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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播事业和传播媒体,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如今天这样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关心国计民生与关注轶闻趣事,在广大的新闻接受者那里,其边界已不是十分清晰。这完全符合价值转型社会的运行规律。当一个社会经历了激烈的动荡期之后,社会精神价值的重建往往滞后于政治与经济的嬗变与更替,引领社会精神走向的,不仅包括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这些身为先声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包括新闻传播家在内的所有的媒体从业工作者。特别是后者,作为国家机器中最为敏感的媒体与新闻人,上传政声,下达民意,中间沟通知识分子的思想库与信息链,使社会在整体开放中,又保持着适应一定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的严谨秩序。因此,现代媒体与新闻人的道德担当就显得非常重要。
正义
大众媒体无疑是一柄弘扬社会正气、维护社会秩序的正义之剑。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葛兰西在他的“文化霸权”理论里,就阐释了包括新闻媒体等所有文化工具,其实质是要为某个统治阶级提供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及“合法性”因素;其主要手段是对全社会实行文化、精神、政治的领导;其方式是采取“弥漫式”和“毛细血管”式的长期渗透和潜移默化,侧重于通过教育、宗教、政党、报纸、媒介、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对民众文化与心理的渗透。①如葛兰西所言,文化霸权是通过“将现有权威的地方常识化,(新闻)程序帮助现有体制维持了控制,而不损害其合法性”。②因此,新闻程序便在维护政治体制的阶级权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正因为媒体及新闻人的这样一种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因此,其弘扬社会正义的道德担当就成为维护这一地位的思想基础。那么,什么是正义呢?霍尔巴赫认为:正义是社会权力权威的真正基础,正义的真正目的是人们的幸福。康德认为:正义乃是善良。卢梭则认为:正义就是公意,公意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③那么,当前代表着我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的公意是什么呢?“国以民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今天,中国人对民生的关注,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民生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复杂尖锐。按照《半月谈》记者在追踪调查的基础上所列出的“中国人的六大民生期待”,依次是住房、物价、医改、教育、就业、拆迁。记者在报道中,不仅列出网民的感叹:“在大中城市,小两口买房,哪家不是老少齐上阵,把三代积蓄全花光?但如果问全国还有多少三代人的积蓄加起来也买不起一套房的情况,恐怕没人给出数字。”而且以一位新闻人的正义感评论道:“我们必须弄明白的是,老百姓对住房的需求的确是刚性的,但目前的超高房价并不是老百姓的需求和消费所带来的。人们期待着:中央抑制房地产投机、力推保障房等措施能落到实处。”④我们再来读一段同样是《半月谈》上的另一篇文章:“亿万进城谋生的打工农民,承受着危机冲击和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甘冒着减薪欠薪和随时失业的现实风险,支付着种种职业病患的侵害和留守子女的成长的人生代价,托举起城市的高楼大厦,召唤出城市的昌盛繁荣。可是,至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被拒绝于城市的发展之外、社会之外、体制之外。读一读媒体关于南京农民工冻死在街头桥洞的新闻吧,我们如何卸下心头这不能承受之重。”⑤作者跃然于纸上的同情的情思、悲悯的情怀,仿佛使我们又听到大诗人杜甫那声“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回响。当一个社会有了这样的正义之声,它就有了秩序,有了安定,有了健康发展的契机。
毋庸置疑,现代媒体与新闻人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信息的裁决者。正因为有着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媒介就是讯息(message)”,这就意味着媒介所传达的知识信息,与一般的知识信息是大不一样的。因为“普遍的知识需要一个属于论说合理化的隔绝界域,但正如本雅明所说,新闻纸不需要这样的界域。它的力量——很大的力量——来自它的事实性,新闻纸的权力不是来自论证,而是来自一种蛮横有力的事实性。”⑥因此,由媒体与新闻人所制造的信息需要批判。“信息化开启了权力与不平等的一个新范式,它也为海量的创新与创意开启了无限的机会,信息批判必须处理这些陡然的权力与不平等的组织,但最重要的或许是:在全面信息化的时代中,批判本身必须变成是信息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通过一番将批判信息化的过程。”⑦信息需要批判,批判本身也是一个信息化的过程。看似一个悖论,其实是统一在对于所有需要传播信息的一個道德诉求的目标中的。这是需要媒体与新闻人都进行自省的课题,即所用以传播和裁决的信息,只有在更具有普泛意义的伦理诉求的观照下,只有在更多地唤醒“沉默的大多数”的前提下,才具备了更为普泛的新闻价值与传播价值。这是媒体与新闻人坚持新闻正义的理论依据。
新闻人的道德担当,不仅诉之于他们进行新闻文本的书写和社会信息的传播中,而且诉之于“信息”本身。信息分为潜在信息、显在信息、静态信息、动态信息等等,只有被更多的受众所感知的显在信息和动态信息,才有着使信息的传播过程成为维护正义的可能。早在1972年,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就提出“议程设置功能”的新理论。他们在调查比较中发现,大众传播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人的意识当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因此,他们认为,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因此,传播媒体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媒体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他们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而这种“再构成”不论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反映还是歪曲的反映,都会影响人们的认识和判断。⑧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一,任何信息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其二,议程设置的信息,足以影响人们的认识和判断。因此,媒体与新闻人的道德使命是既沉重又伟大的,既然作为正义的化身,就没有必要回避同样沉重而伟大的道德担当。
公平
“公平”,是“正义”的具体化和表现形式。我们现在常用的流行词语,如“公正”、“公平”、“公开”等等,都可以用老百姓最易接受的“公平”来概括。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平,是一个以自由平等为理念依据,以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发展为现实依据的社会公平;是一个人人享有平等机会的社会公平;是一个在个人奋斗过程中确保程序公正的社会公平;是一个按劳进行分配的社会公平;是一个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公平。⑨对于公众的喉舌、社会信息“守门人”的媒体与新闻人,如何处理好“上传民意,下达政声”的关系,是体现其“正义”道德担当的重要标志。“我们相信,新闻事业的最大成功者,也就是最应该获得成功者,必使上苍与人间有所敬畏。它独立不挠,傲慢、权势均不能使其动摇。重视建设性、宽容性,而不取粗率性。”“自制而忍耐,经常尊重读者,而始终无所恐惧。勇于打抱不平,但不为特权者的要求或群众的吵闹所惑。在法律、忠诚及互助的认识下,尽量给予人平等的机会。”⑩作为一个国家(美国)的“新闻道德准则”,尽管用语泼辣、生动、有个性,但字里行间体现的新闻人的独立精神,则是责无旁贷、掷地有声的。葛兰西在他的社会文化研究中,也特别揭示了一定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除了担负发现知识、传播知识的一般使命外,还担负着特定的政治职能。“知识分子与生产界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与主要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那样直接,其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体系的‘调解’,而知识分子恰恰就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11)在各种媒体中从业或非从业(自由撰稿人等)的新闻人,不仅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而且是“知识”和“信息”的传播者和“守门人”,理应肩负着匡扶正义、扶危济困的道德担当。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古来圣贤、仁人志士所追求的大同目标,而“不均”则成为历来国家动荡、农民起义的主要社会根源。因此,公平、平等是社会正义的最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传播媒体与新闻人所遵奉的道德目标之一。问题在于,任何一个时代的大众传播媒体,都必然充当着这个时代的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1991年1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二条“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中指出:“新闻工作者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第三条“遵守宪法、法律和纪律”中规定:新闻工作者应“坚定地宣传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得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宣传同中央决定相违背的内容”。同时在第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明确指出:“新闻工作者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纽带作用,坚持对党、对国家负责和对广大群众负责的一致性。”(12)这里具有学术意义的是关键词“广大群众”,是新闻报道的对象,还是新闻报道的显在和潜在的受众?答案无疑是后者。
同时,信息传播不可避免地在许多方面有可能带有一定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也影响着信息传播。“印象的作用在于使我们的行为合理化,如果是负面的刻板印象,人们表现出偏见,刻板印象就成为证明成见和歧视具有合理性的工具。这样,对‘他人’的刻板化表现可能就是新闻言论的(负面)特征之一。”(13)可见,我们保持信息批判的眼光,正是建立在公平原则及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的伦理精神基础上的明智之举。
这一理论的主要意义在于:被称为“无冕之王”的现代媒体与新闻人,其肩上的道德担当是多么沉重,他们不仅具有舆论的导向性,而且具有制造舆论的特殊功能,他们最少在“机会平等”、“程序公正”两方面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认识与行为。正因为经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已不是也不可能是纯粹的客观信息,而是经过“守门人”筛选后的、能够影响人们的认识与行为的主观信息,因此,对于现代媒体与新闻人来说,他们的道德指向更重要的或许并非新闻报道的对象,而是新闻报道的最普泛的或显在或潜在的接受者——他们以“应该”所指向的道德理想,成為新闻报道或信息传播的最大受益者。
以上诸种自省意识,最少可以击碎“无冕之王”的迷梦,使其保持清醒的头脑。现代信息传播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沟通人及社会的同时,也会因为信息霸权的介入,而使得“公平”与“正义”的普泛价值受到挑战。因为人人都渴望成为信息传播的对象,并借助信息权力产生意想不到的“光环效应”,但事实上多数人不可能得到这种福祉。鉴于此,在当代社会,由社会与受众所赋予某种权力的媒体与新闻人,其神圣的道德担当,显得尤为重要。
注 释:
(1)莫茜:《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13)鲍勃•弗兰克林[英]:《新闻学关键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9)(12)郎劲松、初广志:《传媒伦理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古文洪:《热望2010:中国人六大民生期待》,《半月谈》,2010(1)。
(5)苏北:《拒绝城市“二元化”》,《半月谈》,2010(1)。
(6) (7)斯各特•拉什[英],杨德睿译:《信息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华特•威廉斯:《报人守则》,郎劲松、初广志:《传媒伦理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葛兰西[意],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为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
编校:张红玲
正义
大众媒体无疑是一柄弘扬社会正气、维护社会秩序的正义之剑。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葛兰西在他的“文化霸权”理论里,就阐释了包括新闻媒体等所有文化工具,其实质是要为某个统治阶级提供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及“合法性”因素;其主要手段是对全社会实行文化、精神、政治的领导;其方式是采取“弥漫式”和“毛细血管”式的长期渗透和潜移默化,侧重于通过教育、宗教、政党、报纸、媒介、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对民众文化与心理的渗透。①如葛兰西所言,文化霸权是通过“将现有权威的地方常识化,(新闻)程序帮助现有体制维持了控制,而不损害其合法性”。②因此,新闻程序便在维护政治体制的阶级权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正因为媒体及新闻人的这样一种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因此,其弘扬社会正义的道德担当就成为维护这一地位的思想基础。那么,什么是正义呢?霍尔巴赫认为:正义是社会权力权威的真正基础,正义的真正目的是人们的幸福。康德认为:正义乃是善良。卢梭则认为:正义就是公意,公意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③那么,当前代表着我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的公意是什么呢?“国以民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今天,中国人对民生的关注,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民生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复杂尖锐。按照《半月谈》记者在追踪调查的基础上所列出的“中国人的六大民生期待”,依次是住房、物价、医改、教育、就业、拆迁。记者在报道中,不仅列出网民的感叹:“在大中城市,小两口买房,哪家不是老少齐上阵,把三代积蓄全花光?但如果问全国还有多少三代人的积蓄加起来也买不起一套房的情况,恐怕没人给出数字。”而且以一位新闻人的正义感评论道:“我们必须弄明白的是,老百姓对住房的需求的确是刚性的,但目前的超高房价并不是老百姓的需求和消费所带来的。人们期待着:中央抑制房地产投机、力推保障房等措施能落到实处。”④我们再来读一段同样是《半月谈》上的另一篇文章:“亿万进城谋生的打工农民,承受着危机冲击和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甘冒着减薪欠薪和随时失业的现实风险,支付着种种职业病患的侵害和留守子女的成长的人生代价,托举起城市的高楼大厦,召唤出城市的昌盛繁荣。可是,至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被拒绝于城市的发展之外、社会之外、体制之外。读一读媒体关于南京农民工冻死在街头桥洞的新闻吧,我们如何卸下心头这不能承受之重。”⑤作者跃然于纸上的同情的情思、悲悯的情怀,仿佛使我们又听到大诗人杜甫那声“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回响。当一个社会有了这样的正义之声,它就有了秩序,有了安定,有了健康发展的契机。
毋庸置疑,现代媒体与新闻人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信息的裁决者。正因为有着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媒介就是讯息(message)”,这就意味着媒介所传达的知识信息,与一般的知识信息是大不一样的。因为“普遍的知识需要一个属于论说合理化的隔绝界域,但正如本雅明所说,新闻纸不需要这样的界域。它的力量——很大的力量——来自它的事实性,新闻纸的权力不是来自论证,而是来自一种蛮横有力的事实性。”⑥因此,由媒体与新闻人所制造的信息需要批判。“信息化开启了权力与不平等的一个新范式,它也为海量的创新与创意开启了无限的机会,信息批判必须处理这些陡然的权力与不平等的组织,但最重要的或许是:在全面信息化的时代中,批判本身必须变成是信息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通过一番将批判信息化的过程。”⑦信息需要批判,批判本身也是一个信息化的过程。看似一个悖论,其实是统一在对于所有需要传播信息的一個道德诉求的目标中的。这是需要媒体与新闻人都进行自省的课题,即所用以传播和裁决的信息,只有在更具有普泛意义的伦理诉求的观照下,只有在更多地唤醒“沉默的大多数”的前提下,才具备了更为普泛的新闻价值与传播价值。这是媒体与新闻人坚持新闻正义的理论依据。
新闻人的道德担当,不仅诉之于他们进行新闻文本的书写和社会信息的传播中,而且诉之于“信息”本身。信息分为潜在信息、显在信息、静态信息、动态信息等等,只有被更多的受众所感知的显在信息和动态信息,才有着使信息的传播过程成为维护正义的可能。早在1972年,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就提出“议程设置功能”的新理论。他们在调查比较中发现,大众传播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人的意识当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因此,他们认为,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因此,传播媒体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媒体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他们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而这种“再构成”不论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反映还是歪曲的反映,都会影响人们的认识和判断。⑧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一,任何信息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其二,议程设置的信息,足以影响人们的认识和判断。因此,媒体与新闻人的道德使命是既沉重又伟大的,既然作为正义的化身,就没有必要回避同样沉重而伟大的道德担当。
公平
“公平”,是“正义”的具体化和表现形式。我们现在常用的流行词语,如“公正”、“公平”、“公开”等等,都可以用老百姓最易接受的“公平”来概括。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平,是一个以自由平等为理念依据,以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发展为现实依据的社会公平;是一个人人享有平等机会的社会公平;是一个在个人奋斗过程中确保程序公正的社会公平;是一个按劳进行分配的社会公平;是一个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公平。⑨对于公众的喉舌、社会信息“守门人”的媒体与新闻人,如何处理好“上传民意,下达政声”的关系,是体现其“正义”道德担当的重要标志。“我们相信,新闻事业的最大成功者,也就是最应该获得成功者,必使上苍与人间有所敬畏。它独立不挠,傲慢、权势均不能使其动摇。重视建设性、宽容性,而不取粗率性。”“自制而忍耐,经常尊重读者,而始终无所恐惧。勇于打抱不平,但不为特权者的要求或群众的吵闹所惑。在法律、忠诚及互助的认识下,尽量给予人平等的机会。”⑩作为一个国家(美国)的“新闻道德准则”,尽管用语泼辣、生动、有个性,但字里行间体现的新闻人的独立精神,则是责无旁贷、掷地有声的。葛兰西在他的社会文化研究中,也特别揭示了一定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除了担负发现知识、传播知识的一般使命外,还担负着特定的政治职能。“知识分子与生产界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与主要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那样直接,其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体系的‘调解’,而知识分子恰恰就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11)在各种媒体中从业或非从业(自由撰稿人等)的新闻人,不仅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而且是“知识”和“信息”的传播者和“守门人”,理应肩负着匡扶正义、扶危济困的道德担当。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古来圣贤、仁人志士所追求的大同目标,而“不均”则成为历来国家动荡、农民起义的主要社会根源。因此,公平、平等是社会正义的最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传播媒体与新闻人所遵奉的道德目标之一。问题在于,任何一个时代的大众传播媒体,都必然充当着这个时代的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1991年1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二条“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中指出:“新闻工作者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第三条“遵守宪法、法律和纪律”中规定:新闻工作者应“坚定地宣传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得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宣传同中央决定相违背的内容”。同时在第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明确指出:“新闻工作者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纽带作用,坚持对党、对国家负责和对广大群众负责的一致性。”(12)这里具有学术意义的是关键词“广大群众”,是新闻报道的对象,还是新闻报道的显在和潜在的受众?答案无疑是后者。
同时,信息传播不可避免地在许多方面有可能带有一定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也影响着信息传播。“印象的作用在于使我们的行为合理化,如果是负面的刻板印象,人们表现出偏见,刻板印象就成为证明成见和歧视具有合理性的工具。这样,对‘他人’的刻板化表现可能就是新闻言论的(负面)特征之一。”(13)可见,我们保持信息批判的眼光,正是建立在公平原则及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的伦理精神基础上的明智之举。
这一理论的主要意义在于:被称为“无冕之王”的现代媒体与新闻人,其肩上的道德担当是多么沉重,他们不仅具有舆论的导向性,而且具有制造舆论的特殊功能,他们最少在“机会平等”、“程序公正”两方面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认识与行为。正因为经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已不是也不可能是纯粹的客观信息,而是经过“守门人”筛选后的、能够影响人们的认识与行为的主观信息,因此,对于现代媒体与新闻人来说,他们的道德指向更重要的或许并非新闻报道的对象,而是新闻报道的最普泛的或显在或潜在的接受者——他们以“应该”所指向的道德理想,成為新闻报道或信息传播的最大受益者。
以上诸种自省意识,最少可以击碎“无冕之王”的迷梦,使其保持清醒的头脑。现代信息传播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沟通人及社会的同时,也会因为信息霸权的介入,而使得“公平”与“正义”的普泛价值受到挑战。因为人人都渴望成为信息传播的对象,并借助信息权力产生意想不到的“光环效应”,但事实上多数人不可能得到这种福祉。鉴于此,在当代社会,由社会与受众所赋予某种权力的媒体与新闻人,其神圣的道德担当,显得尤为重要。
注 释:
(1)莫茜:《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13)鲍勃•弗兰克林[英]:《新闻学关键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9)(12)郎劲松、初广志:《传媒伦理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古文洪:《热望2010:中国人六大民生期待》,《半月谈》,2010(1)。
(5)苏北:《拒绝城市“二元化”》,《半月谈》,2010(1)。
(6) (7)斯各特•拉什[英],杨德睿译:《信息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华特•威廉斯:《报人守则》,郎劲松、初广志:《传媒伦理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葛兰西[意],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为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