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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把握这一关键期，推动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过去5年，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一是经济实力大幅跃升。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9.1万亿元，折合14.4万亿美元，预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00万亿元。2016—201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持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同时，201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总收入均首次突破1万美元，稳居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使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的总人口数增加了14亿，这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有积极意义。
二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2016—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61.9%，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作用明显。重点领域投资持续较快增长，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蓬勃兴起，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到2019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
三是创新引领作用凸显。基础和前沿领域取得一大批标志性成果，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茁壮成长，发展新动能正在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塑造中国发展新优势。2019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
四是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利。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已全部摘帽，“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
五是人民生活显著改善。2016—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5%，快于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2019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降至28.2%，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十三五”时期的伟大成就，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更加坚定了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与国家政局、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其实质在于一国在跨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面临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双重困境”。历史上看，那些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无一不是遭遇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失败，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经济失速、结构失衡、资金失血、应对失当。反观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虽然进入高收入阶段的路径与策略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都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据亚洲开发银行研究，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从中高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分别经历了21年、20年、13年、9年。按照世界银行2020年公布的最新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2535美元以上的国家被定义为高收入国家，目前我国离这一标准还有2000多美元的差距。因此，“十四五”时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从发达国家率先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经验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注重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要素积累的增加，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从低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阶段，首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变为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比如，美国在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单纯的资本积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研究提出，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均产出增长的87.5%源于技术进步。
注重发展教育，创造更多“人才红利”。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首先表现为人的专业化，劳动力专业化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比如，美国教育投资随着工业化发展成倍增长；德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日本积极推动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普及化，有效增加了人力资本积累。
注重完善市场机制，为企业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完善法律制度体系、维护市场秩序，保证中小企业在同等市场条件下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及合作，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比如，英国政府不断转变职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弥补市场失灵和提供公共产品上，充分激活市场机制的活力；德国被称为“法治经济国家”，有着完善的经济法律法规体系，这为稳定市场秩序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注重調整产业结构，为城市化提供持久动力。整体上看，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但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会逐渐减弱，而服务业的兴起，将会持续吸纳就业、促进城市化发展，进而推动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群体。以美国为例，其工业化率从上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下降，但城市化率仍持续上升，其中现代服务业逐渐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
注重促进社会公平，缓和心态危机、维护社会稳定。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阶段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心态文化、利益格局、治理方式等都将发生重大转变，如果应对失当，就会产生道德滑坡、信任丧失、社会整体失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甚至社会断裂。美国进入20世纪后，一度出现社会矛盾不断积累、阶层对立持续恶化的局面，对此，美国政府加大收入再分配力度，缩小贫富差距，重塑主流价值观念，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发展。上世纪中叶，英国、德国、日本都通过全面的制度调整和社会建设，建立福利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减震器”和“安全网”。
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交织，特别是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公共服务等领域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明显不足等。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发展具有诸多有利条件，有独特政治和制度优势、雄厚的经济基础、巨大的市场潜力，发展具有强劲韧性，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我国“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的创新发展描绘了蓝图，作出了战略部署，也为推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明了方向和路徑。把握“十四五”关键期，推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关键。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我们要汲取这些国家的教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把政府和市场两方面优势发挥好、结合好。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厘清政府行为边界，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好用足政府组织协调优势，推动市场建设、弥补市场失灵。
强化科技创新，加大技术供给、提高产业竞争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走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特别是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要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经济潜在增速和持续增长能力，加强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运用，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平台和机会。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充分激发人才活力。人力资本积累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整体教育资源不足、教育机会不均等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挖掘“人才红利”尚有很大潜力。下一步，要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发挥在线教育优势，充分运用新技术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促进教育公平，加快人力资本积累。
完善社会治理，强化预期管理、促进和谐稳定。社会治理现代化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条件。要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缩小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同时，加强社会预期引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培养公众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加强法治建设，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用良法奠基善治，以善治实现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要促进良法与善治相结合，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大力弘扬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精神，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强化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法治保障。
扩大对外开放，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在封闭的条件下推进。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我国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就要不断扩大经贸合作朋友圈，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进我国同各国互利共赢、共同繁荣发展。
（摘自2020年12月23日《学习时报》。作者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行长）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坚实基础
过去5年，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一是经济实力大幅跃升。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9.1万亿元，折合14.4万亿美元，预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00万亿元。2016—201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持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同时，201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总收入均首次突破1万美元，稳居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使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的总人口数增加了14亿，这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有积极意义。
二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2016—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61.9%，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作用明显。重点领域投资持续较快增长，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蓬勃兴起，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到2019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
三是创新引领作用凸显。基础和前沿领域取得一大批标志性成果，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茁壮成长，发展新动能正在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塑造中国发展新优势。2019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
四是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利。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已全部摘帽，“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
五是人民生活显著改善。2016—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5%，快于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2019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降至28.2%，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十三五”时期的伟大成就，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更加坚定了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
发达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我国提供了启示借鉴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与国家政局、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其实质在于一国在跨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面临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双重困境”。历史上看，那些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无一不是遭遇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失败，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经济失速、结构失衡、资金失血、应对失当。反观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虽然进入高收入阶段的路径与策略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都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据亚洲开发银行研究，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从中高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分别经历了21年、20年、13年、9年。按照世界银行2020年公布的最新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2535美元以上的国家被定义为高收入国家，目前我国离这一标准还有2000多美元的差距。因此，“十四五”时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从发达国家率先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经验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注重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要素积累的增加，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从低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阶段，首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变为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比如，美国在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单纯的资本积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研究提出，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均产出增长的87.5%源于技术进步。
注重发展教育，创造更多“人才红利”。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首先表现为人的专业化，劳动力专业化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比如，美国教育投资随着工业化发展成倍增长；德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日本积极推动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普及化，有效增加了人力资本积累。
注重完善市场机制，为企业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完善法律制度体系、维护市场秩序，保证中小企业在同等市场条件下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及合作，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比如，英国政府不断转变职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弥补市场失灵和提供公共产品上，充分激活市场机制的活力；德国被称为“法治经济国家”，有着完善的经济法律法规体系，这为稳定市场秩序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注重調整产业结构，为城市化提供持久动力。整体上看，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但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会逐渐减弱，而服务业的兴起，将会持续吸纳就业、促进城市化发展，进而推动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群体。以美国为例，其工业化率从上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下降，但城市化率仍持续上升，其中现代服务业逐渐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
注重促进社会公平，缓和心态危机、维护社会稳定。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阶段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心态文化、利益格局、治理方式等都将发生重大转变，如果应对失当，就会产生道德滑坡、信任丧失、社会整体失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甚至社会断裂。美国进入20世纪后，一度出现社会矛盾不断积累、阶层对立持续恶化的局面，对此，美国政府加大收入再分配力度，缩小贫富差距，重塑主流价值观念，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发展。上世纪中叶，英国、德国、日本都通过全面的制度调整和社会建设，建立福利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减震器”和“安全网”。
把握“十四五”关键期，推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交织，特别是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公共服务等领域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明显不足等。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发展具有诸多有利条件，有独特政治和制度优势、雄厚的经济基础、巨大的市场潜力，发展具有强劲韧性，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我国“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的创新发展描绘了蓝图，作出了战略部署，也为推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明了方向和路徑。把握“十四五”关键期，推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关键。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我们要汲取这些国家的教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把政府和市场两方面优势发挥好、结合好。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厘清政府行为边界，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好用足政府组织协调优势，推动市场建设、弥补市场失灵。
强化科技创新，加大技术供给、提高产业竞争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走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特别是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要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经济潜在增速和持续增长能力，加强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运用，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平台和机会。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充分激发人才活力。人力资本积累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整体教育资源不足、教育机会不均等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挖掘“人才红利”尚有很大潜力。下一步，要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发挥在线教育优势，充分运用新技术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促进教育公平，加快人力资本积累。
完善社会治理，强化预期管理、促进和谐稳定。社会治理现代化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条件。要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缩小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同时，加强社会预期引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培养公众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加强法治建设，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用良法奠基善治，以善治实现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要促进良法与善治相结合，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大力弘扬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精神，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强化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法治保障。
扩大对外开放，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在封闭的条件下推进。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我国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就要不断扩大经贸合作朋友圈，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进我国同各国互利共赢、共同繁荣发展。
（摘自2020年12月23日《学习时报》。作者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