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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评价孙中山的交友之道：“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多年，对孙中山的为人处世十分了解，故他的这种说法，庶几符合历史的真相。
要言之，作为一个旧时代终结者的孙中山，除了政治才干与政治眼光，在待人接物和交朋结友方面，也确有其过人之处。正是他身上展现出来的这种让人“畏威感德”的风采，使得大批时代精英愿意鞍前马后地追随他。
事实上，几乎所有杰出的政治人物，当他们在经营自己的朋友圈时，都表现出了巨大的人格魅力，像恒星那样，把作为行星的众多朋友紧紧地吸引在自己身边。反过来，透过一个政治人物的朋友圈，也能看出这个政治人物的性情与才华，品行和胸襟。
孙中山与张静江：雪中送炭的心腹之交
从本质上说，不论政治账还是军事账，最终都是经济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这个基础，其它都是空中楼阁。是故，孙中山在从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清活动中，离不开钱，小到革命党的日常运营，大到一次接一次的武装起义。为此，孙中山年复一年地在世界各地奔走，作演讲，搞募捐，为筹集革命资金煞费苦心。
孙中山的长兄孙德彰早年赴美国檀香山经商并致富，家有牧场6000英亩，牛羊数万只，山林无数，工人逾千。为了支持孙中山革命，孙德彰倾尽家财，竟至于家道中落。孙科回忆：“有一个时期，他（指孙德彰）的事业非常发达……国父每次去，都问他要钱，而且他每次都是整万的美金拿出来，因此到了辛亥革命前五六年间，他实在支持不住了，地产也被债主查封了。”孙中山则说，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出资资助革命者，不过亲友中少数人而已，其他人不愿也不敢资助。像广州起义所需军费，大头就是孙德彰赞助的。所以，孙中山的这位兄长，乃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最重要的金主。
为了广开革命财源，孙中山先后想过许多办法。比如他曾在香港、日本和美国发行革命公债。这种公债类似于股票，只不过投资的不是企业，而是革命党这个组织。如在香港发行的公债约定，凡现在购买10元公债的，革命成功后，偿还100元。但从落实情况看，革命公债的收益并不理想。
1904年，孙中山赴美，当时华人帮会组织致公堂在美国拥有15万会众，影响巨大，孙中山认为如果吸纳该组织，则每位会员只要交两美元会费，即可坐收30万巨款。于是，孙中山纡尊降贵，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被封为洪棍 ── 洪门成员，例分三等，元帅称为“洪棍”，军师称为“纸扇”，将官称为“草鞋”。
可事与愿违，尽管此后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在全美各地奔走演说，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常常只能在上一个城市募集到仅够前往下一个城市的旅费而已。
事实上，真正数额巨大，足以成大事的经济收入，对孙中山和革命党来说，是一些慷慨之士的个人捐款。如前文所说的孙中山的大哥孙德彰，以及另一位浙江富豪，他“自投身革命党以来，只尽义务而不问权利，三十余年如一日”，孙中山因而将其称为奇人，后来更誉为革命圣人。此人就是颇为特立独行的张静江。
张静江又名张人杰，浙江湖州南浔人。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南浔依靠蚕丝业和手工业、缫丝业，涌现出大批巨富豪绅。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南浔大批商人避居上海，因而得以与西人接触。当时，欧美对优质的湖州辑里丝需求甚旺，南浔商人因缘际会，成为炙手可热的国际丝商。人们按照财富规模的大小，把南浔富商分为“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第一级别的象，是指财产在100万两白银以上者。张静江的家族就属于四象之一，只不过，张家的财产远不止100万两，而是高达惊人的1200万两白银。这一数字，相当于19世纪末日本年财政收入的1/4。如果把南浔全镇富商的财产加在一起，其数字竟超过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
张静江的父亲去世后，他分得一笔巨额遗产。这位为人豪迈、出手大方的青年，年纪轻轻就身家巨万，美中不足的是身体羸弱，脚有残障。
1903年，张静江作为驻法公使孙宝琦的随员前往巴黎。在巴黎，张静江充当商务参赞的同时，充分发挥老张家善于经商的优势，开办了一家名为通运的公司，经营古董和丝绸，获利甚丰。
巴黎的生活对张静江影响巨大。在这里，他深受法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接受了巴枯宁、蒲鲁东等人的学说。昔日江南水乡知书达理的富家公子，一下子蜕变成激进甚至偏激的新思想者，冯自由认为张静江乃“我国人之言无政府主义者自兹始”。激进的言论和使馆公职人员的官方身份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不少留学生怀疑他是清政府的暗探，故意大谈革命以引人上钩。有两次，当他在稠人广坐中大谈革命与造反时，几乎遭到留学生们老拳相向。
孙中山与张静江的结识颇为别致有趣。1905年，在法国的一条轮船上，张静江发现有一个旅客长得很像传说中的“乱党”首领孙文，他向人打听证实之后，立即兴奋地前去拜访。他向孙中山表示：我对您闻名已久，我深信不革命就不能救中国。
张静江虽是富家公子和外交官员，但孙中山对面前这个满脸兴奋的青年却一无所知。孙本人此时早已闻名欧美，原来，广州起义失败后，孙流亡海外，于1896年10月来到伦敦，被清朝驻英公使龚照瑗秘密诱捕并计划押送回国。在清政府看来，这是捉拿钦犯，乃天经地义；但在英国人看来，清国官员在本国领土擅自抓人，乃严重违法。孙中山早年在香港的英国老师康德黎获知后，立即展开营救。在强大的社会舆论下，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向清使馆发出照会，要求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立即释放孙中山。在被囚禁12天后，孙中山重获自由。不久，孙用英文写成 《伦敦蒙难记》 一书，并在英国出版，披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赢得了大量欧美民众的同情和理解，一时名声大噪。这也是张静江为何在轮船上认出孙中山的一个原因。
因此，这次轮船上的邂逅，对张静江来说，颇为欣喜和激动。“粉丝”张静江表示：我在法国经商，收入不错，如果您需要经费，我可以随时资助您。经年累月为筹措经费而发愁的孙中山闻言，无异于喜从天降，两人约定了通电暗号：电文以ABCDE为序，A为1万元，B为两万元，C为3万元，以此类推。
要言之，作为一个旧时代终结者的孙中山，除了政治才干与政治眼光，在待人接物和交朋结友方面，也确有其过人之处。正是他身上展现出来的这种让人“畏威感德”的风采，使得大批时代精英愿意鞍前马后地追随他。
事实上，几乎所有杰出的政治人物，当他们在经营自己的朋友圈时，都表现出了巨大的人格魅力，像恒星那样，把作为行星的众多朋友紧紧地吸引在自己身边。反过来，透过一个政治人物的朋友圈，也能看出这个政治人物的性情与才华，品行和胸襟。
孙中山与张静江：雪中送炭的心腹之交
从本质上说，不论政治账还是军事账，最终都是经济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这个基础，其它都是空中楼阁。是故，孙中山在从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清活动中，离不开钱，小到革命党的日常运营，大到一次接一次的武装起义。为此，孙中山年复一年地在世界各地奔走，作演讲，搞募捐，为筹集革命资金煞费苦心。
孙中山的长兄孙德彰早年赴美国檀香山经商并致富，家有牧场6000英亩，牛羊数万只，山林无数，工人逾千。为了支持孙中山革命，孙德彰倾尽家财，竟至于家道中落。孙科回忆：“有一个时期，他（指孙德彰）的事业非常发达……国父每次去，都问他要钱，而且他每次都是整万的美金拿出来，因此到了辛亥革命前五六年间，他实在支持不住了，地产也被债主查封了。”孙中山则说，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出资资助革命者，不过亲友中少数人而已，其他人不愿也不敢资助。像广州起义所需军费，大头就是孙德彰赞助的。所以，孙中山的这位兄长，乃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最重要的金主。
为了广开革命财源，孙中山先后想过许多办法。比如他曾在香港、日本和美国发行革命公债。这种公债类似于股票，只不过投资的不是企业，而是革命党这个组织。如在香港发行的公债约定，凡现在购买10元公债的，革命成功后，偿还100元。但从落实情况看，革命公债的收益并不理想。
1904年，孙中山赴美，当时华人帮会组织致公堂在美国拥有15万会众，影响巨大，孙中山认为如果吸纳该组织，则每位会员只要交两美元会费，即可坐收30万巨款。于是，孙中山纡尊降贵，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被封为洪棍 ── 洪门成员，例分三等，元帅称为“洪棍”，军师称为“纸扇”，将官称为“草鞋”。
可事与愿违，尽管此后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在全美各地奔走演说，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常常只能在上一个城市募集到仅够前往下一个城市的旅费而已。
事实上，真正数额巨大，足以成大事的经济收入，对孙中山和革命党来说，是一些慷慨之士的个人捐款。如前文所说的孙中山的大哥孙德彰，以及另一位浙江富豪，他“自投身革命党以来，只尽义务而不问权利，三十余年如一日”，孙中山因而将其称为奇人，后来更誉为革命圣人。此人就是颇为特立独行的张静江。
张静江又名张人杰，浙江湖州南浔人。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南浔依靠蚕丝业和手工业、缫丝业，涌现出大批巨富豪绅。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南浔大批商人避居上海，因而得以与西人接触。当时，欧美对优质的湖州辑里丝需求甚旺，南浔商人因缘际会，成为炙手可热的国际丝商。人们按照财富规模的大小，把南浔富商分为“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第一级别的象，是指财产在100万两白银以上者。张静江的家族就属于四象之一，只不过，张家的财产远不止100万两，而是高达惊人的1200万两白银。这一数字，相当于19世纪末日本年财政收入的1/4。如果把南浔全镇富商的财产加在一起，其数字竟超过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
张静江的父亲去世后，他分得一笔巨额遗产。这位为人豪迈、出手大方的青年，年纪轻轻就身家巨万，美中不足的是身体羸弱，脚有残障。
1903年，张静江作为驻法公使孙宝琦的随员前往巴黎。在巴黎，张静江充当商务参赞的同时，充分发挥老张家善于经商的优势，开办了一家名为通运的公司，经营古董和丝绸，获利甚丰。
巴黎的生活对张静江影响巨大。在这里，他深受法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接受了巴枯宁、蒲鲁东等人的学说。昔日江南水乡知书达理的富家公子，一下子蜕变成激进甚至偏激的新思想者，冯自由认为张静江乃“我国人之言无政府主义者自兹始”。激进的言论和使馆公职人员的官方身份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不少留学生怀疑他是清政府的暗探，故意大谈革命以引人上钩。有两次，当他在稠人广坐中大谈革命与造反时，几乎遭到留学生们老拳相向。
孙中山与张静江的结识颇为别致有趣。1905年，在法国的一条轮船上，张静江发现有一个旅客长得很像传说中的“乱党”首领孙文，他向人打听证实之后，立即兴奋地前去拜访。他向孙中山表示：我对您闻名已久，我深信不革命就不能救中国。
张静江虽是富家公子和外交官员，但孙中山对面前这个满脸兴奋的青年却一无所知。孙本人此时早已闻名欧美，原来，广州起义失败后，孙流亡海外，于1896年10月来到伦敦，被清朝驻英公使龚照瑗秘密诱捕并计划押送回国。在清政府看来，这是捉拿钦犯，乃天经地义；但在英国人看来，清国官员在本国领土擅自抓人，乃严重违法。孙中山早年在香港的英国老师康德黎获知后，立即展开营救。在强大的社会舆论下，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向清使馆发出照会，要求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立即释放孙中山。在被囚禁12天后，孙中山重获自由。不久，孙用英文写成 《伦敦蒙难记》 一书，并在英国出版，披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赢得了大量欧美民众的同情和理解，一时名声大噪。这也是张静江为何在轮船上认出孙中山的一个原因。
因此，这次轮船上的邂逅，对张静江来说，颇为欣喜和激动。“粉丝”张静江表示：我在法国经商，收入不错，如果您需要经费，我可以随时资助您。经年累月为筹措经费而发愁的孙中山闻言，无异于喜从天降，两人约定了通电暗号：电文以ABCDE为序，A为1万元，B为两万元，C为3万元，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