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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在大量扩充之后集中进行整军
抗战之初，八路军的3个师由红军的多支部队改编组成，编制不完整，人员不充实。为长期坚持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八路军在频繁作战的同时，又进行了大量扩军。
太原失守后，毛泽东于1937年11月9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等，指出：“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之下，日寇不久即将移其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我分任四大区工作之聂部、贺师、刘师、林师（林师应即移至吕梁山脉），须重新部署。一般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大抵靠近铁路公路地带先布兵先工作；偏僻地方后布兵后工作；敌快要到之地区先工作，敌暂不到之地区后工作。各军大溃，阎亦无主。红军应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人民，废除苛捐杂税，减轻租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集军饷，实行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谅纳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如此做法，期于一个月内收得显著成绩，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地各县之进攻。”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就扩军问题致电所属各部：“在持久抗战中壮大本身是极重大的任务……各师应从师团政治机关、司令部排长以上副职、连队活动分子中抽出大批干部，组织强有力的工作团并各师随校（学校目前应以参加扩红与群众动员为主要工作），分成若干队组，散布于各师活动范围内之人口稠密而较安全地区，依照地方工作指示，进行扩红、组织游击队，改善人民生活，建立党，创立根据地等群众地方工作。”
当时，北自雁门关，南至风陵渡，西起吕梁山脉，东至平汉铁路，均有八路军的部队发动民众，扩充武装。1937年12月11日，八路军总部已经很有把握地预测：“以现在情形，本年底组成12个新团，每团以2000人计及充实原有老团计划，可以完成。”
抗战初期的大量扩军，八路军排除一切不必要的顾虑，不顾部队在质量上某种程度的暂时降低，抓住时机，大刀阔斧，动员号召各色各样的群众，包括混乱情形下收容的溃兵，以及争取地主联庄、收编土匪等游杂武装。冀中争取和改造了大部分地主联庄，编入八路军的共2万余人；大刀会也趋于瓦解，许多人摘掉兜肚，参加了八路军。
大量扩军取得了显著成效，八路军原有的3个师很快得到了充实，新建部队的数量则是成倍地增长。但也出现了一些明显问题。主要是一些部队不甘落后，只管凑数，不顾质量，有的甚至来者不拒，导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单位的军队组织顿显松懈，部队纪律受到严重破坏。少数扩军工作人员自身思想素质较差，缺乏基本的原则性，使得这个问题更为严重；收编的某些地主联庄、土匪等游杂武装，内部成分复杂，党组织的建立和政治工作的开展，管理、供给等各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既难以一蹴而就，也不能操之过急，其原有的某些不良习气一时难以消除。在这种情况下，加上部队高度分散、频繁作战，以及环境复杂等多种因素影响，部队的质量极不平衡，不少单位出现了严重的贪污、腐化等不良现象。
1939年初，八路军在大量扩军基本结束之后，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集中整军，对部队进行全面的整顿、训练和规范。第一期参加整军的部队共约10万人，时间3个月。朱德、彭德怀、左权、傅钟联名下达的整军计划明确提出：“估计全国战局开始进入相持阶段时，华北战局必然更加严重艰苦。为着求得战胜将来的严重困难，保障与巩固根据地，以争取持久抗战之胜利，坚强部队的战斗力，用一切努力加强部队党与政治工作，巩固党的领导，提高自觉纪律，提高战斗力与技术教育，切实建立军队中的一切制度，克服游击主义，使之正规化，特别注意提高各级干部军事、政治与文化水平。”
八路军的集中整军，一是采取分期整军的办法，一部分不参加整军的部队担负可能的作战任务，保证参加整军的部队在一定时间内能从行军作战的环境中解放出来，集中时间与精力进行整军。二是每期参加整军的部队，既有主力兵团，也有新建的部队，既保证主力兵团有休整的机会，不致因长期分散作战而减弱，同时也可以使新建的部队质量逐步提高。三是将参加整军的部队特别是一些新建的部队适时集中，统一编制，统一指挥，摆脱原有的地域性，使政治工作、管理、教育、供给、卫生等各种制度，有逐次建立的可能。通过集中整军，部队的政治水平、作战能力、作风纪律以及后勤工作的正规化程度明显提高，贪污浪费等不良现象增长蔓延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
对于1939年的整军成绩，一二○师师长贺龙专门进行了总结：接到总部整军命令，师讨论后即通令各团，各团制订了具体的实施办法。三五八旅在晋西北虽然遇到很多的困难，受到了各方面的限制，没有饭吃，五六月间还在穿棉衣，但还是集合了几个团在整军。新组织的兵团，经过整军后逐渐走上正规军的道路，游击习气减少，正规制度一般地建立起来了。如三五九旅的七一八团、三五八旅的七一四团，这是两个新的团，他们战斗力的提高，与其他方面的进步，并不比老团弱多少。
在冀中部队的整军成绩中，供给工作的趋于正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军队制度方面，健全了参谋、供给、卫生、管理、教育等制度，提高了部队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基本上克服了打骂现象和浪费经济现象。召集了参谋、供给、卫生工作会议，严格的检讨了过去的工作，确定了工作的具体内容，健全了组织，撤换了某些不称职的干部。……健全了供给制度，一般的都能执行预算、决算、审核的规定，克服过去某些在经济上各自为政、无原则开支的浪费现象；同时也消除了‘吃缺额’的现象。”
干部在大量提拔之后逐渐纯洁、巩固
在大量扩军的同时，八路军对干部也进行了大量提拔、大胆使用。对干部的大量提拔，谭政（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在1940年初进行过这样的分析：
“在干部数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大量提拔的原则，便成为适应客观需要的自然规律。但大量提拔，不是没有弱点和错误的。例如：没有执行严格的与必要的挑选，满足于一时表面的现象，或越级提拔，职能之间表现极不相称，使提拔干部的意义，弄成滥竽充数；有时甚至变更挑选的标准，降低原则的要求，使严正的干部工作，变成为利用的尝试，便利了敌探奸细乘隙混入我们内部，他们以干部资格，从内部进行阴谋破坏的勾当。一些投机家发官瘾的人们，也在这空隙中偷偷地溜进来了。又如在大量提拔之前缺乏准备，而在大量提拔之后又缺乏教育，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斗争中不是夭折即是软弱无力。虽然这种情形在大量提拔中多少难于避免，但决不是不可克服的。只须坚持一定的方针，严格挑选，不为客观需要所操纵，而能主动的去发现干部、准备干部，大量提拔是完全可以成功的。大量提拔之后的中心，在于教育，在于提高，在于巩固，三者同时并进，从教育达到提高，从提高达到巩固。
抗战之初，八路军的3个师由红军的多支部队改编组成，编制不完整，人员不充实。为长期坚持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八路军在频繁作战的同时，又进行了大量扩军。
太原失守后，毛泽东于1937年11月9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等，指出：“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之下，日寇不久即将移其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我分任四大区工作之聂部、贺师、刘师、林师（林师应即移至吕梁山脉），须重新部署。一般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大抵靠近铁路公路地带先布兵先工作；偏僻地方后布兵后工作；敌快要到之地区先工作，敌暂不到之地区后工作。各军大溃，阎亦无主。红军应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人民，废除苛捐杂税，减轻租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集军饷，实行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谅纳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如此做法，期于一个月内收得显著成绩，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地各县之进攻。”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就扩军问题致电所属各部：“在持久抗战中壮大本身是极重大的任务……各师应从师团政治机关、司令部排长以上副职、连队活动分子中抽出大批干部，组织强有力的工作团并各师随校（学校目前应以参加扩红与群众动员为主要工作），分成若干队组，散布于各师活动范围内之人口稠密而较安全地区，依照地方工作指示，进行扩红、组织游击队，改善人民生活，建立党，创立根据地等群众地方工作。”
当时，北自雁门关，南至风陵渡，西起吕梁山脉，东至平汉铁路，均有八路军的部队发动民众，扩充武装。1937年12月11日，八路军总部已经很有把握地预测：“以现在情形，本年底组成12个新团，每团以2000人计及充实原有老团计划，可以完成。”
抗战初期的大量扩军，八路军排除一切不必要的顾虑，不顾部队在质量上某种程度的暂时降低，抓住时机，大刀阔斧，动员号召各色各样的群众，包括混乱情形下收容的溃兵，以及争取地主联庄、收编土匪等游杂武装。冀中争取和改造了大部分地主联庄，编入八路军的共2万余人；大刀会也趋于瓦解，许多人摘掉兜肚，参加了八路军。
大量扩军取得了显著成效，八路军原有的3个师很快得到了充实，新建部队的数量则是成倍地增长。但也出现了一些明显问题。主要是一些部队不甘落后，只管凑数，不顾质量，有的甚至来者不拒，导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单位的军队组织顿显松懈，部队纪律受到严重破坏。少数扩军工作人员自身思想素质较差，缺乏基本的原则性，使得这个问题更为严重；收编的某些地主联庄、土匪等游杂武装，内部成分复杂，党组织的建立和政治工作的开展，管理、供给等各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既难以一蹴而就，也不能操之过急，其原有的某些不良习气一时难以消除。在这种情况下，加上部队高度分散、频繁作战，以及环境复杂等多种因素影响，部队的质量极不平衡，不少单位出现了严重的贪污、腐化等不良现象。
1939年初，八路军在大量扩军基本结束之后，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集中整军，对部队进行全面的整顿、训练和规范。第一期参加整军的部队共约10万人，时间3个月。朱德、彭德怀、左权、傅钟联名下达的整军计划明确提出：“估计全国战局开始进入相持阶段时，华北战局必然更加严重艰苦。为着求得战胜将来的严重困难，保障与巩固根据地，以争取持久抗战之胜利，坚强部队的战斗力，用一切努力加强部队党与政治工作，巩固党的领导，提高自觉纪律，提高战斗力与技术教育，切实建立军队中的一切制度，克服游击主义，使之正规化，特别注意提高各级干部军事、政治与文化水平。”
八路军的集中整军，一是采取分期整军的办法，一部分不参加整军的部队担负可能的作战任务，保证参加整军的部队在一定时间内能从行军作战的环境中解放出来，集中时间与精力进行整军。二是每期参加整军的部队，既有主力兵团，也有新建的部队，既保证主力兵团有休整的机会，不致因长期分散作战而减弱，同时也可以使新建的部队质量逐步提高。三是将参加整军的部队特别是一些新建的部队适时集中，统一编制，统一指挥，摆脱原有的地域性，使政治工作、管理、教育、供给、卫生等各种制度，有逐次建立的可能。通过集中整军，部队的政治水平、作战能力、作风纪律以及后勤工作的正规化程度明显提高，贪污浪费等不良现象增长蔓延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
对于1939年的整军成绩，一二○师师长贺龙专门进行了总结：接到总部整军命令，师讨论后即通令各团，各团制订了具体的实施办法。三五八旅在晋西北虽然遇到很多的困难，受到了各方面的限制，没有饭吃，五六月间还在穿棉衣，但还是集合了几个团在整军。新组织的兵团，经过整军后逐渐走上正规军的道路，游击习气减少，正规制度一般地建立起来了。如三五九旅的七一八团、三五八旅的七一四团，这是两个新的团，他们战斗力的提高，与其他方面的进步，并不比老团弱多少。
在冀中部队的整军成绩中，供给工作的趋于正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军队制度方面，健全了参谋、供给、卫生、管理、教育等制度，提高了部队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基本上克服了打骂现象和浪费经济现象。召集了参谋、供给、卫生工作会议，严格的检讨了过去的工作，确定了工作的具体内容，健全了组织，撤换了某些不称职的干部。……健全了供给制度，一般的都能执行预算、决算、审核的规定，克服过去某些在经济上各自为政、无原则开支的浪费现象；同时也消除了‘吃缺额’的现象。”
干部在大量提拔之后逐渐纯洁、巩固
在大量扩军的同时，八路军对干部也进行了大量提拔、大胆使用。对干部的大量提拔，谭政（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在1940年初进行过这样的分析：
“在干部数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大量提拔的原则，便成为适应客观需要的自然规律。但大量提拔，不是没有弱点和错误的。例如：没有执行严格的与必要的挑选，满足于一时表面的现象，或越级提拔，职能之间表现极不相称，使提拔干部的意义，弄成滥竽充数；有时甚至变更挑选的标准，降低原则的要求，使严正的干部工作，变成为利用的尝试，便利了敌探奸细乘隙混入我们内部，他们以干部资格，从内部进行阴谋破坏的勾当。一些投机家发官瘾的人们，也在这空隙中偷偷地溜进来了。又如在大量提拔之前缺乏准备，而在大量提拔之后又缺乏教育，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斗争中不是夭折即是软弱无力。虽然这种情形在大量提拔中多少难于避免，但决不是不可克服的。只须坚持一定的方针，严格挑选，不为客观需要所操纵，而能主动的去发现干部、准备干部，大量提拔是完全可以成功的。大量提拔之后的中心，在于教育，在于提高，在于巩固，三者同时并进，从教育达到提高，从提高达到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