的老鸦山战斗中，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叶剑英在危难之际奉中央之命前往三军团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三军团作战。3月上旬，中革军委在打鼓新场附近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均是中央机关重要领导人，在会议紧张进行时，敌机突然袭来。出席会议人员没有做好防空准备，一时忙乱起来。叶剑英眼疾手快，拉着毛泽东的手，急忙跑出屋子，向山沟里奔去，看到山脚下有块密密的茅草地，两人便隐蔽起来，直到敌机飞走后，才回到原地继续开会。 毛泽东摸着头说：“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我们这些人。”
1935年8月底，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张国焘同中共中央唱反调，拒绝北上，坚持南下。中央领导人几次劝说后，张国焘仍独断专行，固执己见。9月9日，中共中央再电“国焘并致徐陈”，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立即速北上”。张国焘接到电报后，不但不听劝告，反而给陈昌浩发出秘密电令，其中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叶剑英对于张国焘此次与党闹分裂事件的经过，曾于1981年1月、1982年的3月和4月作过详细的回忆谈话：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些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毛主席提议去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開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
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9点钟上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10点、11点、12点、1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1点45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5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就这样，当晚由于情况紧急，叶剑英来不及通知毕占云、吕继熙、陈茂生等人，一个人离开喇嘛庙与杨尚昆会合赶往军委直属队与大家会合。胡立教回忆过当时的场景：
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风趣地说：“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在一个岔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们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脱险后重逢，格外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这时，秦邦宪拉了他一把，说，参座，你还不快走！叶剑英立即起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夜黑路不熟，叶剑英和杨尚昆，赶上第三军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会齐了队伍，便朝第一军所在地俄界进发。
叶剑英及时传递的消息使张国焘危害党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破产了。如果让张国焘的阴谋得逞，党和红军的前途和命运不堪设想，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也将因此改变。毛泽东曾说：“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
1937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议上再次谈到叶剑英向党中央报密电的事说：“叶剑英同志将那个电报拿来给我看，我们便单独北上了……当时，如果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多次提到这件事，高度赞扬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说：“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毛泽东边说边摸脑袋）。他救了党，救了我们这些人。”毛泽东指着叶剑英又说：“这件事可不简单，张国焘当时要是抓住你，脑袋就保不住了。”
周恩来也曾说：“剑英同志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中央）脱离危险，立了大功。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关键时刻才显示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
“叶剑公舌战群儒”，“大败蒋家”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的局势日益恶化。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反共的倾向日益明显，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准备掀起反共高潮。在這种形势下，叶剑英奉命于1939年6月转移到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军事部长、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在会上围攻八路军，制造舆论，进行军事动员，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此时，叶剑英胳膊摔伤，有的同志劝他不要去。但叶剑英认为这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自己作为八路军参谋长，不但要去，而且要准备对付这一场“恶战”。
这一天，重庆笼罩在连绵阴雨之中。叶剑英身着军服，用绷带吊着摔伤的胳膊，正气凛然地进入会场。会上气氛异常紧张。蒋介石对谁先发言、谁后发言、讲什么内容，事先都作了精心安排，矛头指向八路军。
蒋介石讲话，一开始就杀气腾腾地指责说，冬季攻势打得不好，没有完成任务，是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造成的，要对第十八集团军进行査处，以整肃军纪军令。他在说这话时，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坐在台下的叶剑英。叶剑英面对恶言攻击，仪态从容，凝神听着。各战区参谋长按照蒋介石的预先安排相继发言，群起攻击第十八集团军“袭击友军”“掩护叛军”“制造摩擦”“破坏政权”“强征粮食”“滥发钞票”等，导致冬季攻势不能完成。
叶剑英预料到国民党方面会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进行攻击，便和有关人员一起研究对策，做了认真充分的参会准备，并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蒋介石的企图和各有关战区、集团军与会人员的动态，明确了这次会议上共产党的态度是拥蒋抗日，反对摩擦，一切以抗战、团结、进步的大局为重，充分摆事实，讲道理，晓以大义，争取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诡计。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叶剑英看诬蔑攻击的发言差不多都已讲完，随即要求发言，作出《作战与摩擦问题》的长篇发言。
叶剑英集中讲了作战和摩擦两大问题，揭穿了蒋介石以冬季攻势作战失败而加罪于第十八集团军的阴谋。叶剑英发言时，台上台下翘首相望，都想听听这位足智多谋、名扬四海的中共参谋长，如何完成他的演讲。
当讲话超过30分钟时，军委会参谋次长刘斐遵照蒋介石的命令，警告叶剑英发言的时间到了，下了“停讲令”。这时叶剑英故意偏头向蒋介石说：“委座，我还没有讲完，怎么办？”蒋介石只好说：“请讲下去吧！”当他讲到国民党张荫梧等勾结日伪军进攻第十八集团军的罪行时，蒋介石大声质问说：“有这回事吗？”叶剑英理直气壮地说：“有！”马上把缴获的张荫梧等和日伪军勾结的信件、命令、通报拿出来，一件一件宣读，并把这些铁证当众交给蒋介石看。
叶剑英讲演结束后，大家纷纷起立，蒋介石、何应钦等人也不得不跟着大家站了起来。叶剑英整整讲了1小时30分钟。这篇演讲不亚于一发重型炮弹，在会场内外爆炸，使蒋介石企图在会上发动反共高潮的阴谋遭到沉重打击。
蒋介石在散会后，神情沮丧，下令赶快取消晚宴，取消“训示”。博古听闻会议情况后高兴地说：“参座，老将出马，大败蒋家。这可是一个大胜仗。”董必武称赞这次讲演是“叶剑公舌战群儒”。毛泽东表示赞同，并说这是叶剑英对革命的又一大功劳。中共七大以前，毛泽东在叶剑英呈报来的这篇讲演稿上作了批示：“叶剑英同志1940年3月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此报告得到广大的同情。”
“如果他们敢向我下手，我就用我的血去洗亮人民的眼睛！”
1946年1月，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
叶剑英同国民党、美国政府代表进行了长时间尖锐复杂的斗争。他在谈判中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从各方面有力地配合了我党我军同国民党进行的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争取了爱国民主人士的合作、舆论界的同情，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
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的日子里，叶剑英除了要和国民党进行谈判，还要处理国民党制造的一系列事端。
1946年2月20日下午，突然有一伙自称为“难民还乡请愿团”的暴徒，由少数特务率领，冲进了军调部驻地，进行所谓示威“请愿”，高喊反共口号，要求中共代表叶剑英委员出来见面。
“我就是叶剑英！”叶剑英不顾军调部同志的劝阻，向前跨出一步，语气严厉地说：“有什么问题就对我说吧！”吵吵嚷嚷的一伙人突然静下来。过了一会儿，有个人走上前，自称是请愿团主席团的成员，他把一张传单递到了叶剑英的手里，说：“叶委员，请你答复我们的问题。”叶剑英看了传单，又听下面喊道：“我们要还乡”“反对共产党破坏停战命令”“反对八路军破坏交通”……叶剑英从容不迫地说：“你们说的和写的，我都明白了，但都不是事实。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我们到北平来，就是为了停战，为了恢复交通，为了和平……我认为，诸如和平之希望，当能逐渐实现。大家回乡之愿望，必可办到，仅系时间的早晚问题。”
听了叶剑英坚定有力的回答，多数人员静了下来，但有少数坏人继续闹事，有人竟扔石头打破窗上的玻璃，玻璃碎片落在叶剑英脚下，他不为所动，继续劝说。直到晚上，有些人仍不肯离去。叶剑英严肃地说：“你们少数人是破坏和平，是有组织的滋扰闹事，这是不允许的。现在我郑重宣告：几位代表留下，其余的人退出去，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听了叶剑英的“最后通牒”，人们才陆续离开。当夜，叶剑英就和饶伯森、郑介民三名委员向北平市长熊斌递交了抗议书，同时，中共方面的参谋长罗瑞卿对记者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谈话，进行了谴责。
1946年4月3日，北平发生了一起警察、特务无理搜查和逮捕新华社北平分社和北平《解放》报社人员的严重事件。对此，叶剑英亲自约见北平市长熊斌，当面提出抗议。熊斌在事实面前，只好平息事件，释放被捕人员出狱，恢复报纸出版，但5月29日凌晨，国民党北平当局又勒令停刊。当日晚8时，将报社及新华分社查封。同一天，北平市的报纸、杂志、通讯社被查封的竟达77家。 第二天，北平《解放》报社门口召开全社人员大会。附近市民也纷纷赶来听叶剑英演讲。这时，工作人员发现人群中钻进了一些便衣特务，便悄声劝叶剑英不要演讲，以防万一。
叶剑英挥挥手，高声说：“如果他们敢向我下手，我就用我的血去洗亮人民的眼睛！”他跳上台阶，指着墙上贴的那张封闭报刊的告示，对围上来的群众说：“近来，反动派接二连三地制造流血恐怖事件，昨天又封闭了《解放》报等77家报刊，企图压制民主，挑动内战，这是痴心妄想！”
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进行无数次三方的谈判以及派遣各地数十个执行小组和交通小组的实地调查和论争，在一些地区暂时停止了部分军事冲突，恢复了交通线，解除了敌伪武装，完成了战俘的交换和日俘的遣返，保证了广东东江纵队的北撤和中原军区700多伤病员的转移，解决了我方军队的一些粮食物资的接济救援，同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加强根据地建设，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进攻解放区赢得了准备时间。
“叶参座”巧使“空城计”，智退顽军50万
1941年2月，叶剑英返回延安，成为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國敌后抗战的得力助手。叶剑英作为中央军委参谋长，每天要处理几十件以至上百件电文。为了搞好参谋部的工作，他总是先作学生后作先生，学习十分刻苦。在他的窑洞前面摆放着一大块青石板，晚上点一盏油灯，常常学习工作到深夜。他在总参谋部组成了专门研究时局和战略的班子和资料研究室，对国际国内敌、我、友和各方面的态势进行深入研究，定期组织参谋人员综合分析各战区的情况，汇编《军委战况通报》《作战室周报》《国际资料》等刊物。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很高兴，说这样做“大有帮助”。
1943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集结50万大军，准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大举进攻。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已深入敌后对日作战，陕甘宁边区兵力薄弱。大敌当前，局势险恶。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与情报部门研究，提出了一个以智退敌的政治宣传战方案。他建议使用中共掌握的军事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阴谋，作为退兵之计。
毛泽东、朱德对叶剑英这个建议十分赞赏，完全釆纳。决定除按预定计划部署兵力，做好保卫边区的自卫准备外，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动员一切舆论，广泛开展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调动兵力、破坏抗战、制造内战的阴谋。这一场以军事实力作基础的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战，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由于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切行动计划及兵力部署、行军路线等确凿情报，并对其揭露无遗，使得正在日夜调兵遣将，准备内战的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惊，进退维谷，十分狼狈。
蒋介石、何应钦等见阴谋败露，又迫于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的压力，只好下令收兵，致电朱德表示并无进攻意图。胡宗南则解释说：“敝部换防，请勿误会。”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其失败而告终。人们称赞“叶参座”巧使“空城计”，智退顽军50万。
顶住“十二级”台风，支撑摇摇欲坠的军委大厦
1966年5月，“文革”开始，犹如十二级台风般席卷中国大地，叶剑英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拼尽全力支撑屡受冲击、摇摇欲坠的军委大厦。他抱定这样坚定的信念，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稳定。只要几百万解放军稳住阵脚，天下就不会大乱。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在周恩来支持下，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在会议期间连续作了7次发言，针对林彪、陈伯达的谬论，提岀一系列质疑，他在发言中极力坚持军队师以下单位不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行正面教育，他的发言得到周恩来等人的赞同。
1967年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针对江青打击陷害军队老干部，企图乱军夺权的阴谋，叶剑英气愤至极，拍案痛斥江青等人。散会回家后，他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因会上拍桌子太用力导致右手掌骨骨折。不久，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碰头会，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制定了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尽力维护军队稳定。
1970年8月29日，周恩来参加由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会上，周恩来批评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9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临结束时，毛泽东在庐山住地同周恩来、叶剑英连夜研究“批陈”问题，并把调査陈伯达反革命历史和政治面目的任务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庐山会议后，叶剑英回到北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部署，调査陈伯达案件，他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亲自带领工作组奔赴陈伯达家乡福建惠安县陈安大厝和厦门鼓浪屿、集美等地作调査，然后又去广东、广西等地找有关人员座谈，提审在押人员，査阅敌伪档案报刊，进行反复核证。为了弄清问题，他亲自找人谈话，掌握第一手材料，有时谈到凌晨一二点钟。在调査研究过程中，他及时与中央联系，亲自给中央写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系统地揭露了陈伯达真实面目，为中央粉碎林彪与陈伯达等人结成的反革命集团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叛逃途中机毁身亡。10月3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和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审査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的通知。叶剑英临危受命，勇挑重担。他首先集中力量抓好军队系统从上到下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揭批、清理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统一全军指战员的思想，提高军队战斗力。
从1971年底开始，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展“批林整风”，着手准备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同时从调査研究入手，整顿部队，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加强部队战备训练，从各个方面清除林彪几年来把持军委工作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恢复解放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军队各条战线工作都有新的起色。全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 “举事捉妖定乾坤”，兵不血刃粉碎“四人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叶剑英虽然被宣布“靠边”了，但他仍保留着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在国内享有重望。
叶剑英第一个在政治局宣布江青一伙是“上海帮”“四人帮”，并进行过多次严厉批评，表示要加以“解决”，从组织安排上堵住了他们妄想爬上党和国家领导高位的途径。
叶剑英明确认识到，要把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团结起来与“四人帮”作斗争，他首先取得华国锋的支持，毛泽东逝世当天夜里，当江青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大嚷“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曾厉声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紧紧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叶剑英还亲自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交谈，并利用他在西山的隐蔽住所，同政治局委员和杨成武、李德生、韩先楚、杨得志、吴克华等个别老同志交谈。每次谈话，他都扭开水龙头，或打开收音机，用杂音干扰窃听，防止泄密。汪东兴回忆说：“同‘四人帮’的斗争叶帅和老华（华国锋）他们两个人挂帅。我负责具体工作。叶帅对我有个别的交代，特别是保密。为了保密，他多次亲自找我和老华商量，特别交代不要到他那里去，不要暴露秘密。所以我觉得叶帅是很谨慎、很细致、很具体的一个人，我很敬仰他，很尊敬他，很信任他，他是我们国家的创造者之一。”
此时，“四人帮”已经察觉叶剑英的行动，派王洪文跟进西山，靠近叶剑英住地住下，加强监视。叶剑英佯作不知，镇静如常，悠闲自在，“游山玩水”，故意“示人以缓”。
有一天晚间，伴着落日余辉，叶剑英同身边的同志在山间凉亭一带散步，忽然问起常走的一段山路叫什么名字？大家答不出，他就说：“叫好汉坡吧！”
走了一段路，又问常去的那个亭子叫什么名字？他自问自答：“叫‘风雨亭’吧。”随行人员疑惑：“现在也没有刮风下雨啊！”“很快会有的，‘山雨欲来风满楼’。”
叶剑英落脚玉泉山9号楼，集中思考捉妖大计。他行踪不定，频繁地往来于西山、玉泉山、城里小翔凤之间，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约一些老同志个别密商。
10月5日下午，叶剑英分别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决定先发制人，“以快打慢”。他们一致决定于10月6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一举打垮“四人帮”。
汪东兴回忆那天的情景，异常兴奋，他说：“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也分析了我们党的形势，当时我们谈得非常兴奋了，也很疲劳了，我说你休息一下，在我们这里吃顿晚饭。他说我们就这样定了，不要变了。”1976年10月6日，傍晚，夕阳隐进西山。一场特殊的战斗等待着叶剑英。年近80高龄的他在玉泉山9号楼接到电话通知后提前吃饭，只带上警卫参谋马西金，从容不迫地出发了。临走时，他告诉秘书，今晚开会可能不回来了。
当晚，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党集团。随后，叶剑英同华国锋手挽着手，笑容满面地走进9号楼的会议室。在华国锋主持下，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的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会议从当天晚上10时一直开到第二天4时，会议结束，叶剑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告诉一直被“软禁”的邓小平和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喜悦，他说：“中国有救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陈云赞许地说：“剑英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徐向前连声高呼：“好得很，好得很！”聂荣臻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许多老同志夸奖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又一次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马万祺欣然命笔：“电闪鬼狐惊，将军一怒平。十年伤浩劫，今日破坚冰。”
在一片赞扬声中，叶剑英表现得非常谦虚，他说：“除‘四人帮’外，政治局全体同志同‘四人帮’的斗争，思想是统一的，认识是一致的，决心是大家下的。”他多次提到华国锋、汪东兴在斗争中的重大贡献，多次赞扬参与站在第一线与“四人帮”斗争的“无名英雄”，称他们是人民功臣，并亲切地接见他们，合影留念。他回顾这场斗争说，后人想问党的这一段历史，可以用毛主席的一句诗来回答：“无限风光在险峰。”
10月6日，叶剑英给他在外国留学的小女儿叶文珊的信中写道：“十月六日，又看戏，又吃螃蟹，吃了三只公的，一个母的，作为纪念胜利。”
叶剑英逝世后，中共中央审定的悼词中，对他在粉碎“四人帮”行动中的作用作了中肯的评价：“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这个危急时刻，叶剑英同志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时十年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
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内军内一些领导同志，曾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对此他坚辞不受，一再解释：“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對地方的事情不熟悉。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叶剑英对中央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修改稿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5月14日，在叶剑英八十诞辰这一天，邓小平和徐向前、聂荣臻、王震、杨成武、余秋里、粟裕等不约而同以“祝寿”的名义来看望他。邓小平赞扬叶剑英为党和人民作出巨大贡献，亲切地称叶剑英为“老帅”，叶剑英当着众人的面对邓小平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表达他尊敬爱戴之情，希望这位“老帅领班人”尽快复出，带领大家前进。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叶剑英对支持和维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了巨大贡献。 叶剑英对邓小平提出的关于“两个凡是”错误非常赞同，1979年1月，在他的建议下，党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通过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步清除“两个凡是”的影响，打破精神枷锁，使人们的思想大解放，“文革”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得以纠正，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我党按正确方向寻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同志的努力和倡议下，确定了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化代建设上来。叶剑英对改革开放提出了许多方向性的正确意见，为制定和完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确定之后，为了检验这些方针的正确性，80多岁高龄的叶剑英不辞劳苦，奔波于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与各地的同志一起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以指导改革开放朝正确方向发展。从1979年4月开始，他多次视察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小憩羊城何所遇，英雄花照一劳人。”
以己之退，促党的事业之进
1982年9月6日，人民大会堂内，灯火辉煌，群情振奋，不时响起一阵阵热烈掌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正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以浑厚的声音说道：“我们的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党。经过这次大会，将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的领导岗位和其他领导岗位，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我们老一辈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由衷地感到喜悦。唐朝诗人李商隐曾经用‘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称赞他的后辈的诗才。意思是说，后来者居上，年轻的会超过年老的。可以说，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规律。”
代表们听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再次鼓起掌来。叶剑英接着说：“这次大会以后，将有许多老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这些老同志勤勤恳恳奋斗几十年，他们是革命的功臣。他们的功绩，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今年85岁了，年老多病，做事已力不从心，从党的事业着想，我曾多次要求退出领导岗位。在中央没有决定我退出之前，当尽力而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重视年轻一代，重视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叶剑英的一贯主张。1979年，他鉴于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已重新确立，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已趋健全，特别是年富力强的同志已挑起了重担，便给中央政治局常委逐个做工作，要求同意他退出中央的领导岗位，但中央仍希望他留在领导岗位上。1981年6月，叶剑英又给中央写信，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常委名次的排列，将他的名字放到邓小平之后。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还是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1983年2月，叶剑英担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期将满。他又写信给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他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候选人。这一请求，得到了五届人大常委会的同意。
1985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叶剑英同其他几位老同志一起致函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全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自此，叶剑英退出了他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有领导岗位，再次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促进党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表率。
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给叶剑英写了热情洋溢的致敬信，信中写道：“我们深信，您对党和国家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将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永远铭记。您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献身精神，您在复杂的革命斗争转折关头所表现出来的非凡的革命胆略，您好学深思、勤奋工作、照顾大局、团结同志的高贵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责编/张超 责校/彭思贝、李希萌 来源/《叶剑英的非常之路》，范硕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叶剑英传》，《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7月第3版;《叶剑英在关键时刻》，范硕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第3版）
叶剑英大事年表
1897年4月28日，出生于广东梅县。
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8日，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一方面军军长。
1934年2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先后任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前敌总指挥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参谋长。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参谋长、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中共方面代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兼任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
1945年4月至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6年12月，任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9年9月，任中央军委常委。
1966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
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1986年10月22日逝世，享年89歲。
提起叶剑英，人们总会想起他在重大历史关头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在党和国家的关键时刻，他总是忠贞不惑，洞察局势，以过人的智慧和胆识化解危局。毛泽东曾称赞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叶剑英一生信仰坚定：谁为人民，就拥护谁。他在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放弃少尉军衔，一心追随孙中山革命。1922年，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蒙难的危急时刻，他率部誓死保卫孙中山;1927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关键时刻，叶剑英虽然深受蒋介石重用，但坚决通电反蒋，千里寻找中国共产党，继续革命事业。
加入共产党后，叶剑英深入敌后，屡次洞察敌情。在南昌起义的紧急关头，他设法帮助贺龙、叶挺脱险，稳住张发奎保证起义军顺利南进;张国焘密谋分裂之际，叶剑英“偷”密电，及时发现张国焘的阴谋，毛泽东生前多次提及此事，称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周恩来称赞叶剑英“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抗日战争前后，叶剑英在全国四方奔走，在大后方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尽显儒将之风。他两赴西安，多次与张学良、杨虎城密谈，促成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再度合作;在日寇大举侵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转战南北，身居虎穴，“舌战群儒”，坚持抗战统战;在敌重兵压境、延安危急时，他巧布“空城计”，中央机关转危为安;在北平军调部400个艰险日夜，他与美方、国民党方代表谈判斗争，不辱使命，胜利而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剑英在华南主持军政工作，为建设广州、解放海南作出了突出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期间，叶剑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以高度的党性原则和非凡的智慧胆略，为稳定军队、保护老干部，在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在平反冤假错案、推动改革开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建议，“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耄耋之年的叶剑英依然奔走在一线。
当国家在各个方面走向正轨时，叶剑英坚持退位让贤，以己之退，促党的事业之进。1985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叶剑英同其他几位老同志一起致函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全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自此，叶剑英退出了他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有领导岗位，再次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促进党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表率。
纵观叶剑英的一生，在重大历史关头、关键时刻，他不知经历多少惊涛骇浪，遭遇多少迷雾暗礁，但他始终能保持清醒头脑，沿着正确航向，勇往直前，一生“大事不糊涂”。
“脱掉皮鞋穿上草鞋”，通电反蒋、千里寻党
1897年，叶剑英出生在广东梅县，从小品学兼优。1917年，20岁的叶剑英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两年后，他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放弃了学校委派的职务，一心追随孙中山革命，加入了粤军，南征北战，曾护卫孙中山脱险，深得孙中山信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走向低潮，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当时，叶剑英随师北伐，智勇双全的他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和器重，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师代理师长，率领部队驻守在江西吉安。他得知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消息后极为震撼，未来何去何从，他必须做出抉择。叶剑英如果跟着蒋介石，高官厚禄指日可待，政治前途一马平川，叶剑英女儿叶向真曾在采访中说：“父亲在黄埔军校跟蒋介石结下了非常好的友谊，成为蒋介石的嫡系和亲信。蒋介石非常信任父亲，他规定任何人不得佩剑或佩枪进入他的卧室，只有父亲可以例外……那个时候父亲在国民革命军中已经是高官了。他行军的时候前头是一匹马，后头是一个轿子，还有一个班的士兵跟着。父亲不想骑马的时候就可以坐轿子。挑夫前面挑着丹麦的饼干、炼奶和咖啡，后头担着威士忌和白兰地洋酒。有时遇上没有水洗手，父亲就用白兰地酒倒出来消毒。当时很多人仰慕他的位置，希望能够有一天也像他一样风光。”
而共产党这边的前景还一片模糊，当时，这个组织能否生存下去还是个问题。叶剑英多年后回忆道：“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10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
叶剑英亲自起草了一份反蒋的电文，并召集全师军官开会，他当众宣读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表示“至诚拥护中央，反对蒋介石”。
叶剑英的反蒋电文，在当时的政界和军界引起震动。吉安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激烈反对叶剑英，并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同魏燮元等左派军官紧急商议，决定稳住全师官兵，迅速派出可靠人员分头袭击、扣押右派军官，收缴枪械。完成任务后，举行誓师大会，迅速编成四个团，取道赣北，向北进发，投靠武汉政府。
叶剑英在武汉有两位老相识，一个是邓演达，一个是张发奎。此刻张发奎正到处网罗人才。他听说叶剑英来到武汉，便邀请他来国民革命军第4军（以下简称第4军）军部，留在自己身边工作。不久，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4军参谋长。这期间，叶剑英巧遇梅县同乡、中共地下党员李世安。他把自己渴望入党的心愿和几年来在找党、入党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都告诉了李世安，希望他能想办法介绍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準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暂时不要他和其他党员进行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叶向真在谈到叶剑英入党时说：“父亲在中国革命最低潮的时候，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决定脱掉皮鞋穿上草鞋，追随中国共产党走向井冈山，去完成解放全中国的革命大业。” 潜伏于敌人心脏，智斗张发奎
“宁汉合流”后，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武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此时，叶剑英仍在第4军任参谋长，已随军到九江。
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大批部队和干部涌向九江、南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汪精卫和张发奎等秘密策划，企图蒙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借机夺其兵权，聚歼其所属部队。7月下旬，朱培德向贺龙、叶挺发出邀请。张发奎则命他们的部队集结德安待命。叶剑英洞察其奸，密下庐山到第24师驻地找叶挺商量，他们决定立即通知贺龙、廖乾吾、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共商对策。
秘密会议在一只不大引人注目的小划子上进行。为了避开敌人耳目，他们装作游湖赏景，叶剑英把获悉汪精卫等即将召开庐山会议，打算对贺龙、叶挺下毒手的消息告诉给大家。他们商定反其道而行之，贺龙、叶挺无论如何不上庐山，不执行张发奎要部队集中德安的命令，把部队迅速开往南昌。叶剑英仍留在第4军军部。他对叶挺、贺龙说：“你们到南昌后，有什么动作，请告诉我。”
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张发奎迭次电催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但他二人已到南昌，汪精卫的阴谋未能得逞。叶剑英虽然未能直接参加南昌起义，但是他潜伏于敌人心脏，洞察敌情，保证了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主力及时开往南昌，对南昌起义至关重要。
汪精卫并未就此罢休，要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叶剑英在庐山上得知敌情，连夜派人下山通知他们迅速离开九江，到南昌参加起义。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担任总指挥的贺龙亲自打电话给叶剑英告诉他这一大事。叶剑英听闻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为此欢欣鼓舞。
南昌起义后，张发奎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对策。会上，张发奎大发雷霆，认为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不可谅解。朱晖日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如果听任张发奎追击起义军，后果不堪设想。他说：“贺、叶已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广东李济深必不相容而派兵出击，广州城防随之空虚，这正是我们南下广东的大好时机，如我军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直趋广州，比尾追贺、叶要胜一筹。而尾追贺、叶，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
听了叶剑英的“分析”，张发奎微微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叶剑英又说：“还是让他们先去交战，然后我们可以不费一兵一卒，从吉安、万安、南雄，顺利回到广东。”张发奎一直有回广东立足的打算，叶剑英的话正好说到了他的心里，因此他没有采纳朱晖日的意见，只是派出一部分兵力虚张声势地追一番了事。叶剑英阻止张发奎追击起义军，使起义军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集中主力应对赣南的钱大钧、黄绍竑部，打开了南进的道路。
千钧一发之际，两次救护中央领导人
1931年4月，叶剑英从苏联学成回国，辗转到达中央苏区后，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叶剑英被委派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处在反“围剿”斗争的第一线。他拜毛泽东为师，边学习边参与指挥作战，迅速成长起来。
1932年5月，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叶剑英积极协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组织指挥苏区军民，积极进行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在异常残酷紧张的反“围剿”作战期间，处在逆境中的叶剑英始终保持紧张乐观的情绪，勤于侦察，精于运筹，不避艰险，深入前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高度赞扬。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叶参座”
1934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指挥下失败。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当时，不少同志因为抵制“左”倾错误，受到打击。在转移前，“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些同志看作是“包袱”“累赘”，想甩掉一批，杀掉一批。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抵制这种错误的做法。他认为这些革命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决不能当成“包袱”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他冒着自己再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他们随军突围转移。
在一次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他向朱德、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再次明确提出保护干部的意见和安排干部的方案。朱德、周恩来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党和红军的一批重要干部保护下来，其中包括萧劲光、郭化若等同志。他们不仅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大多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叶剑英在长征中危急时刻两次救護中央领袖。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当时中央纵队未单独设立司令部，由总司令部兼理。叶剑英在总司令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他日夜守候在作战值班室，处理紧急军务。他拖着带伤的身体，不舍昼夜地工作，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当他得知遵义会议的结果时，十分高兴，连夜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在遵义附近与敌人兜圈子。一天，中央机关行军到一条山谷时，突然从北边半山坡上冲来一股敌军，向中央机关人员猛烈开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在敌射击圈内，情况非常危急。大家只好躲进一条深水沟里。敌军吹起冲锋号，冲下山来高喊：“活捉朱、毛！”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当即下令：“通信排跟我来！”亲自带领一个排迅速冲上南面高山，集中火力向北边压下来的敌人还击。敌军遭到阻击，摸不清底细，不敢再往下冲，无奈撤退，中央机关转危为安。事后大家说：“好险呀！要不是叶参谋长及时赶到，我们就要吃枪子了！”
1935年2月28日，在第二次占领遵义的老鸦山战斗中，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叶剑英在危难之际奉中央之命前往三军团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三军团作战。3月上旬，中革军委在打鼓新场附近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均是中央机关重要领导人，在会议紧张进行时，敌机突然袭来。出席会议人员没有做好防空准备，一时忙乱起来。叶剑英眼疾手快，拉着毛泽东的手，急忙跑出屋子，向山沟里奔去，看到山脚下有块密密的茅草地，两人便隐蔽起来，直到敌机飞走后，才回到原地继续开会。 毛泽东摸着头说：“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我们这些人。”
1935年8月底，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张国焘同中共中央唱反调，拒绝北上，坚持南下。中央领导人几次劝说后，张国焘仍独断专行，固执己见。9月9日，中共中央再电“国焘并致徐陈”，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立即速北上”。张国焘接到电报后，不但不听劝告，反而给陈昌浩发出秘密电令，其中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叶剑英对于张国焘此次与党闹分裂事件的经过，曾于1981年1月、1982年的3月和4月作过详细的回忆谈话：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些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毛主席提议去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開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
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9点钟上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10点、11点、12点、1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1点45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5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就这样，当晚由于情况紧急，叶剑英来不及通知毕占云、吕继熙、陈茂生等人，一个人离开喇嘛庙与杨尚昆会合赶往军委直属队与大家会合。胡立教回忆过当时的场景：
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风趣地说：“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在一个岔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们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脱险后重逢，格外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这时，秦邦宪拉了他一把，说，参座，你还不快走！叶剑英立即起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夜黑路不熟，叶剑英和杨尚昆，赶上第三军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会齐了队伍，便朝第一军所在地俄界进发。
叶剑英及时传递的消息使张国焘危害党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破产了。如果让张国焘的阴谋得逞，党和红军的前途和命运不堪设想，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也将因此改变。毛泽东曾说：“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
1937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议上再次谈到叶剑英向党中央报密电的事说：“叶剑英同志将那个电报拿来给我看，我们便单独北上了……当时，如果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多次提到这件事，高度赞扬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说：“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毛泽东边说边摸脑袋）。他救了党，救了我们这些人。”毛泽东指着叶剑英又说：“这件事可不简单，张国焘当时要是抓住你，脑袋就保不住了。”
周恩来也曾说：“剑英同志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中央）脱离危险，立了大功。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关键时刻才显示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
“叶剑公舌战群儒”，“大败蒋家”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的局势日益恶化。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反共的倾向日益明显，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准备掀起反共高潮。在這种形势下，叶剑英奉命于1939年6月转移到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军事部长、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在会上围攻八路军，制造舆论，进行军事动员，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此时，叶剑英胳膊摔伤，有的同志劝他不要去。但叶剑英认为这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自己作为八路军参谋长，不但要去，而且要准备对付这一场“恶战”。
这一天，重庆笼罩在连绵阴雨之中。叶剑英身着军服，用绷带吊着摔伤的胳膊，正气凛然地进入会场。会上气氛异常紧张。蒋介石对谁先发言、谁后发言、讲什么内容，事先都作了精心安排，矛头指向八路军。
蒋介石讲话，一开始就杀气腾腾地指责说，冬季攻势打得不好，没有完成任务，是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造成的，要对第十八集团军进行査处，以整肃军纪军令。他在说这话时，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坐在台下的叶剑英。叶剑英面对恶言攻击，仪态从容，凝神听着。各战区参谋长按照蒋介石的预先安排相继发言，群起攻击第十八集团军“袭击友军”“掩护叛军”“制造摩擦”“破坏政权”“强征粮食”“滥发钞票”等，导致冬季攻势不能完成。
叶剑英预料到国民党方面会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进行攻击，便和有关人员一起研究对策，做了认真充分的参会准备，并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蒋介石的企图和各有关战区、集团军与会人员的动态，明确了这次会议上共产党的态度是拥蒋抗日，反对摩擦，一切以抗战、团结、进步的大局为重，充分摆事实，讲道理，晓以大义，争取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诡计。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叶剑英看诬蔑攻击的发言差不多都已讲完，随即要求发言，作出《作战与摩擦问题》的长篇发言。
叶剑英集中讲了作战和摩擦两大问题，揭穿了蒋介石以冬季攻势作战失败而加罪于第十八集团军的阴谋。叶剑英发言时，台上台下翘首相望，都想听听这位足智多谋、名扬四海的中共参谋长，如何完成他的演讲。
当讲话超过30分钟时，军委会参谋次长刘斐遵照蒋介石的命令，警告叶剑英发言的时间到了，下了“停讲令”。这时叶剑英故意偏头向蒋介石说：“委座，我还没有讲完，怎么办？”蒋介石只好说：“请讲下去吧！”当他讲到国民党张荫梧等勾结日伪军进攻第十八集团军的罪行时，蒋介石大声质问说：“有这回事吗？”叶剑英理直气壮地说：“有！”马上把缴获的张荫梧等和日伪军勾结的信件、命令、通报拿出来，一件一件宣读，并把这些铁证当众交给蒋介石看。
叶剑英讲演结束后，大家纷纷起立，蒋介石、何应钦等人也不得不跟着大家站了起来。叶剑英整整讲了1小时30分钟。这篇演讲不亚于一发重型炮弹，在会场内外爆炸，使蒋介石企图在会上发动反共高潮的阴谋遭到沉重打击。
蒋介石在散会后，神情沮丧，下令赶快取消晚宴，取消“训示”。博古听闻会议情况后高兴地说：“参座，老将出马，大败蒋家。这可是一个大胜仗。”董必武称赞这次讲演是“叶剑公舌战群儒”。毛泽东表示赞同，并说这是叶剑英对革命的又一大功劳。中共七大以前，毛泽东在叶剑英呈报来的这篇讲演稿上作了批示：“叶剑英同志1940年3月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此报告得到广大的同情。”
“如果他们敢向我下手，我就用我的血去洗亮人民的眼睛！”
1946年1月，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
叶剑英同国民党、美国政府代表进行了长时间尖锐复杂的斗争。他在谈判中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从各方面有力地配合了我党我军同国民党进行的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争取了爱国民主人士的合作、舆论界的同情，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
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的日子里，叶剑英除了要和国民党进行谈判，还要处理国民党制造的一系列事端。
1946年2月20日下午，突然有一伙自称为“难民还乡请愿团”的暴徒，由少数特务率领，冲进了军调部驻地，进行所谓示威“请愿”，高喊反共口号，要求中共代表叶剑英委员出来见面。
“我就是叶剑英！”叶剑英不顾军调部同志的劝阻，向前跨出一步，语气严厉地说：“有什么问题就对我说吧！”吵吵嚷嚷的一伙人突然静下来。过了一会儿，有个人走上前，自称是请愿团主席团的成员，他把一张传单递到了叶剑英的手里，说：“叶委员，请你答复我们的问题。”叶剑英看了传单，又听下面喊道：“我们要还乡”“反对共产党破坏停战命令”“反对八路军破坏交通”……叶剑英从容不迫地说：“你们说的和写的，我都明白了，但都不是事实。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我们到北平来，就是为了停战，为了恢复交通，为了和平……我认为，诸如和平之希望，当能逐渐实现。大家回乡之愿望，必可办到，仅系时间的早晚问题。”
听了叶剑英坚定有力的回答，多数人员静了下来，但有少数坏人继续闹事，有人竟扔石头打破窗上的玻璃，玻璃碎片落在叶剑英脚下，他不为所动，继续劝说。直到晚上，有些人仍不肯离去。叶剑英严肃地说：“你们少数人是破坏和平，是有组织的滋扰闹事，这是不允许的。现在我郑重宣告：几位代表留下，其余的人退出去，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听了叶剑英的“最后通牒”，人们才陆续离开。当夜，叶剑英就和饶伯森、郑介民三名委员向北平市长熊斌递交了抗议书，同时，中共方面的参谋长罗瑞卿对记者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谈话，进行了谴责。
1946年4月3日，北平发生了一起警察、特务无理搜查和逮捕新华社北平分社和北平《解放》报社人员的严重事件。对此，叶剑英亲自约见北平市长熊斌，当面提出抗议。熊斌在事实面前，只好平息事件，释放被捕人员出狱，恢复报纸出版，但5月29日凌晨，国民党北平当局又勒令停刊。当日晚8时，将报社及新华分社查封。同一天，北平市的报纸、杂志、通讯社被查封的竟达77家。 第二天，北平《解放》报社门口召开全社人员大会。附近市民也纷纷赶来听叶剑英演讲。这时，工作人员发现人群中钻进了一些便衣特务，便悄声劝叶剑英不要演讲，以防万一。
叶剑英挥挥手，高声说：“如果他们敢向我下手，我就用我的血去洗亮人民的眼睛！”他跳上台阶，指着墙上贴的那张封闭报刊的告示，对围上来的群众说：“近来，反动派接二连三地制造流血恐怖事件，昨天又封闭了《解放》报等77家报刊，企图压制民主，挑动内战，这是痴心妄想！”
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进行无数次三方的谈判以及派遣各地数十个执行小组和交通小组的实地调查和论争，在一些地区暂时停止了部分军事冲突，恢复了交通线，解除了敌伪武装，完成了战俘的交换和日俘的遣返，保证了广东东江纵队的北撤和中原军区700多伤病员的转移，解决了我方军队的一些粮食物资的接济救援，同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加强根据地建设，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进攻解放区赢得了准备时间。
“叶参座”巧使“空城计”，智退顽军50万
1941年2月，叶剑英返回延安，成为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國敌后抗战的得力助手。叶剑英作为中央军委参谋长，每天要处理几十件以至上百件电文。为了搞好参谋部的工作，他总是先作学生后作先生，学习十分刻苦。在他的窑洞前面摆放着一大块青石板，晚上点一盏油灯，常常学习工作到深夜。他在总参谋部组成了专门研究时局和战略的班子和资料研究室，对国际国内敌、我、友和各方面的态势进行深入研究，定期组织参谋人员综合分析各战区的情况，汇编《军委战况通报》《作战室周报》《国际资料》等刊物。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很高兴，说这样做“大有帮助”。
1943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集结50万大军，准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大举进攻。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已深入敌后对日作战，陕甘宁边区兵力薄弱。大敌当前，局势险恶。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与情报部门研究，提出了一个以智退敌的政治宣传战方案。他建议使用中共掌握的军事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阴谋，作为退兵之计。
毛泽东、朱德对叶剑英这个建议十分赞赏，完全釆纳。决定除按预定计划部署兵力，做好保卫边区的自卫准备外，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动员一切舆论，广泛开展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调动兵力、破坏抗战、制造内战的阴谋。这一场以军事实力作基础的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战，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由于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切行动计划及兵力部署、行军路线等确凿情报，并对其揭露无遗，使得正在日夜调兵遣将，准备内战的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惊，进退维谷，十分狼狈。
蒋介石、何应钦等见阴谋败露，又迫于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的压力，只好下令收兵，致电朱德表示并无进攻意图。胡宗南则解释说：“敝部换防，请勿误会。”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其失败而告终。人们称赞“叶参座”巧使“空城计”，智退顽军50万。
顶住“十二级”台风，支撑摇摇欲坠的军委大厦
1966年5月，“文革”开始，犹如十二级台风般席卷中国大地，叶剑英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拼尽全力支撑屡受冲击、摇摇欲坠的军委大厦。他抱定这样坚定的信念，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稳定。只要几百万解放军稳住阵脚，天下就不会大乱。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在周恩来支持下，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在会议期间连续作了7次发言，针对林彪、陈伯达的谬论，提岀一系列质疑，他在发言中极力坚持军队师以下单位不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行正面教育，他的发言得到周恩来等人的赞同。
1967年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针对江青打击陷害军队老干部，企图乱军夺权的阴谋，叶剑英气愤至极，拍案痛斥江青等人。散会回家后，他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因会上拍桌子太用力导致右手掌骨骨折。不久，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碰头会，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制定了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尽力维护军队稳定。
1970年8月29日，周恩来参加由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会上，周恩来批评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9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临结束时，毛泽东在庐山住地同周恩来、叶剑英连夜研究“批陈”问题，并把调査陈伯达反革命历史和政治面目的任务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庐山会议后，叶剑英回到北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部署，调査陈伯达案件，他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亲自带领工作组奔赴陈伯达家乡福建惠安县陈安大厝和厦门鼓浪屿、集美等地作调査，然后又去广东、广西等地找有关人员座谈，提审在押人员，査阅敌伪档案报刊，进行反复核证。为了弄清问题，他亲自找人谈话，掌握第一手材料，有时谈到凌晨一二点钟。在调査研究过程中，他及时与中央联系，亲自给中央写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系统地揭露了陈伯达真实面目，为中央粉碎林彪与陈伯达等人结成的反革命集团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叛逃途中机毁身亡。10月3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和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审査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的通知。叶剑英临危受命，勇挑重担。他首先集中力量抓好军队系统从上到下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揭批、清理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统一全军指战员的思想，提高军队战斗力。
从1971年底开始，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展“批林整风”，着手准备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同时从调査研究入手，整顿部队，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加强部队战备训练，从各个方面清除林彪几年来把持军委工作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恢复解放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军队各条战线工作都有新的起色。全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 “举事捉妖定乾坤”，兵不血刃粉碎“四人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叶剑英虽然被宣布“靠边”了，但他仍保留着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在国内享有重望。
叶剑英第一个在政治局宣布江青一伙是“上海帮”“四人帮”，并进行过多次严厉批评，表示要加以“解决”，从组织安排上堵住了他们妄想爬上党和国家领导高位的途径。
叶剑英明确认识到，要把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团结起来与“四人帮”作斗争，他首先取得华国锋的支持，毛泽东逝世当天夜里，当江青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大嚷“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曾厉声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紧紧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叶剑英还亲自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交谈，并利用他在西山的隐蔽住所，同政治局委员和杨成武、李德生、韩先楚、杨得志、吴克华等个别老同志交谈。每次谈话，他都扭开水龙头，或打开收音机，用杂音干扰窃听，防止泄密。汪东兴回忆说：“同‘四人帮’的斗争叶帅和老华（华国锋）他们两个人挂帅。我负责具体工作。叶帅对我有个别的交代，特别是保密。为了保密，他多次亲自找我和老华商量，特别交代不要到他那里去，不要暴露秘密。所以我觉得叶帅是很谨慎、很细致、很具体的一个人，我很敬仰他，很尊敬他，很信任他，他是我们国家的创造者之一。”
此时，“四人帮”已经察觉叶剑英的行动，派王洪文跟进西山，靠近叶剑英住地住下，加强监视。叶剑英佯作不知，镇静如常，悠闲自在，“游山玩水”，故意“示人以缓”。
有一天晚间，伴着落日余辉，叶剑英同身边的同志在山间凉亭一带散步，忽然问起常走的一段山路叫什么名字？大家答不出，他就说：“叫好汉坡吧！”
走了一段路，又问常去的那个亭子叫什么名字？他自问自答：“叫‘风雨亭’吧。”随行人员疑惑：“现在也没有刮风下雨啊！”“很快会有的，‘山雨欲来风满楼’。”
叶剑英落脚玉泉山9号楼，集中思考捉妖大计。他行踪不定，频繁地往来于西山、玉泉山、城里小翔凤之间，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约一些老同志个别密商。
10月5日下午，叶剑英分别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决定先发制人，“以快打慢”。他们一致决定于10月6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一举打垮“四人帮”。
汪东兴回忆那天的情景，异常兴奋，他说：“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也分析了我们党的形势，当时我们谈得非常兴奋了，也很疲劳了，我说你休息一下，在我们这里吃顿晚饭。他说我们就这样定了，不要变了。”1976年10月6日，傍晚，夕阳隐进西山。一场特殊的战斗等待着叶剑英。年近80高龄的他在玉泉山9号楼接到电话通知后提前吃饭，只带上警卫参谋马西金，从容不迫地出发了。临走时，他告诉秘书，今晚开会可能不回来了。
当晚，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党集团。随后，叶剑英同华国锋手挽着手，笑容满面地走进9号楼的会议室。在华国锋主持下，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的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会议从当天晚上10时一直开到第二天4时，会议结束，叶剑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告诉一直被“软禁”的邓小平和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喜悦，他说：“中国有救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陈云赞许地说：“剑英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徐向前连声高呼：“好得很，好得很！”聂荣臻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许多老同志夸奖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又一次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马万祺欣然命笔：“电闪鬼狐惊，将军一怒平。十年伤浩劫，今日破坚冰。”
在一片赞扬声中，叶剑英表现得非常谦虚，他说：“除‘四人帮’外，政治局全体同志同‘四人帮’的斗争，思想是统一的，认识是一致的，决心是大家下的。”他多次提到华国锋、汪东兴在斗争中的重大贡献，多次赞扬参与站在第一线与“四人帮”斗争的“无名英雄”，称他们是人民功臣，并亲切地接见他们，合影留念。他回顾这场斗争说，后人想问党的这一段历史，可以用毛主席的一句诗来回答：“无限风光在险峰。”
10月6日，叶剑英给他在外国留学的小女儿叶文珊的信中写道：“十月六日，又看戏，又吃螃蟹，吃了三只公的，一个母的，作为纪念胜利。”
叶剑英逝世后，中共中央审定的悼词中，对他在粉碎“四人帮”行动中的作用作了中肯的评价：“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这个危急时刻，叶剑英同志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时十年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
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内军内一些领导同志，曾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对此他坚辞不受，一再解释：“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對地方的事情不熟悉。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叶剑英对中央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修改稿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5月14日，在叶剑英八十诞辰这一天，邓小平和徐向前、聂荣臻、王震、杨成武、余秋里、粟裕等不约而同以“祝寿”的名义来看望他。邓小平赞扬叶剑英为党和人民作出巨大贡献，亲切地称叶剑英为“老帅”，叶剑英当着众人的面对邓小平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表达他尊敬爱戴之情，希望这位“老帅领班人”尽快复出，带领大家前进。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叶剑英对支持和维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了巨大贡献。 叶剑英对邓小平提出的关于“两个凡是”错误非常赞同，1979年1月，在他的建议下，党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通过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步清除“两个凡是”的影响，打破精神枷锁，使人们的思想大解放，“文革”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得以纠正，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我党按正确方向寻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同志的努力和倡议下，确定了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化代建设上来。叶剑英对改革开放提出了许多方向性的正确意见，为制定和完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确定之后，为了检验这些方针的正确性，80多岁高龄的叶剑英不辞劳苦，奔波于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与各地的同志一起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以指导改革开放朝正确方向发展。从1979年4月开始，他多次视察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小憩羊城何所遇，英雄花照一劳人。”
以己之退，促党的事业之进
1982年9月6日，人民大会堂内，灯火辉煌，群情振奋，不时响起一阵阵热烈掌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正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以浑厚的声音说道：“我们的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党。经过这次大会，将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的领导岗位和其他领导岗位，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我们老一辈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由衷地感到喜悦。唐朝诗人李商隐曾经用‘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称赞他的后辈的诗才。意思是说，后来者居上，年轻的会超过年老的。可以说，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规律。”
代表们听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再次鼓起掌来。叶剑英接着说：“这次大会以后，将有许多老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这些老同志勤勤恳恳奋斗几十年，他们是革命的功臣。他们的功绩，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今年85岁了，年老多病，做事已力不从心，从党的事业着想，我曾多次要求退出领导岗位。在中央没有决定我退出之前，当尽力而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重视年轻一代，重视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叶剑英的一贯主张。1979年，他鉴于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已重新确立，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已趋健全，特别是年富力强的同志已挑起了重担，便给中央政治局常委逐个做工作，要求同意他退出中央的领导岗位，但中央仍希望他留在领导岗位上。1981年6月，叶剑英又给中央写信，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常委名次的排列，将他的名字放到邓小平之后。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还是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1983年2月，叶剑英担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期将满。他又写信给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他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候选人。这一请求，得到了五届人大常委会的同意。
1985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叶剑英同其他几位老同志一起致函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全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自此，叶剑英退出了他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有领导岗位，再次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促进党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表率。
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给叶剑英写了热情洋溢的致敬信，信中写道：“我们深信，您对党和国家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将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永远铭记。您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献身精神，您在复杂的革命斗争转折关头所表现出来的非凡的革命胆略，您好学深思、勤奋工作、照顾大局、团结同志的高贵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责编/张超 责校/彭思贝、李希萌 来源/《叶剑英的非常之路》，范硕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叶剑英传》，《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7月第3版;《叶剑英在关键时刻》，范硕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第3版）
叶剑英大事年表
1897年4月28日，出生于广东梅县。
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8日，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一方面军军长。
1934年2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先后任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前敌总指挥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参谋长。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参谋长、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中共方面代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兼任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
1945年4月至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6年12月，任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9年9月，任中央军委常委。
1966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
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1986年10月22日逝世，享年8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