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间慈善劝募机制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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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浙江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在全国居前列,民营经济功不可没,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快速发展的民间慈善事业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来自上游的压力是政府主导的慈善公益筹资模式对民间慈善机构的挤出效应,来自下游的压力是企业社会责任感大幅提升的浙商对慈善运作机制提出的新要求。本文详细分析了浙江慈善事业的发展现状、民间慈善机构面临的上下游挑战,建议民间慈善机构从加强与政府合作、企业劝募方式多样化、与媒体联手营造慈善文化氛围和提高慈善机构自身服务水平五个方面着手应对挑战。
  [关键词] 浙江;民间慈善;劝募;挑战
  
  一、浙江民间慈善事业近年的高速增长
  
  目前我国的慈善事业可分为政府主导部分与非政府部分,其中政府主导部分包括各级政府机关主要是民政部门负责的各项社会捐赠及其运用,非政府部分包括各地慈善总会与其它公益机构筹集的社会捐赠及援助,另外在非政府部分中慈善总会以外的一些民间自发形成的慈善组织也开始出现,然而由于尚处在萌芽阶段甚至在注册登记上就有不少波折,很难找到相关数据,本文考察的主要是政府主导的慈善筹资与非政府的慈善总会筹资两大部分。
  浙江省非政府慈善事业的发展在全国居于前列,表一列出了浙江省慈善机构近年来筹集的资金情况,2006年与2002年相比,虽然2003年由于非典的原因导致了当年的较快增长和其后的下降,但四年来每年新筹集的慈善资金平均增长达87%,与同期浙江省的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23.9%相比,慈善捐赠规模的高速增长远超经济增长。
  
  另外,慈善总会的组织机构发展也非常快,全省101个市县已全部建立慈善组织,省、市、县三级慈善机构作为独立的社团法人,上下级机构在工作中是指导关系,上级机构对下级机构资源不具有支配权。
  在浙江省慈善机构募集的资金中,近70%来自于浙江的民营企业,这一数据一方面说明了浙江民营经济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浙商有较强的企业社会责任感。
  二、浙江政府主导的慈善资金募集效果居全国之首
  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浙江省的经济增长并不是最快的,但政府主导的慈善事业的发展居首位,表二数据反映,不仅公益慈善捐赠的总金额最多,慈善资金占GDP的比重也是最高的,达0.23%(表二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各省市2006年统计公报,由于部分省市的相关数据缺失,本表只列出了公报中有相关数据的21个省市,各省市慈善资金总额为直接接受捐赠额与彩票发行公益金之和)。
  
  从表二可以看到,虽然浙江在2006年GDP排名中,位于广东、山东、江苏之后,但政府主导的慈善公益资金总额高居榜首,并且在来源上与其他省市有显著的不同,即慈善捐赠大部分来自于社会直接捐赠,而非福利彩票发行筹资。以广东省来对比,其彩票发行公益金占慈善的筹资比例高达60.2%,而浙江省仅为30.7%,几乎70%的善款都是直接捐赠的。
  虽然各省2006年的福利彩票发行额排名上,浙江省仅列第四位,表明浙江公众对以博彩形式资助慈善的热情远不及山东、广东和辽宁,但直接捐赠额排名第一,几乎是第二名广东省的两倍半,以致公益资金额在全国独占鳌头,明显反映出浙江省的企业和个人对慈善事业本身具有强烈热情,慈善筹资中的博彩获利成分并不多。
  
  三、上游的压力——政府主导模式对民间慈善机构筹资的挤出效应
  
  从整个社会可用于慈善事业的资源来分析,总量有限的,在政府税收和行政强制手段之外,企业和个人的税后可支配收入能够自主用来进行慈善捐赠的部分并不多。根据我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企业用于公益救济性捐赠的资金只有相当于应纳税所得额12%的部分可以在税前抵扣,个人捐赠部分在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在税前抵扣,因此对理性经济人来说,超过法律规定的捐赠部分不仅会使自己的可支配资源减少,还会带来税收负担的增加,通常这会使潜在的捐赠人将税前全额抵扣额确定为自己的捐赠金额上限。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税收再分配之后可用来进行第三次分配的基数大致确定的格局下,目前政府主导的慈善公益筹资模式对民间慈善机构筹资存在较大的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在直接募捐和福利彩票筹资两种方式中都有较大体现。
  (一)政府相关部门发起的募捐活动分流了相当数量的社会慈善资金
  在浙江省,对企业和个人而言,目前各地慈善总会的形象宣传仍不多,与官方募捐活动的发起人政府相关部门相比,有行政力量的影响也有政府形象的支持,公众可能更相信政府。在政府部门发起的募捐活动中公众参与程度很高,势必分流了部分慈善资金。根据表一和表二数据,2006年公众通过政府部门的直接捐赠是对慈善机构捐赠的4.5倍。而最近2007年12月杭州市委市政府发起的第8次“春风行动”十天就募集个人捐款3988726.2元,企事业单位捐款20804000元,合计24792726.2元。十天两千多万的社会捐赠额,一方面说明杭州公众对慈善的热情高,另一方面由政府主导的直接募捐在对民间慈善机构的劝募竞争中明显居于强势,减少了民间慈善机构的筹资可能来源。
  (二)福利彩票发行及运用由政府垄断
  福利彩票是一种以博彩方式筹集公益资金的一种募捐方式,遵循自愿购买的原则,50%发行收入返还彩民,中奖的激励使得福利彩票的发行有相当大的经济基础,筹资效果显著。如在表二的21省市数据中,只有浙江和福建两个地区的直接捐赠金额超过了彩票公益金数额,其余省市的慈善公益资金中,彩票筹资占了一半以上。而在表一与表二的对比中,浙江省慈善机构2006年全年募集的资金总额8.1亿元低于当年发行彩票筹集的公益金8.54亿元。因此,不论在政府主导模式下还是在民间模式下,博彩方式的经济激励效果都相当明显,是极其有效的公益慈善筹资手段。
  以博彩形式来筹集慈善资金的方式效果是明显的,然而该方式由政府部门垄断,民间慈善机构不能置喙。同样福利彩票发行筹集的公益金的运用也由政府进行,资金运用的过程和效果很难监督,对公众而言基本处于灰箱状态,故政府对这部分公益资金的使用效率如何,是否会比民间慈善机构的效率高,我们有理由对该点保持疑问。
  
  四、下游的压力——以企业为主要劝募对象的浙江模式面临的新挑战
  
  浙江民间慈善劝募机制中以民营企业为主的模式主要是由浙江省经济发展的特点决定的,“来自民间,用于民间”的慈善运作机制受到民间资源分配状况的决定性影响,在民营经济主导的经济环境中,根植于其上的慈善组织必然要审时度势,依据天时地利,决定自己的筹资策略及援助机制。
  浙江省“藏富于民”的发展战略为本省民营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不断壮大的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已从产品经营,到商品经营,到资本经营,到品牌经营,再到道德经营层面,正从“功利”浙商向“公利”浙商转变,从企业家迈向慈善家,浙商开始塑造全新的社会形象。这种蓬勃发展的民间慈善力量对慈善机构形成了巨大的支撑。
  2006年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发布《企业社会责任白皮书》;华立集团设立"HL8000社会责任标准和评估体系";杭州道远化纤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裘德道出资一亿元设立萧山慈善总会道远慈善分会,重点资助白血病患者;近几年来,甘肃浙商自发捐助了3000多口象征生命之井的水窖;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永利向绍兴县慈善总会捐款1000多万,捐资30万兴建杨汛桥镇校,设立"永利奖教金"奖励先进老师;森马集团有限公司一次性出资2000万成立了瓯海区森马慈善分会;2007年温州金州集团有限公司投入2000万元成立瓯海慈善总会金州分会;5月31日,2007“科学发展与浙商责任”浙商大会在杭州招开,3000多名浙商郑重在由16位知名浙商发起的首份“浙商社会责任倡议书”上签字,承诺“改革创新,做强做大;关爱员工,诚信守法;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扶贫济困,热心慈善;修身立业,传承文明”;12月6日,刚刚在香港上市一个月的阿里巴巴发布集团2007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董事会主席马云力推“一元钱的慈善”,提倡让更多人表达爱心。
  获得2007年浙商社会责任大奖的10家企业在2006年度纳税总数为36.75亿元,这10家企业历年累计捐款金额是13.44亿元,基本上相当于给每个中国人捐了1块钱,这10家企业至今共解决了全社会近18万人的就业问题。"希望借助基金会的方式,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钱送到最有需要的人那里!”很多获奖浙商表明了他们的初衷。
  在民营企业纷纷确认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慈善热潮涌动的时候,慈善组织既得到了巨大的资源支持,又面临强烈的引导压力——如何有效地设计适当的劝募方式和援助机制,使这些慈善资源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这是浙江慈善组织目前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五、重压下的突围——五招解困
  
  (一)努力争取与政府的合作
  首先,既然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发起的募捐活动与官方垄断的福利彩票发行能够行之有效地筹集到社会公益资金,民间慈善机构可避开在筹资领域的正面竞争,转而在资金运用方面开展合作:借鉴香港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做法,利用民间慈善机构在援助活动中的专业经验和公开项目实施过程与结果,争取政府向慈善总会“购买服务”。由政府向民间慈善机构“购买服务”的作法一方面可为慈善机构找到运作项目,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
  其次,还需要大力争取政府将对个人慈善捐赠给予税收优惠真正落实到日常操作的机制设计中。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对个人公益救济性捐赠在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在税前抵扣,但在普通个人生活中无论是政府部门发起的募捐还是对民间慈善机构的捐赠,都极少有索取捐赠凭证的,而最终以捐赠凭证申请税收减免的更是几乎没有,使得这一制度上的优惠规定未落到实处。认可公民的捐赠是善行并通过税收优惠加以鼓励和表彰,是政府出台捐赠税收减免规定的本意,然而,如果这一政策根本很难执行下去,那么凭一纸空洞的税收优惠规定是很难激发普通公众对慈善捐赠的热情的。但是,将这一制度落实到日常操作中,需要几方面当事人的共同配合:一是接受捐赠的慈善机构有完善的核算制度,对直接接受的现金及实物捐赠开具相应凭证;二是慈善机构的开户银行与慈善机构签订协议,对通过银行体系进行的捐赠支付代为开具接受捐赠的凭证;三是政府税务机关对相关捐赠凭证的认可,方便纳税人进行纳税抵扣。要实现这三方当事人的成功合作,没有政府的支持是很难进行的,慈善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可谓任务重矣。
  (二)因地制宜,针对民营企业的劝募实现筹资方式的多样化
  从浙江省民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现实出发,为用慈善机构有限的资源争取更多的援助资金,将民营企业作为劝募的重点目标是提高劝募工作效率的必然选择。慈善总会的目标是通过以基金为依托的劝募机制,打造以项目为载体的援助模式,与企业建立“伙伴关系”,推动企业文化和社会公益有机结合,促进商业利益与慈善事业良性互动。
  作为非营利组织,慈善机构要取得潜在捐赠对象的支持,必须注重对方的公益需求有哪些特点,创造相应的劝募与援助方式,在准市场化的环境下为对方带来“公益价值”,才能成功地完成劝募环节的任务。“留本冠名基金”就是这样一个从现实出发,将提升企业社会形象与慈善项目援助固化为一个整体,与企业建立长期慈善合作关系的资金劝募方式。另外,“留本冠名基金”模式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该基金的运作由捐赠企业负责,这既不减少企业的可用资源,又减轻了慈善机构对所募集资金的保值增值压力,真正创造了双赢。
  在一家企业发展的初期和中期阶段,资源对企业生存具有重大意义,此时“留本冠名基金”模式可以通过保留本金只捐收益的方式,在不影响企业经营的前提下以“项目援助”提升企业社会形象,是捐赠企业易于接受的劝募方式;当企业做大做强,资金不再是首要的约束条件后,许多企业的创始人开始希望自己介入慈善的援助阶段,而不仅仅是出资人。此时作为捐肋者和受助者中介的慈善组织应该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对只出资而不愿介入援助过程的,继续采用“留本冠名基金”或“创始基金”方式,由慈善组织负责援助项目的实施;对有实力愿意以基金会方式自己独立运行慈善援助项目的,慈善组织宜撤出,仅根据企业需要提供咨询与支持;对愿意建立基金会进行慈善资金的规范管理而将援助项目的实施委托慈善组织的,可以大力支持,一方面利用慈善组织在援助项目中的专业经验进行援助管理,另一方面通过基金会的形式可以规范慈善资金的管理。另外,对于已有的捐本金的“留本冠名基金”,应逐步规范化,督促企业将本金单独核算,或向基金会形式转变。
  (三)继续加强与媒体的协作,推广慈善理念,推销慈善机构
  慈善并不是“政府的事,富人的事”,而是每一个普通人可以做的事,而受助者的感恩并不需要直接针对捐助人,只要有能力在未来将捐助及于他人就是最好的回报。通过媒体既可以宣传这些慈善理念,又可以通过活动介绍进一步创造慈善的氛围。通过与媒体展开协作,策划慈善活动,既可扩大慈善机构“品牌”影响,营造慈善社会氛围;又可以精神奖励的方式满足捐赠人的公益消费需求,实现媒体、捐赠人、慈善机构三方共赢的效果。
  (四)加强针对个人的慈善劝募机制设计
  相对企业捐赠而言,浙江省普通个人对慈善捐赠的比例偏低,在浙江省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中,来自于个人的直接捐赠不到30%,提升的空间很大。因此在浙江省慈善劝募机制中,针对普通个人的劝募工作应当加强。有数据反应,美国的慈善捐赠约有85%是来自美国普通民众,居世界之首,而在中国,提高慈善意识就是要从每个普通人开始的。
  加强针对个人的日常劝募工作,可以在劝募机制的设计中引入准市场化的运作,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学习一些劝募的技巧,将心理学和社会学、经济学的技术导入劝募方案设计,如开通网上捐赠、销售慈善标记的产品、采用定额劝募方式等等。另外,与政府合作,将个人捐赠的税收抵免政策真正落实,是有效的激励方式。虽然大多数个人在捐赠时并不是以获得税收抵免为目的的,但是得到抵免会有被认可的光荣感,会产生经济的和精神的双重激励。
  (五)提高慈善机构本身的服务水平,增加社会信任度
  提高慈善机构的服务水平,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加强慈善工作的透明度。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善心,缺少的是对公益组织的信心,而透明就是加强公众信心的最好措施。2007年10月,杭州市慈善总会将财务帐目放在网站上公示,供网民实时查询,就引来了美国道富银行的10万元人民币捐款,说明了信任机制的重要性。二是通过考核提高援助项目的实施效果,并将之向社会公开,还可借助准市场化模式,采取招标方式提高慈善援助项目的效率。三是提高对志愿者的服务与管理,建立稳定和有效率的志愿者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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