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
　　综观全文，《鸿门宴》有三处疏漏：
　　1.文中讲到“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但后文并没有讲到陈平回去复命，陈平如俗语所谓的“赵老送灯台，一去更不来”，有照而无应；
　　2.文中讲沛公“如厕”时把樊哙招出去了，但并未讲把张良也招出去，后文却说“乃令张良留谢”，有应而无照；
　　3.范增一心欲治刘邦于死地，但在项庄舞剑失利与樊哙闯帐后至刘邦成功逃走，其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与他性格和谋士身份不符。
　　一、“都尉陈平”去哪儿了？——“有照而无应”
　　司马迁知道刘邦与樊哙出去这么久不回来，项羽不过问一声不合情理，所以安排了陈平去“召沛公”。但陈平有没有找到沛公呢？下文并没有说。这诱发出了我们的许多想象：如果找到了，刘邦如何应对？陈平又如何回复项王？如果没有找到，陈平是继续找呢，还是回去复命？回去复命将如何说？项王有何表现？范增又有何表现？可惜下文根本没有涉及。此处，太史公考虑到了不使陈平召沛公的不合情理，却未考虑到陈平去后无下文的不合情理；这是太史公的疏漏处，致使这一情节“有照而无应”。
　　其实，文章虽讲求照应，但“有照而无应”不见得就一定是疏漏，关键是要看“不应”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韵味。《荆轲刺秦王》中的秦武阳，文中第一次介绍曰：“燕国有勇士秦武阳，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乃令秦武阳为副。”第二次通过太子丹的口写道：“荆卿岂无意哉？丹请先遣秦武阳。”第三次写道：“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下，秦武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武阳，前为谢曰……”然而后面的荆轲秦廷搏击、倚柱笑骂、荆轲被斩三个情节中，秦武阳的身影便消失了，作者没有哪怕一笔涉及。武阳“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与太子丹激荆轲说的“请先遣秦武阳”，很能看出武阳在太子心目中的勇猛、刚强，然而武阳的这种勇猛刚强在秦始面前却丧失殆尽，变得“色变震恐”；原来，前面的介绍是为后面的作铺垫，是为了让武阳前后表现形成对比，是为了写出始皇的威严、霸气与荆轲的从容、镇定与刚毅勇猛；写武阳越厉害，就越表现出始皇的威严、霸气，也越能表现出荆轲的从容镇定与刚毅勇猛。后面情节没有秦武阳的身影，武阳怎么样了？这关键时候他在做什么？成了一个悬念，成了一块空白，可以让读者任意发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武阳哪怕能如“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轲”一样帮上一点小忙，或许死去的就是秦始皇，“荆轲刺秦王”就大功告成了。然而没有，种种猜测让人进一步明了太子丹识人的表面化，让人感慨荆轲因“太子迟之”而未“待吾客与俱”的遗憾。此处的“有照无应”以显空白，正如钱钟书先生谈诗画之“韵”时所说的“以不画出、不说出示画不出、说不出”，“说出的话比不上不说出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的艺术魅力。
　　但“都尉陈平”之“一去更不来”，却不同于《荆轲刺秦王》之“留白”，而是本应照应而无照应，不仅使故事情节不够完整，在塑造人物、表现冲突方面也显得有所欠缺，此处不得不说是司马迁行文中的疏漏，太史公如“老马”，偶尔也“失蹄”。
　　二、张良何时出去的？——“有应而无照”
　　《鸿门宴》写道：“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樊哙是“参乘”，是“担任警卫的人”（人教版课文注释），刘邦“如厕”时把他招出，合情合理，但如果同时把军师张良也招出，则显得不合情理。因为整个宴席只有项羽、范增、项伯、沛公、张良和后至的樊哙六人，如果他们三人都走了，就余下项羽和手下的几个人了，不仅于情理不合，肯定也会引起项羽或范增的疑心，所以，太史公没有叫张良与沛公一同离开。后文谋画逃走事宜时，除樊哙之外，却又有张良在场；司马迁此处设置，大概考虑到如此重大事件，非有军师张良出面不可，同时也为张良成功逃脱后张良回去复命作准备，但太史公疏忽了前面张良没有同刘邦一同出来这个问题。很明显，太史公这一情节设置与前文刘邦没招张良出产生了矛盾，属于“有应而无照”。
　　前后照应勾连这一手法在《鸿门宴》中其实运用得相当纯熟、相当成功。如宴会中，范增召项庄舞剑，吩咐曰：“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且为所虏。”刘邦逃脱后，范增怒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且为之虏矣！”还未失去机会，范增用“若属”——你们——把自己置身于斗争之外，仅是警告形势的严峻；刘邦逃走后，虎已归山，范增说“吾属”——我们——把自己也置身于时局之内，叹息时势的不可逆转。两句话不仅前后呼应，而且把形势的缓急与范增的神情全表现出来了。并且后一句，不说“‘将’且为虏”，而说“今且为虏”，这个“今”字，指的虽是未来，然而这个未来几乎就如现在，极力表现出项羽兵败成为刘邦俘虏的形势就在眼前。如此照应勾连，一字传神，可见太史公在布局文章结构时乃真正刻意为之，费尽心力。再如《鸿门宴》最后写完项羽与范增对刘邦逃脱的不同态度后，还不忘补上一笔，加个尾声：“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这是小事，是补笔，但与开篇的“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和中间项羽对刘邦脱口而出的“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一线贯穿，照应勾连，如“草灰蛇线，空谷传响”。尽现项羽的胸无城府，轻轻一句话，就断送了曹无伤的性命。刘邦果断果敢，对于后患者，绝不留情。
　　因而，《鸿门宴》太史公未言张良离开宴席却又讲张良离开了宴席，有违他注重照应勾连的文风，应是一时疏忽所致；前后呼应，太史公熟用习用而竟至错用误用，成为“一眚”。
　　三、刘邦从“如厕”到“至军中”，范增在干什么？——人物行事与身份、个性相悖
　　范增一心要置沛公于死地，在项羽发怒要“为击破沛公军”时，他火上浇油，不仅言刘邦“其志不在小”，且言“其气”为“天子气”，鼓动“急击勿失”；宴席上，他第一步是“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后，又召项庄以“入前为寿”的名义“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且嘱咐“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主动出击，攻击性特强，如荆轲要取樊於期脑袋一样，可避开太子丹行事；知沛公逃走后，范增盛怒，“受玉斗，置之地，拔剑而破之”。然宴会中，项庄舞剑被项伯干扰、樊哙闯帐后，他却没有了任何作为，而是与项王一样在没有沛公人马的情况下喝酒。并且，沛公“如厕”不仅三人俱出，而且所花时间除密谋之外，还有行“二十里”路的时间，按理，这应大大超过如厕的时间。这么一大好时机范增竟然放过，这与他深有谋虑的谋士身份及其一心欲置刘邦于死地方后快的果断个性不相符。这是司马迁在塑造人物上的疏忽，为情节精彩而忽视了人物身份与个性。
　　其实司马迁的人物传记是相当注重人物的身份与个性的，如《鸿门宴》，张良问刘邦“谁为大王为此计者”，刘邦只曰“鲰生说我曰”，并未指具体的人；张良请刘邦“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刘邦紧接着便警惕地追问“君安与项伯有故”。与之相对应的是，刘邦刚说完“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便接着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项伯为刘邦求情“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而善遇之”，项羽不问项伯何以与刘邦有接触，便“许诺”。司马迁有意让二人行事对比映衬，充分表现出刘邦的老谋深算、工于心计、戒备心强的特点和项羽胸无城府、头脑简单、轻信易行而又自大自负的特点。依人物个性与身份记事记言，乃司马迁史传文学的杰出之处，很明显此处写范增、写鸿门宴，为故事精彩未注意到人物的身份、个性，司马迁这“老马”失蹄了。
　　钱钟书先生论《过秦论》中不足时曾说：“此论（按指《过秦论》——作者注）自是佳文，小眚不掩太好，谈者固毋庸代为饰非文过也。”这种态度可用于《鸿门宴》及司马迁的《史记》。不得不承认，《鸿门宴》是宏文，既大气又细致，然同时，也不得不说，其中还存在疏漏之处。对《鸿门宴》等司马迁的史传文学来说，这些小小的疏漏并不影响其为“无韵之离骚”的艺术魅力，反而凸显出其照应勾连手法的娴熟和记人记事从人物身份地位与个性出发的特点。我们谈司马迁史传文学的艺术魅力的同时，不能因为一小小的疏漏而否定太史公的成就，当然也没必要为维护太史公“无韵之离骚”的艺术魅力而因这一点小小的疏漏代太史公文过掩饰。相反，我们倒能从司马迁的疏漏处看到司马迁的苦心经营，看到司马迁的刻意为文，正反对比，于我们鉴赏学习有所借鉴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