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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秋天，机关“反右”初步告一段落，开始考虑下放一部分知识分子干部到农村和工厂当农民、工人，取得了身份后，再陆续调回或另作他用。据说，这是刘少奇同志提出来的。在和平年代，知识分子没有经过锻炼，只能算作“三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干部。起初，我不认为这件事会轮到我的头上。我是团省委机关报——《贵州青年报》唯一主持工作的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