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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历史的角度探讨陈启天由非基督教到反基督教教育进而主张收回教育权的思想发展轨迹。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是其从事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理论基础。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他充分利用《中华教育界》和《醒狮周报》两大舆论阵地，一方面自身系统建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以鼓吹收回教育权，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教育界的舆论导向，声援收回教育权运动。同时，他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多次提请相关议案，并发起成立“国家教育协会”，推动收回教育权运动。对于他在这场运动中的历史贡献与关怀祈向，应予以肯定与关注。
[关键词]教育权运动，基督教教育，国家主义教育，陈启天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4—0032—05
收回教育权运动作为1922～1927年非基督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主要指向教会教育的一场运动。清末以降，西方各国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在中国各地设立教会学校，推行有利于本国的宗教教育。由于清末民初，国民对国家主权认知的模糊及政府能力的限制，对教会学校采取任其自由存在或消极限制的政策。至20年代初期，教会学校已成为独立于中国教育体制的一股强大力量。而正如《中华归主》的调查报告助长了国人的非基督教情绪，《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出版所反映的教会教育新的扩展野心，更使国人特别是教育界人士受到强烈的刺激。最早提出非宗教教育论，力主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的观点见于蔡元培1922年3月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但最早以国家主义教育反对教会教育，主张“收回教育权”的观点由余家菊于翌年9月《教会教育问题》文中提出。同时，随着“五四”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亦开始为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接受，教会教育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成为民族运动的重要对象之一。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及非宗教三种思潮的宣传及激荡，使“收回教育权”日益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舆论。1924年4月，广州圣·三一教会学校学生由于学校当局禁止举行“五九”国耻纪念，拉开了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帷幕。由此，收回教育权由舆论宣传层面进入政治行动层面，各地教会学校学生纷纷罢课、退学，“五卅”惨案的爆发更推动了国人对主权问题的思考，运动由此达到高潮。在这场运动中，部分国共青党员与教育家积极参与指导，陈启天身兼教育家及青年党重要骨干双重身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陈启天(1893-1984年)，字修平，别号寄园。曾主编《中华教育界》月刊两年有半(1924.7-1926.11)，且为《醒狮周报》主笔之一。《中华教育界》、《醒狮周报》是当时在言论上鼓吹收回教育权运动最力者。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他一方面充分利用这两大舆论阵地为其造势和声援，另一方面他积极促成民间教育团体推动政府收回教育权。学术界对于其在这场运动中的贡献，至今没有专文探讨，本文拟作一尝试。
一、从非基督教到反基督教教育
1922年3月，因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将于4月在清华学校召开，酝酿已久的非基督教运动正式拉开帷幕。运动爆发后，以周作人为首的北大五教授在《晨报》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由此引发了知识界近两个月关于“信教自由”的论争。在论战双方笔战正酣之际，陈启天发表了《我们不该反对耶教与其运动吗?》一文，对以信教自由反对非基督教运动的观点进行质疑。他首先指出，宗教思想重在精神不在形式，教会、祈祷等宗教形式别于且摧残宗教精神，因而，“为保存人类宗教精神计，不可不反对形式的宗教，尤其不可反对形式耶教的宣传”。接着他论证了反对基督教及运动的根本理由。他认为提倡博爱并非耶稣的专利，古今圣哲还有兼爱主义的墨翟，慈悲主义的释迦牟尼，忠恕主义的孔丘。而基督教历史上的教派纷争又证明其博爱的虚伪性。学校最要目的在于培养自由思想的人才，而教会学校由只知宗教不懂教育的教徒办理，故难以见容于真心办教育而不提倡宗教的人才。面对教会利用教育宣传宗教，垄断中国教育之一部分的现实，他疾呼教育家在重视教育对于政府不能独立之弊害的同时，也不可轻视教育不能离宗教而独立的弊害。最后文尾写道：“我们今后的急务就是要一面打破宗教的一切制度——如教会，废除宗教的一切名称，断绝宗教的一切宣传，以保持个人精神上纯粹的信仰；而一面还要致力于科学的研究精神，精神的修养和美术的欣赏以促进社会的文化。”综而言之，陈启天反对基督教的目的在于保持教育独立和思想自由而发挥科学精神。为了反对基督教以及教会在学校的宣传，他当年还参加了南京反宗教运动大同盟。南京学生界在他母校(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改为东南大学)开会时，他被推为主持人，说明反宗教运动的旨趣，并会后游行南京全城。
1923年是陈启天思想发生变化的关键一年。同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改刊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知识界发生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高力克指出这两个事件表征着新文化运动的落幕，后一事件凸显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冲突的意识形态格局。而陈启天无疑分属文化保守主义阵营。10月，少年中国学会宁沪会员集会苏州，他作为主席主持会议。大会决定学会的方针由原来的“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改为“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国去”。基于“内政日益紊乱，外交日益险恶”，“中华民族的独立精神，日益堕落于不可问的境地”的现实，大会制定了学会纲领九条，其中第三条为：“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同时，大会议决将总会由北京迁往南京，选举他为总会执行部主任。大会并委托他负责对“新国家主义”下个定义。12月南京总会第三次常会上，陈启天宣读了其所撰文章《何谓新国家主义》。在该文中，他详细地阐述了“新国家主义”的内涵，认为其真精神在于“主张尊重本国之国性，同时亦尊重他国之国性，毁己以利人固所不愿也；毁人以利己亦所不可取焉。媚外固所不愿也，敌外亦所不取焉，不自暴自弃以媚外，不凌人辱人以自私”。这里的“国性”即指国民性或民族性，而教会教育的可怕之处在于摧毁国性。面对五四后孔教被打倒，基督教在中国势力转大的局面，他在文中沉痛写道：“昔日以吃教诱致流氓贻祸乡曲者，今日以学校诱致青年而摧残国性矣，在昔西洋之教士鼓肄簧舌于教堂者，今以中国之宗教职业家奔走于青年会矣，昔为个人之宣传者，今为团体之运动矣，昔日在社会传教者，今渐入于干涉政治之途矣，推其极也，至有所谓‘中华归主运动’，将使国性丧失殆尽，举国而成外国之顺民，而获美其名曰‘宗教救亡’、人格救国，吾实不知其居心若何也?”显然，他对于教会势力在中国渗透的日益深入有着深刻的体察，并以深层次的文化关怀抓住了其要害，同时表明他反对基督教教育由科学、信教自由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 研究并宣传国家主义为宗旨”，事务主要为分赴各地讲演、编撰书报和赞助青年同志团体。作为五个会务委员之一，陈启天多次被邀赴各地进行有关演讲，其中曾受武昌分会之邀演讲《中国教育政策》。他认为：“从消极方面说，要铲除无耻的亡国教育便须实行收回教育权的政策；从积极方面说要建设知耻的救国教育便须实行统一教育权的政策。”教会教育与殖民教育导致无耻的亡国教育。反对教会教育一直是陈启天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的主要面相，但这并不意味他对殖民教育的危害缺乏足够的体认。总之，陈启天充分利用这些民间教育团体扩大国家主义教育和收回教育权思潮的影响，进而对政府施加舆论压力。关于他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的贡献以及与国家主义教育理论的密切关系，吴俊升指出：“修平学长等所主张的国家主义教育在实际方面另一贡献，为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成功。他所主编的‘中华教育界’发行‘收回教育权’专号，对于向日本殖民学校及基督教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主张甚力。他曾与教会人士反复辩论，又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及‘全国教育联合会’年会通过有关收回教育权各案。结果教育部(1925年11月)采取了各案的建议而订有《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1926年10月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也颁布《取缔私立学校通令》，这标志着收回教育权运动已由民间舆论鼓吹转向政府实施阶段。
纵观陈启天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的言行，其历史贡献和背后关怀值得关注。一方面，他通过《中华教育界》和《醒狮周报》，凝聚了教育界“国家主义教育学派”，或撰文或结社，在促成政府收回教育权及教会学校中国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亦使国家主义教育思潮成为20年代中期教育思潮中“最怒涌的思潮”。另一方面，他揭橥的“新国家主义”无异于民族主义，其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包含对国家富强和民族文化的双重关怀，从事收回教育权运动无疑是其对当时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回应的结果。其一，他深信教育是建国的有力工具，其思路在于国民是立国之本，力图以国家主义教育为手段，使传统文化成为联接国民与国家共同体的纽带，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动员国民内而团结外而御侮，以达国家富强的目标。而教会教育和殖民教育作为与国家教育相颉颃的独立教育体系，不但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而且分散了国民对国家的向心力。其二，《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出版，加深了他对于来自西方文化挑战的危机感，这也是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反对教会教育的原因。教会教育这种文化渗透不亚于政治侵略的危害，对民族文化前途的关怀构成其收回教育权的另一动力。因而“国性”、中国文化成为其教育理论的主要概念，也成为其反对教会教育的主要概念。由此抓住了教会教育抹杀文化之民族性维度的要害。就如何发挥教育对民族文化的弘扬和传递作用，使民族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中有独立价值的一部分，在当今中国仍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命题，毕竟文化“地球村”的普世理想依旧未能取消民族国家之间的畛域。从这个层面看，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他对民族文化的关怀维度无疑具有洞见。但需指出的是，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对基督教的全面否定反映出其在中西文化问题以情绪纠结代替理性思考的非理性心态。这种民族主义的偏狭面相与当时民族主义全面高涨的历史语境有关，在今后中西问题上需要尽力克服。
[责任编辑：侯林莉]
[关键词]教育权运动，基督教教育，国家主义教育，陈启天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4—0032—05
收回教育权运动作为1922～1927年非基督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主要指向教会教育的一场运动。清末以降，西方各国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在中国各地设立教会学校，推行有利于本国的宗教教育。由于清末民初，国民对国家主权认知的模糊及政府能力的限制，对教会学校采取任其自由存在或消极限制的政策。至20年代初期，教会学校已成为独立于中国教育体制的一股强大力量。而正如《中华归主》的调查报告助长了国人的非基督教情绪，《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出版所反映的教会教育新的扩展野心，更使国人特别是教育界人士受到强烈的刺激。最早提出非宗教教育论，力主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的观点见于蔡元培1922年3月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但最早以国家主义教育反对教会教育，主张“收回教育权”的观点由余家菊于翌年9月《教会教育问题》文中提出。同时，随着“五四”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亦开始为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接受，教会教育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成为民族运动的重要对象之一。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及非宗教三种思潮的宣传及激荡，使“收回教育权”日益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舆论。1924年4月，广州圣·三一教会学校学生由于学校当局禁止举行“五九”国耻纪念，拉开了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帷幕。由此，收回教育权由舆论宣传层面进入政治行动层面，各地教会学校学生纷纷罢课、退学，“五卅”惨案的爆发更推动了国人对主权问题的思考，运动由此达到高潮。在这场运动中，部分国共青党员与教育家积极参与指导，陈启天身兼教育家及青年党重要骨干双重身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陈启天(1893-1984年)，字修平，别号寄园。曾主编《中华教育界》月刊两年有半(1924.7-1926.11)，且为《醒狮周报》主笔之一。《中华教育界》、《醒狮周报》是当时在言论上鼓吹收回教育权运动最力者。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他一方面充分利用这两大舆论阵地为其造势和声援，另一方面他积极促成民间教育团体推动政府收回教育权。学术界对于其在这场运动中的贡献，至今没有专文探讨，本文拟作一尝试。
一、从非基督教到反基督教教育
1922年3月，因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将于4月在清华学校召开，酝酿已久的非基督教运动正式拉开帷幕。运动爆发后，以周作人为首的北大五教授在《晨报》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由此引发了知识界近两个月关于“信教自由”的论争。在论战双方笔战正酣之际，陈启天发表了《我们不该反对耶教与其运动吗?》一文，对以信教自由反对非基督教运动的观点进行质疑。他首先指出，宗教思想重在精神不在形式，教会、祈祷等宗教形式别于且摧残宗教精神，因而，“为保存人类宗教精神计，不可不反对形式的宗教，尤其不可反对形式耶教的宣传”。接着他论证了反对基督教及运动的根本理由。他认为提倡博爱并非耶稣的专利，古今圣哲还有兼爱主义的墨翟，慈悲主义的释迦牟尼，忠恕主义的孔丘。而基督教历史上的教派纷争又证明其博爱的虚伪性。学校最要目的在于培养自由思想的人才，而教会学校由只知宗教不懂教育的教徒办理，故难以见容于真心办教育而不提倡宗教的人才。面对教会利用教育宣传宗教，垄断中国教育之一部分的现实，他疾呼教育家在重视教育对于政府不能独立之弊害的同时，也不可轻视教育不能离宗教而独立的弊害。最后文尾写道：“我们今后的急务就是要一面打破宗教的一切制度——如教会，废除宗教的一切名称，断绝宗教的一切宣传，以保持个人精神上纯粹的信仰；而一面还要致力于科学的研究精神，精神的修养和美术的欣赏以促进社会的文化。”综而言之，陈启天反对基督教的目的在于保持教育独立和思想自由而发挥科学精神。为了反对基督教以及教会在学校的宣传，他当年还参加了南京反宗教运动大同盟。南京学生界在他母校(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改为东南大学)开会时，他被推为主持人，说明反宗教运动的旨趣，并会后游行南京全城。
1923年是陈启天思想发生变化的关键一年。同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改刊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知识界发生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高力克指出这两个事件表征着新文化运动的落幕，后一事件凸显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冲突的意识形态格局。而陈启天无疑分属文化保守主义阵营。10月，少年中国学会宁沪会员集会苏州，他作为主席主持会议。大会决定学会的方针由原来的“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改为“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国去”。基于“内政日益紊乱，外交日益险恶”，“中华民族的独立精神，日益堕落于不可问的境地”的现实，大会制定了学会纲领九条，其中第三条为：“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同时，大会议决将总会由北京迁往南京，选举他为总会执行部主任。大会并委托他负责对“新国家主义”下个定义。12月南京总会第三次常会上，陈启天宣读了其所撰文章《何谓新国家主义》。在该文中，他详细地阐述了“新国家主义”的内涵，认为其真精神在于“主张尊重本国之国性，同时亦尊重他国之国性，毁己以利人固所不愿也；毁人以利己亦所不可取焉。媚外固所不愿也，敌外亦所不取焉，不自暴自弃以媚外，不凌人辱人以自私”。这里的“国性”即指国民性或民族性，而教会教育的可怕之处在于摧毁国性。面对五四后孔教被打倒，基督教在中国势力转大的局面，他在文中沉痛写道：“昔日以吃教诱致流氓贻祸乡曲者，今日以学校诱致青年而摧残国性矣，在昔西洋之教士鼓肄簧舌于教堂者，今以中国之宗教职业家奔走于青年会矣，昔为个人之宣传者，今为团体之运动矣，昔日在社会传教者，今渐入于干涉政治之途矣，推其极也，至有所谓‘中华归主运动’，将使国性丧失殆尽，举国而成外国之顺民，而获美其名曰‘宗教救亡’、人格救国，吾实不知其居心若何也?”显然，他对于教会势力在中国渗透的日益深入有着深刻的体察，并以深层次的文化关怀抓住了其要害，同时表明他反对基督教教育由科学、信教自由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 研究并宣传国家主义为宗旨”，事务主要为分赴各地讲演、编撰书报和赞助青年同志团体。作为五个会务委员之一，陈启天多次被邀赴各地进行有关演讲，其中曾受武昌分会之邀演讲《中国教育政策》。他认为：“从消极方面说，要铲除无耻的亡国教育便须实行收回教育权的政策；从积极方面说要建设知耻的救国教育便须实行统一教育权的政策。”教会教育与殖民教育导致无耻的亡国教育。反对教会教育一直是陈启天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的主要面相，但这并不意味他对殖民教育的危害缺乏足够的体认。总之，陈启天充分利用这些民间教育团体扩大国家主义教育和收回教育权思潮的影响，进而对政府施加舆论压力。关于他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的贡献以及与国家主义教育理论的密切关系，吴俊升指出：“修平学长等所主张的国家主义教育在实际方面另一贡献，为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成功。他所主编的‘中华教育界’发行‘收回教育权’专号，对于向日本殖民学校及基督教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主张甚力。他曾与教会人士反复辩论，又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及‘全国教育联合会’年会通过有关收回教育权各案。结果教育部(1925年11月)采取了各案的建议而订有《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1926年10月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也颁布《取缔私立学校通令》，这标志着收回教育权运动已由民间舆论鼓吹转向政府实施阶段。
纵观陈启天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的言行，其历史贡献和背后关怀值得关注。一方面，他通过《中华教育界》和《醒狮周报》，凝聚了教育界“国家主义教育学派”，或撰文或结社，在促成政府收回教育权及教会学校中国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亦使国家主义教育思潮成为20年代中期教育思潮中“最怒涌的思潮”。另一方面，他揭橥的“新国家主义”无异于民族主义，其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包含对国家富强和民族文化的双重关怀，从事收回教育权运动无疑是其对当时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回应的结果。其一，他深信教育是建国的有力工具，其思路在于国民是立国之本，力图以国家主义教育为手段，使传统文化成为联接国民与国家共同体的纽带，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动员国民内而团结外而御侮，以达国家富强的目标。而教会教育和殖民教育作为与国家教育相颉颃的独立教育体系，不但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而且分散了国民对国家的向心力。其二，《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出版，加深了他对于来自西方文化挑战的危机感，这也是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反对教会教育的原因。教会教育这种文化渗透不亚于政治侵略的危害，对民族文化前途的关怀构成其收回教育权的另一动力。因而“国性”、中国文化成为其教育理论的主要概念，也成为其反对教会教育的主要概念。由此抓住了教会教育抹杀文化之民族性维度的要害。就如何发挥教育对民族文化的弘扬和传递作用，使民族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中有独立价值的一部分，在当今中国仍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命题，毕竟文化“地球村”的普世理想依旧未能取消民族国家之间的畛域。从这个层面看，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他对民族文化的关怀维度无疑具有洞见。但需指出的是，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对基督教的全面否定反映出其在中西文化问题以情绪纠结代替理性思考的非理性心态。这种民族主义的偏狭面相与当时民族主义全面高涨的历史语境有关，在今后中西问题上需要尽力克服。
[责任编辑：侯林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