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戰役、渡江战役70周年过去了，回想当年国共大决战，华中银行华中币也发挥了大作用。

华中币对两大战役的直接支持

　　我是1941年由抗大五分校分配到新四军军部财经部暨华中银行金库工作的，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华中银行华中币一直是支持新四军、三野的重要财经工具。那时每当到我们金库来提钱的部队激增，我就预感有大战了。为准备淮海大战，“1948年9月华中财委转为支前司令部，陈丕显负责，贺希明（新中国建立后任广西自治区主席）为司令、曹荻秋为政委，陈国栋（新中国建立后任粮食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忻元锡（新中国建立后任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副市长）为副司令。华中银行总行随军前移，金库设在（宿迁）王集东、西村70间空房里，”战前三野、二野大量部队集结，银行一测算，已备的250亿华中币已不够支持前线军事需要，而北方部队与民工所带的鲁豫北海币、中州币还未得到苏北老百姓的认可，原拟1948年冬增印的690亿华中币也不够。即便如此，军需调度、后勤保障也未转成“强征经济”或“白条经济”，还是坚持用货币征粮、征车役，坚持让老百姓见到他们信任的华中币。“华中财委紧急决定净增发947亿元以继续做好支前工作、确保大军供应。”新问题又来了，印钞又来不及，不得不在1948年11月急派陈国栋赴山东求助北海银行帮助代印了3021亿华中币。
　　淮海战役后准备渡江战役，“动员随军支前民工12.3万人、运输民工193万人，需征粮2.27亿斤、草2.26亿斤、渡江船8302只、运输船12675只。”收购、征用、租借量这么大，对货币的需求压力可想而知。好在有4个月的准备期。那时陈国栋、忻元锡作为支前司令忙于一线，我爱人邓克生留守总行（也是华中银行最后一任行长）负责资金筹集调度，那时总行设在泰州的三野前指附近。克生在1949年2月1日就渡江战役准备，专门向华中前委汇报了增发2000亿货币的筹款计划。为避免货币印发超越市场流通承受力，克生还建议同时在已解放的地区发行公债募集资金（回收货币）。
　　回首那段国共大博杀，相伴的货币大战同样激烈。
　　华中银行的前身是江淮银行，华中币的前身是江淮币（也叫抗币），1941年4月由新四军军部创立。从日本留学后归国抗战的朱毅，被陈毅特聘为新四军财政经济部长兼银行董事长。印钞机是由陈国栋秘密濳入上海购买的，负责印钞技术的陶涛是从上海来的大学生，新中国建立后当了化工部副部长。银行最先拟名两淮银行，刘少奇说气魄不够大，还是叫江淮银行为好，今后我们还要跨过淮河、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华中币胜出缘于老百姓信任华中银行

　　华中银行华中币是在苏北苏中地区成长起来的。苏北老百姓受够了日伪顽匪的货币洗劫之苦。日本人和汪伪政权除了强推“华兴币”“中储券”搜刮民财以外，还有意发行仿印假造的法币掠夺物资、搅乱中国市场，加上地方顽匪自印的各种代币券，弄得老百姓不敢持币，银元成了稀缺的硬通货。
　　华中银行发行货币后要建立起流通信用，颇有一番周折。首先是维护信用。光靠印钞机印票是无法流通的，靠军力强推也不行。华中银行一开办，就以新四军军部所持的金条银圆为开办资本金，军部金库也是华中银行总行的金库。金银及外汇储备不足时，以掌握的粮油盐布等物资储备作为钞票发行的依据，明确规定以上储备不得低于80%，仅允许20%的信用发行。还注意“货币发行的计划性、分散性，选择适当时机和适当地区，避免集中、突击发行”冲击物价。其次是注意党政军驻地的物价变动，防止物价上涨影响百姓利益。一旦发现驻地管区物价高涨，随即由“华中银行拨出大批粮食低于市价售出，直至压低物价。”转移驻地时更加注意货币投放适度，大采购总由银行与部队及机关协调，严防货币过多冲击市场。撤离时则做好华中币的回收，不让战局动荡、敌我拉锯状态下的百姓因持有华中币而不安、吃亏。部队北撤山东时最明显，华中银行把所存物资全部抛出，回收了流通中的大量货币。首次撤离淮阴时，城区居民已基本无华中币存留。银行信贷工作，也是于民有利。1945年9月首次解放淮阴，发了10万元抗币无息贷款给贫困摊贩做生意，帮扶了城镇商业。农贷对农民支持更大，抗币发行额第一年的50%用于农贷，春季放贷帮农民购买种子、农具、耕牛等，秋收后可用粮还贷、抵税。1946年春一次发的农贷8000余万元，约值法币40亿，超过了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的全省农贷数字。1948年12月再度解放淮阴，又发了500万元小本贷款给失业居民做创业资本。华中银行种种举措有利于民众恢复经济，很得民心。
　　在国共反复拉锯战中，老百姓渐渐把信任票投给了华中币。华中币最初只能和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建立“统一战线”，与法币挂钩流通，以1：1的兑换值确定身价。在根据地内部，也是允许法币与抗币共同流通的，严禁流通、查堵没收的仅是日伪币。那时我在金库工作，睡觉以金条为枕，钱垛为床脚。转移驻地行军时胸前后背背负的也是金条或钞票。点钞工作首先就是把五花八门的各类钞票分检，便于到国统区或日占区去的同志携带不同钞票。没收回来的敌伪币还要设法弄到敌占区去换回有用物资，当时这叫“把敌币推出去”。华中币靠自身的储备实力、经营有方、自由兑换，赢得根据地百姓认可、信任后，逐步占据本位币、主币地位，国民党的法币反而成了辅币。

以法币为对手开展了国共货币之战

　　华中银行华中币不光在根据地和拉锯地带赢得民心、成长起来，还在与敌占区的市场流通中为我军采购了大量军需物资。与其他根据地的银行有个最大区别，就是华中银行不仅要承担区域内的货币职能，抵制域外敌币，还要承担根据地与敌占区、国统区之间大量商品买卖、物资贸易的货币结算功能。华中根据地的区域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地处长江中下游我国经济最活跃最繁荣的地区，战争割据、政治对立阻挡不了民间商业来往;另一方面，新四军解决自身的财源特别是战时紧缺物品的军需也离不开商贸。仅“一师1942—1945年间从上海购进的军需物资总量近2400吨、货值5亿银元，巨额军费款项大多靠商贸解决。新四军财源90%来源于流通性收入”。商贸规模大、外汇需要量大，华中币与域外币的比价如何确立？不同货币之间如何结算？成了大问题，考验着华中银行的经营水平。华中币紧盯法币，比值兑价由开始的1兑1、1兑5、1兑10，逐步向1兑20、30、50升进。华中币不断坚挺、升值，法币则不断贬值。 　　抗战结束后，法币发行过量、通货膨胀出现加剧之势。经华中财委研究，邓克生与陈国栋、陈穆、徐雪寒（新中国建立后任经贸部副部长）等行长商议后，于1945年10月宣布华中币放弃固定汇率，采取浮动汇率，改由市场自然比价定价。国共和谈破裂后，华中币把法币视作敌币、对手币，以上海为金融主战场的“货币战”逐渐进入白炽化。记忆犹新的有三点：一是华中银行在沿江商业活跃的黄桥、靖江开办起“外汇交易所”，主要是做好华中币的吞吐调剂，满足商人频繁交易需要。1946年上半年，黄桥所一天成交900万法币，合20多万华中币。二是邓克生与陈国栋、徐雪寒商议建立了由高邮经扬州、镇江到上海，由淮阴到南京、上海的两条地下通汇线，解决大宗外汇的供求与结转需要，也保障了中共驻南京、上海代表团的活动经费。三是工作量最大的“标、折、比”业务。华中币的汇率如何挂牌标价，对根据地军民经济影响甚大。现健在的黄如之（原江苏人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回忆说，那时每天用收音机收听沪锡等地市场行情，收记后上报分析。忻元锡回忆说，邓克生运用所学理论原理配合朱毅、陈国栋等，重点紧盯上海等敌占区的物价变动、法币美元黄金比值变化，做好两种市场物价与两种货币的折算比率，确定华中币对法币的标牌价，浮动地向市场公布，作为指导市场交易、商人换汇及征粮征税的依据标准。“标、折、比”掌握好了，确保了区内经济有序不紊、军需保障不乱。在共产党所有根据地银行的金融活动中，华中银行这三点是独具特色的。这也是针对上海金融市场、以汇率波动为手段的货币之战，既反映出当年共产党所办银行同样能适应商品货币经济活动的规律，更显示出華中银行的商战能力。货币大战几年下来，一江两岸两重天，我党这边，币值稳、民心安、军事政治经济越战越强，华中币成了支持我军军事的重要保障。粟裕说：“苏中地富人稠，人口占华中总人口的2/5，粮食亦占2/5。沿江商业繁盛，税收占华中的一半。这些都是支援战争的巨大力量。反观江对岸，法币垮了，后来币制改革的金圆券也不过10个月就夭折了。

货币战失利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垮台

　　越是战乱、越是币值动荡不稳，黄金的价值越珍贵。几乎与华中银行加紧印钞以备淮海大战的同时，1948年8月蒋介石也推出了“金圆劵”币值改革，想放弃摇摇欲坠的法币。在鼓吹 “金圆券”每元含金量达0.22217克黄金的同时，还杀气腾腾地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应于9月3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凡违反者一律没收并予惩处。”蒋经国还约请上海工商巨头李铭（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刘鸿生（大中华企业集团董事长）、周作民（金城银行董事长）等人谈话，软中带硬，逼迫他们交出金银美元。也拿孙科系的王春哲（林王公司总经理）、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等人开刀，杀鸡儆猴。后来，刀子涉向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鸿兴证券）、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米业公会理事长）、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扬子公司）时，砍不下去了。蒋经国的“打虎”，最后不了了之。 “金圆券币改革”数月，国民党政府究竟搜刮了多少黄金、后来带到台湾多少黄金，现已成了学术探讨的课题。从淮海战役到渡江战役，两种货币在民心军心中的轻重倾斜也可看出，胜负已不止在军事战场。当我军打下淮阴城时，国民党政府机关里堆着成捆成堆的法币新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政府的币值，军官发薪津只认金条、美元，拒领法币。战后遣散俘虏发放路费，回乡国民党士兵除了银元，竟然也是宁要华中币而不要法币。
　　（文中引文均出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华中银行史》） （责任编辑 刘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