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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考察工作，直接关系到选人用人的质量。那么，干部考察组究竟是如何开展工作的？权力有多大？记者近日走访了一些干部考察组，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不是“钦差大臣”
而是“裁判员”
周信岩是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一名出租车司机，41岁，在县城开了6年多出租车。载客空隙，他总爱拿起放在车上的报纸看一看，特别关心县里的大事。“前两天我在报上看到新闻，市里来什么考察组了，要提拔一批县领导呢。不知道这些‘钦差大臣’是什么来头？到底怎么个考察法？”得知记者身份后，周师傅直截了当地问。
“钦差大臣”，这个跟我们的时代已经脱节的词汇，或许还是如今很多人对干部考察组的民间称呼。
“这种说法太夸张了，我们顶多也就是个‘裁判员’。”绍兴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二处处长高建国，参与了10多年的干部考察工作，这次是赴新昌县考察组成员。
一个好的裁判员，不会让自己成为比赛的焦点，但球员每次犯规都难逃他的法眼，有章可循的判罚让每个队员心服口服；他用自己的专业素养保证比赛顺利举行，却从不动用权力改变赛果。
“考察组的权力也是如此。”高建国说，每一个考察组成员，只能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客观公正地评价干部，而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滥用权力。从这个角度看，换届考察既是对干部的考察，也是对考察组自身的一次考验，每一个考察员都要当好“裁判员”。
这次新昌县四套班子换届考察，涉及40名考察对象，其中原有班子32人，拟新进班子成员8人。相对而言，后面8人最受关注。按照有关规定，8人中，部分将被“差额”。
到底哪些人能“上”，民间有各种说法和猜测。有人说，肯定已经有“内定”名单了，考察只不过是走形式而已；也有人说，县班子要进什么人，当然是“一把手”说了算……
“‘内定’名单，这个真没有。”绍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晓董坦言，至于县委书记推荐哪些干部，仅仅是考察组考虑的一部分，况且县委书记在最后的推荐中，也只有一票。
在一些干部中，还流传着一个相对“靠谱”的说法：考察组不一定有权力让你“上”，但是让你“上不了”还是有说话的份。
“其实不然，现在的考察报告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必须经过集体讨论，说‘字斟句酌’也不夸张。”朱晓董认真地说，“我作为考察组组长，在考察时也得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
朱晓董举了个例子，有一次讨论时，他认为某个干部能力比较一般，没想到一名组员表示不同意见，当场向组长叫板。讨论时，是写“比较”熟悉还是“非常”熟悉、是缺乏“经验”还是缺乏“能力”等，考察组成员都要逐字推敲、反复斟酌，力求最大程度反映考察对象的真实情况。
谈话“成双成对”
组员不得擅自外出
2011年10月20日晚，新昌考察组成员结束考察工作，各自收拾行装回家。过去近一个月时间，他们几乎都在新昌某宾馆“蹲点”。
“干部考察，不是很简单、很潇洒吗？吃吃饭、喝喝酒、聊聊天……”在微博上，有网友如此认为。
真是这样吗？“喏，你看我的手。”采访时，一位考察组成员在记者面前张开右手。由于夜以继日地握笔记录、写材料，中指末端关节一侧已经被笔磨出一层老茧。翻开他的笔记本，满满当当记了200多页，约有5万字——而此时，离考察结束还有一个多星期。“有时候一天记下来，手都抬不起来。为了统计数据、商量考察报告等，工作到后半夜甚至通宵是常有的事。”
网友说的“聊天”，是考察的主要方式——谈话。看似简单的谈话，学问却很大。绍兴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长王琤说，考察谈话能否听到真心话，关键看能否与考察对象进行深层次的沟通。居于主导地位的考察者一定要诚恳谦虚、主动热情，使人觉得可亲、可信、可敬，不要自以为高人一等。谈话中，要善于做个好听众，原汁原味地记录。
同时，谈话时还有一条铁规：必须“成双成对”。“这是为了确保谈话的客观公正，否则如果只有一个人，如何监督？”王琤说。
而谈话绝非聊天那么简单。这次县级班子换届，每个考察组要与530多人谈话。
关于考察纪律，记者看到，考察组在当地媒体刊登的考察工作承诺中明确写着，“坚决杜绝违反职业道德和有损考察组形象的言行，不借考察之机谋取任何私利”。每个考察组成员也都各自签了一份承诺书，“不收礼金礼卡、不接受影响公正的宴请等消费娱乐活动，绝不借考察之机谋取任何私利”。
而在实际工作中，考察组成员自我要求更严格。“我在新昌考察近一个月，没有给当地任何一个朋友打过电话，更谢绝了所有人的宴请，饭都是在考察组驻地和大家一起吃自助餐。”一名考察组成员说，考察组私下里规定，任何组员不得擅自外出，有事必须向组长汇报。
过滤假话套话
淘出真心话
有人把换届考察比喻成“期末考试”，虽然不准确，但有一定道理。考试成绩虽是实力的体现，但不一定能完全反映真实水平。
诸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洪中行说了这样一件事：他在一次考察时，某乡镇党委书记拼命说一名乡镇干部的好话，暗示可以“提拔到其他乡镇重用”。洪中行笑着说：“既然他这么好，那就留下来，提拔当副书记吧。”“不行不行，还是交流到其他乡镇吧。”“你就不要跟我兜圈子啦，我心里有数的，这个人能力很一般，你是不想他留下。那为什么不实话实说呢？”
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在干部考察中普遍存在一些人不愿讲真话的问题。特别是谈到干部缺点时，很多人都会以“不太了解”、“接触不多”、“没发现什么明显不足”等敷衍了事。
朱晓董表示，很多人都存在这样一种心理：既然考察了，就说些好话吧，万一讲了对考察对象不利的公道话，事后被其知道不仅失了情面，还可能遭受打击报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有人认为“提升一个人，激活一大片”，不如顺水推舟做个好人，于人于己都有好处。
在采访中，很多人希望加大对基层群众的民意调查力度。“上一次换届考察时，我们专门派出一支监督员队伍，到村里随机找人谈话，聊聊收入增加了没有、子女就学难不难、看病贵不贵等情况。干部干得怎么样，归根到底还是看最基层的百姓感觉如何。”洪中行说，特别是关于民生方面的考察，不能只听干部怎么说，要听群众直观感受。
洪中行还建议，建立专业化考察队伍，增加干部考察的科学性。据悉，诸暨市2006年建立考察员制度，考察干部时必须持证上岗。目前，该市已有近200名镇乡（街道）、部门的组织工作干部经过集中培训，取得干部考察员资格。
考察工作也是一门科学，要听到真话实话，真正考准考实，需要考察组成员良好的素质和方法，不但要当好“听众”，更要当好“裁判”，善于分析和把握。建立考察员制度，是一个有益探索。
摘自《浙江日报》2011.11.17
不是“钦差大臣”
而是“裁判员”
周信岩是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一名出租车司机，41岁，在县城开了6年多出租车。载客空隙，他总爱拿起放在车上的报纸看一看，特别关心县里的大事。“前两天我在报上看到新闻，市里来什么考察组了，要提拔一批县领导呢。不知道这些‘钦差大臣’是什么来头？到底怎么个考察法？”得知记者身份后，周师傅直截了当地问。
“钦差大臣”，这个跟我们的时代已经脱节的词汇，或许还是如今很多人对干部考察组的民间称呼。
“这种说法太夸张了，我们顶多也就是个‘裁判员’。”绍兴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二处处长高建国，参与了10多年的干部考察工作，这次是赴新昌县考察组成员。
一个好的裁判员，不会让自己成为比赛的焦点，但球员每次犯规都难逃他的法眼，有章可循的判罚让每个队员心服口服；他用自己的专业素养保证比赛顺利举行，却从不动用权力改变赛果。
“考察组的权力也是如此。”高建国说，每一个考察组成员，只能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客观公正地评价干部，而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滥用权力。从这个角度看，换届考察既是对干部的考察，也是对考察组自身的一次考验，每一个考察员都要当好“裁判员”。
这次新昌县四套班子换届考察，涉及40名考察对象，其中原有班子32人，拟新进班子成员8人。相对而言，后面8人最受关注。按照有关规定，8人中，部分将被“差额”。
到底哪些人能“上”，民间有各种说法和猜测。有人说，肯定已经有“内定”名单了，考察只不过是走形式而已；也有人说，县班子要进什么人，当然是“一把手”说了算……
“‘内定’名单，这个真没有。”绍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晓董坦言，至于县委书记推荐哪些干部，仅仅是考察组考虑的一部分，况且县委书记在最后的推荐中，也只有一票。
在一些干部中，还流传着一个相对“靠谱”的说法：考察组不一定有权力让你“上”，但是让你“上不了”还是有说话的份。
“其实不然，现在的考察报告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必须经过集体讨论，说‘字斟句酌’也不夸张。”朱晓董认真地说，“我作为考察组组长，在考察时也得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
朱晓董举了个例子，有一次讨论时，他认为某个干部能力比较一般，没想到一名组员表示不同意见，当场向组长叫板。讨论时，是写“比较”熟悉还是“非常”熟悉、是缺乏“经验”还是缺乏“能力”等，考察组成员都要逐字推敲、反复斟酌，力求最大程度反映考察对象的真实情况。
谈话“成双成对”
组员不得擅自外出
2011年10月20日晚，新昌考察组成员结束考察工作，各自收拾行装回家。过去近一个月时间，他们几乎都在新昌某宾馆“蹲点”。
“干部考察，不是很简单、很潇洒吗？吃吃饭、喝喝酒、聊聊天……”在微博上，有网友如此认为。
真是这样吗？“喏，你看我的手。”采访时，一位考察组成员在记者面前张开右手。由于夜以继日地握笔记录、写材料，中指末端关节一侧已经被笔磨出一层老茧。翻开他的笔记本，满满当当记了200多页，约有5万字——而此时，离考察结束还有一个多星期。“有时候一天记下来，手都抬不起来。为了统计数据、商量考察报告等，工作到后半夜甚至通宵是常有的事。”
网友说的“聊天”，是考察的主要方式——谈话。看似简单的谈话，学问却很大。绍兴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长王琤说，考察谈话能否听到真心话，关键看能否与考察对象进行深层次的沟通。居于主导地位的考察者一定要诚恳谦虚、主动热情，使人觉得可亲、可信、可敬，不要自以为高人一等。谈话中，要善于做个好听众，原汁原味地记录。
同时，谈话时还有一条铁规：必须“成双成对”。“这是为了确保谈话的客观公正，否则如果只有一个人，如何监督？”王琤说。
而谈话绝非聊天那么简单。这次县级班子换届，每个考察组要与530多人谈话。
关于考察纪律，记者看到，考察组在当地媒体刊登的考察工作承诺中明确写着，“坚决杜绝违反职业道德和有损考察组形象的言行，不借考察之机谋取任何私利”。每个考察组成员也都各自签了一份承诺书，“不收礼金礼卡、不接受影响公正的宴请等消费娱乐活动，绝不借考察之机谋取任何私利”。
而在实际工作中，考察组成员自我要求更严格。“我在新昌考察近一个月，没有给当地任何一个朋友打过电话，更谢绝了所有人的宴请，饭都是在考察组驻地和大家一起吃自助餐。”一名考察组成员说，考察组私下里规定，任何组员不得擅自外出，有事必须向组长汇报。
过滤假话套话
淘出真心话
有人把换届考察比喻成“期末考试”，虽然不准确，但有一定道理。考试成绩虽是实力的体现，但不一定能完全反映真实水平。
诸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洪中行说了这样一件事：他在一次考察时，某乡镇党委书记拼命说一名乡镇干部的好话，暗示可以“提拔到其他乡镇重用”。洪中行笑着说：“既然他这么好，那就留下来，提拔当副书记吧。”“不行不行，还是交流到其他乡镇吧。”“你就不要跟我兜圈子啦，我心里有数的，这个人能力很一般，你是不想他留下。那为什么不实话实说呢？”
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在干部考察中普遍存在一些人不愿讲真话的问题。特别是谈到干部缺点时，很多人都会以“不太了解”、“接触不多”、“没发现什么明显不足”等敷衍了事。
朱晓董表示，很多人都存在这样一种心理：既然考察了，就说些好话吧，万一讲了对考察对象不利的公道话，事后被其知道不仅失了情面，还可能遭受打击报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有人认为“提升一个人，激活一大片”，不如顺水推舟做个好人，于人于己都有好处。
在采访中，很多人希望加大对基层群众的民意调查力度。“上一次换届考察时，我们专门派出一支监督员队伍，到村里随机找人谈话，聊聊收入增加了没有、子女就学难不难、看病贵不贵等情况。干部干得怎么样，归根到底还是看最基层的百姓感觉如何。”洪中行说，特别是关于民生方面的考察，不能只听干部怎么说，要听群众直观感受。
洪中行还建议，建立专业化考察队伍，增加干部考察的科学性。据悉，诸暨市2006年建立考察员制度，考察干部时必须持证上岗。目前，该市已有近200名镇乡（街道）、部门的组织工作干部经过集中培训，取得干部考察员资格。
考察工作也是一门科学，要听到真话实话，真正考准考实，需要考察组成员良好的素质和方法，不但要当好“听众”，更要当好“裁判”，善于分析和把握。建立考察员制度，是一个有益探索。
摘自《浙江日报》2011.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