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陕西党组织适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方针上。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陕西省委广泛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直接参加或配合友军奔赴抗日前线与侵华日军浴血奋战;支援八路军出师抗日，配合西安八办工作。中共陕西组织和陕西人民，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发动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恢复后，组织领导的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国统区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蓬勃开展。由党组织建立和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等救亡团体，深入到全省各地、各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陕西省委于1937年7月12日发出指示，要求陕西各级党组织抓紧卢沟桥事件及其发展的形势，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抗战宣传鼓动工作和抗日人民的组织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省委宣传部同时发出《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宣傳大纲》。在省委的部署和领导下，陕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工农商学及妇女等各界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开展规模空前的反侵略宣传周和“捐献一日所得运动”“募集钢丝麻袋运动”，支援前方抗日将士。除西安外，咸阳、安康、汉中等地也都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纷纷成立抗日社团，组织学生抗日宣传队下乡宣传，为前方将士募捐。青年们纷纷报名参军，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初，日军进逼潼关，炮轰陕西河防，陕西即将成为国防前线和战区。中共陕西省委号召全陕军民奋起保卫陕西，号召青年学生武装起来参加战争和军队。西安民先队相继动员了300多名队员到前线参战，组织近百名队员投考国民党在武汉举办的战干团和空军学校，还在西安城南宋家花园举行了四五千人参加的军事演习。同时，西安各救亡团体发动了十多个战时工作团到临近战区的沿河各县，进行战时动员和组织工作，联合组织了前线慰劳队到黄河沿线的国民党驻军中慰劳并做宣传鼓动工作。东府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以国民党一七七师名义在合阳举办了沿河七县学生军训大队，准备迎接战争。合阳组建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抗日民众自卫队，人数达两万多人。户县青救会改造、争取了土匪武装“白带子会”，成立了一支武装游击队。丹凤民先队为反击日军进攻，两次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训练和演习。
　　在中共陕西省委的号召与领导下，陕西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步深入，从中心城市发展到广大农村。到1938年春，中共陕西组织建立和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已有15个，人数近4万。
　　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共陕西省委设立了统战部，省委常委欧阳钦、汪锋先后担任部长，首先以社会上层人士中的进步分子、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进步军官、省县级官员及社会名流为统战工作的对象。到1937年底，把工作对象扩大到国民党政权的公务员、各地绅士和广大农村，使国统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队伍迅速扩大，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救亡运动由西安发展到外县，参加人员由学生及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发展到工人、农民。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从而加强了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1938年春，日军逼近黄河岸边的潼关，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保卫陕西宣言》。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颁布后，中共陕西组织立即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解释，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服从抗战利益与真诚拥护团结的党，同时对国民党打击、限制抗日救亡运动的行为坚决进行抵制与斗争，最大限度地利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孤立、打击顽固分子，争取中间势力，团结开明进步人士。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国民党要害部门，在国民党的行政、教育、军事、党务系统中取得职务，担任县长、县三青团干事长、校长、科长等重要职务。中国民主同盟的杜斌丞、韩兆鹗，国民党三十八军的陈雨皋，教育界的李瘦枝，东北籍的知名人士车向忱等民主人士，都同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为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历史功绩。
　　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西党组织加强了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和工作。十七路军是著名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创建的一支国民党地方部队。1936年西安事变后，十七路军番号被撤销，缩编为第三十八军，参加华北抗战。
　　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和工作有较长的历史。西安事变前，中共在十七路军中就建立了多个秘密党组织。西安事变后，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张希文、吕剑人、张庚良、汪锋、张一平、申敬之、崔一民等一批干部为党的特派员或负责人到三十八军中开展工作，使党的组织有了更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共陕西省委在三十八军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蒙定军为书记，后为郝克勇（范明）负责;统一领导党在三十八军的工作。
　　中共在十七路军中的工作和斗争，从1923年到1946年前后持续二十三年，不仅使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而且使这支国民党的旧军队得到改造，大批士兵和中下级军官成为共产党员，一些高级军官如张汉民、赵寿山等也入了党，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秘书宋绮云也都是共产党员。杨虎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孙蔚如、李兴中等原十七路军主要将领，在全国解放后都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共组织的工作和中共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原十七路军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一支劲旅。在抗日战场上，这支部队先后参加了保定战役、娘子关战役、忻口战役，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的多路围攻，坚守中条山两年多，开展了豫北游击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保障了西安和关中的安全。
　　支援八路军出师抗日，配合西安八办工作
　　1937年8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发布红军改编命令，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 8月至10月，八路军总部及所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三支主力先后从三原、富平出发，进入渭南境内，经蒲城、白水、澄城、合阳，入韩城县，由芝川镇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荣河县（今万荣县）境内，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前后40余天。
　　八路军出师抗日的队伍中，大约有陕西子弟1万多人。他们或由地方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或放下农具和书本参加人民军队，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时代洪流之中。为了支援八路军出师抗日，中共陕西省委专派民运部长赵伯平到东府沿北部山缘各县发动群众，欢送八路军。沿途各地的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对八路军的由衷钦佩和热烈迎送，从多方面给部队以支援。其他地区的党组织、人民群众也以不同方式支援八路军出征。中共韩城地下党组织派党员水手徐岱云负责调动船只工作。部队到来前，船只已集结完毕，编队待发，舵手、船工热情很高。当时黄河的主流在西岸。因连续阴雨，渡口一带的路十分难走，群众就把自己家里的木板或门板搭在船边，以便上下。在军民的共同努力和配合下，渡河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9月15日，朱德、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同乘一船，安全渡过黄河，进入华北地区，直接对日作战。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即在西安城内七贤庄1号设立了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通称西安八办），这是八路军在国统区设立的第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设在西安的办事机构。西安八办的设立，对指导、支持和加强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配合西安八办的工作，中共陕西省委的一些工作人员经常以西安八办工作人员的身份对外联络办事，协助西安八办采购、运输延安和抗日前线所需物资，接送来去延安的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其中转送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有2万多人（次）。西安八办成为连接延安与西安的纽带和桥梁，被人们誉为“红色桥梁七贤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