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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中山大学是1925年由苏联政府出资承办，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的一所特殊大学。虽然其办学时间仅有5年，招收的学员也仅有1000多人，但这里人才辈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之大，是历史上所罕见的。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缘起与筹建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创建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此时，正处在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屡战屡挫的困境中的孙中山，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希望。因此，他十分关注俄国苏维埃政权的發展。
另一方面，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俄国共产党人，为了打破孤立处境，也迫切需要寻找同盟者。为此，共产国际于1921年派特使马林来到中国与孙中山会晤。孙中山在与马林的会谈中，认识到“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决心“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他根据自身的体验，开始从“向西方学习”逐渐转向“以俄为师”。这次会见之后，苏俄进一步加强了同孙中山的联系，加大了对其援助。1923年1月，《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公开确立。“联俄”政策又促进了其“联共”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此后，孙中山不仅采取了联合苏联（1922年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始称苏联）的新步骤，而且也加强了与中共合作的步伐。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其原有的三民主义作了新解释。新三民主义采纳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的基本原则，大体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从此，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在中国革命形势日益勃兴和苏联经济迅速崛起的背景下，1924年5月，在苏联帮助下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开办，及时为中国大革命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军事骨干。同时，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急需一大批具有一定革命理论水平的政治骨干发挥指导作用。因此，为中国革命建立一所培养政治理论骨干力量的学校，已是势在必行。
1924年，卡尔·拉狄克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访问中国，在广州会见了孙中山。两人在谈到刚刚创办的黄埔军校时，拉狄克认为，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只有一个黄埔军校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培养政治工作干部的学校匹配才行。孙中山听了觉得有道理，便与拉狄克达成口头协议，在莫斯科创办一所以孙中山的名字“孙逸仙”来命名的新型大学。随后，拉狄克把这一口头协议向中共中央作了通报。创办一所既为国民党培养干部亦为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的想法，立即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赞同。中共中央指定两名中共党员协助拉狄克进行筹备工作：一位是早期著名共产党员俞秀松;另一位是在中共建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旅俄华侨杨明斋。俞秀松后来在创建学校图书馆和附属中文印刷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校征集了大批中文图书，购置了印刷机等。杨明斋在学校筹备伊始就在上海负责接待和安排中国学生赴莫斯科的工作。1925年11月，他亲自带领第二批学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而后，他又在学校总务部门工作，成了中山大学经济部副校长的助手，相当于国内大学的总务长。
拉狄克返回莫斯科后，将与孙中山达成的口头协议及他本人的一些具体设想一一向联共（布）中央作了详细汇报，得到了联共（布）中央的肯定与采纳，并决定由他负责学校的一切筹建工作。同时，根据他的建议，决定从银行储存的前清政府1900年的庚子赔款中拨付办学的全部预算，并拨出一所农业学校的校舍作为校址。这幢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沃尔洪卡大街上的方形四层楼建筑，共有100余间房间，楼上为教室、办公室、教研室、图书馆等，楼下设有餐厅等。正当建校准备工作即将完成之际，孙中山溘然长逝，但这并未延误学校的创办进程，一切工作都有条不紊地推进着。
从领导体制方面来说，中山大学应归苏联政府教育部管辖。但由于该校的特殊性、复杂性，其领导体制比较独特，实行联共（布）中央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管理的体制。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参与对学校中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的管理教育。为了便于领导，中山大学设有理事会。
在筹建工作就绪之后，1925年10月7日，时任广州国民政府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在广东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时，其全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或译为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简称为“孙逸仙大学”或“孙大”，但习惯上被称为“中山大学”或“中大”。国共合作破裂后，该校于1928年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或译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并延续至1930年秋学校停办。
国共莘莘学子云集“赤都”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办，为渴望奔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有志青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当时，赴苏留学成为一种时尚，许多达官显贵、商贾富豪、儒林学士、军旅行伍、平民百姓等不同阶级和阶层人士的子女，均跃跃欲试，渴望通过不同渠道赴苏留学。为满足广大青年学子留学的热切愿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以鲍罗廷为顾问，由谭延闿、古应芬等组成的选拔委员会，并决定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通过考试选拔学生。但实际上，只在国民党控制的广东地区举行了公开招生考试。公开招生的消息一传开，各地青年踊跃报考。当时，从1030名考生中只录取147人，录取率为14%。录取的147人（尚有7人姓名待查）的名单在由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1925年12月13日）第二期上刊发的《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一文的附录中公布。这批学生于1925年12月4日从珠江码头登船，1926年1月12日抵达莫斯科。
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保送的留苏学生有8人。由国民党第六军总司令程潜、党代表林伯渠选派的留苏学生中有左权、陈启科、李拔夫、肖赞育等。由北方地区国民党部选派的留苏学生有皮以书、张秀兰、张范、石道睿等。
在广州国民政府管辖外的广大地区仍处在各地军阀统治之下，留苏人员均由各地共产党组织秘密选派，因而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只能根据亲历者个人回忆资料整理。据湖北党组织选派的留苏学生伍修权回忆，湖北区委共分配10个名额，实际从汉口出发有11人。此外，由中共旅欧支部从旅德、比、法的学生中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有邓希贤（邓小平）、傅钟、李卓然（李俊哲）、徐冰（邢西萍）、任卓宣（叶青）、甘瑞、乔丕成、傅清华等。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缘起与筹建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创建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此时，正处在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屡战屡挫的困境中的孙中山，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希望。因此，他十分关注俄国苏维埃政权的發展。
另一方面，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俄国共产党人，为了打破孤立处境，也迫切需要寻找同盟者。为此，共产国际于1921年派特使马林来到中国与孙中山会晤。孙中山在与马林的会谈中，认识到“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决心“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他根据自身的体验，开始从“向西方学习”逐渐转向“以俄为师”。这次会见之后，苏俄进一步加强了同孙中山的联系，加大了对其援助。1923年1月，《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公开确立。“联俄”政策又促进了其“联共”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此后，孙中山不仅采取了联合苏联（1922年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始称苏联）的新步骤，而且也加强了与中共合作的步伐。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其原有的三民主义作了新解释。新三民主义采纳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的基本原则，大体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从此，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在中国革命形势日益勃兴和苏联经济迅速崛起的背景下，1924年5月，在苏联帮助下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开办，及时为中国大革命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军事骨干。同时，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急需一大批具有一定革命理论水平的政治骨干发挥指导作用。因此，为中国革命建立一所培养政治理论骨干力量的学校，已是势在必行。
1924年，卡尔·拉狄克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访问中国，在广州会见了孙中山。两人在谈到刚刚创办的黄埔军校时，拉狄克认为，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只有一个黄埔军校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培养政治工作干部的学校匹配才行。孙中山听了觉得有道理，便与拉狄克达成口头协议，在莫斯科创办一所以孙中山的名字“孙逸仙”来命名的新型大学。随后，拉狄克把这一口头协议向中共中央作了通报。创办一所既为国民党培养干部亦为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的想法，立即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赞同。中共中央指定两名中共党员协助拉狄克进行筹备工作：一位是早期著名共产党员俞秀松;另一位是在中共建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旅俄华侨杨明斋。俞秀松后来在创建学校图书馆和附属中文印刷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校征集了大批中文图书，购置了印刷机等。杨明斋在学校筹备伊始就在上海负责接待和安排中国学生赴莫斯科的工作。1925年11月，他亲自带领第二批学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而后，他又在学校总务部门工作，成了中山大学经济部副校长的助手，相当于国内大学的总务长。
拉狄克返回莫斯科后，将与孙中山达成的口头协议及他本人的一些具体设想一一向联共（布）中央作了详细汇报，得到了联共（布）中央的肯定与采纳，并决定由他负责学校的一切筹建工作。同时，根据他的建议，决定从银行储存的前清政府1900年的庚子赔款中拨付办学的全部预算，并拨出一所农业学校的校舍作为校址。这幢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沃尔洪卡大街上的方形四层楼建筑，共有100余间房间，楼上为教室、办公室、教研室、图书馆等，楼下设有餐厅等。正当建校准备工作即将完成之际，孙中山溘然长逝，但这并未延误学校的创办进程，一切工作都有条不紊地推进着。
从领导体制方面来说，中山大学应归苏联政府教育部管辖。但由于该校的特殊性、复杂性，其领导体制比较独特，实行联共（布）中央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管理的体制。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参与对学校中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的管理教育。为了便于领导，中山大学设有理事会。
在筹建工作就绪之后，1925年10月7日，时任广州国民政府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在广东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时，其全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或译为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简称为“孙逸仙大学”或“孙大”，但习惯上被称为“中山大学”或“中大”。国共合作破裂后，该校于1928年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或译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并延续至1930年秋学校停办。
国共莘莘学子云集“赤都”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办，为渴望奔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有志青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当时，赴苏留学成为一种时尚，许多达官显贵、商贾富豪、儒林学士、军旅行伍、平民百姓等不同阶级和阶层人士的子女，均跃跃欲试，渴望通过不同渠道赴苏留学。为满足广大青年学子留学的热切愿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以鲍罗廷为顾问，由谭延闿、古应芬等组成的选拔委员会，并决定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通过考试选拔学生。但实际上，只在国民党控制的广东地区举行了公开招生考试。公开招生的消息一传开，各地青年踊跃报考。当时，从1030名考生中只录取147人，录取率为14%。录取的147人（尚有7人姓名待查）的名单在由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1925年12月13日）第二期上刊发的《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一文的附录中公布。这批学生于1925年12月4日从珠江码头登船，1926年1月12日抵达莫斯科。
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保送的留苏学生有8人。由国民党第六军总司令程潜、党代表林伯渠选派的留苏学生中有左权、陈启科、李拔夫、肖赞育等。由北方地区国民党部选派的留苏学生有皮以书、张秀兰、张范、石道睿等。
在广州国民政府管辖外的广大地区仍处在各地军阀统治之下，留苏人员均由各地共产党组织秘密选派，因而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只能根据亲历者个人回忆资料整理。据湖北党组织选派的留苏学生伍修权回忆，湖北区委共分配10个名额，实际从汉口出发有11人。此外，由中共旅欧支部从旅德、比、法的学生中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有邓希贤（邓小平）、傅钟、李卓然（李俊哲）、徐冰（邢西萍）、任卓宣（叶青）、甘瑞、乔丕成、傅清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