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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以《新青年》杂志为宣传阵地，以倡导民主与科学思想为宗旨，掀起了一场反对封建制度和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为了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早期许多先进分子对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种新思潮，以民主科学为标准，加以反复实践、争论和比较，终于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1919年7月到1921年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先后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争。这三次论争，其实质是民主与科学精神在思想文化界的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三次论争经过民主与科学标准的辨别，最终使中国早期的先进分子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更加坚信在中国只有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思想理论上提供了客观条件。
一、民主与科学精神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发扬光大，为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博士经胡适邀请在北京作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等长篇演讲，在演讲中他认为改造中国社会必须用他宣扬的实验主义。杜威是胡适的老师，胡适在美国留学10年，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胡适在文章中重点抨击了王辑唐所说的社会主义。他指出：“近来北京很多报纸，甚至于日文报纸，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辑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但在我想来，这确是一个反面的教训。”王辑唐是北洋军阀政客集团安福系的首领之一，由他这样的反动政客来大谈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当然要被胡适嘲笑这是一种“假充时髦的行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胡适抨击王辑唐所谈的“主义”，当然没有错。但他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必须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并反对任何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就不对了。他主张用实验、实证的方法去具体的一个一个地解决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这也是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因为从当时中国的现状来分析，如果不彻底推翻封建军阀制度，任何的具体社会问题都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胡适的极端观点立即遭到有识之士的反驳。蓝公武（笔名“知非”）是《国民公报》的编辑，他在该报转载了胡适的文章，并发表自己写的《问题与主义》，蓝文从多方面论证了宣传主义的必要，并提出“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①接着，李大钊也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并公开表明自己“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认为“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主张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这次论争是建立在民主与科学基础上的论争，论争的双方都旗帜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思想观点。这次论争对如何改造中国社会，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用西方资产阶级改良的办法对中国社会进行逐步改造；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次论争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许多进步社团都对在这次论争中提出的两种不同主张展开了讨论。通过民主讨论，最终使胡适承认，他的言论还有许多待匡正的地方；同时也使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认识到，不能在纸上空谈革命理论，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辩证科学的。这场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也推动了中国早期许多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去进一步学习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去了解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这也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民主与科学精神在社会主义论争中的发扬光大，为共产主义者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理论武装
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英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应梁启超等人邀请，在中国上海、南京、长沙、北京等地讲演。罗素在讲演时攻击十月革命和苏俄政府，并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11月6日，曾陪同罗素演讲的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极力吹捧罗素提出的改造中国社会“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的主张。1921年2月，梁启超在《改造》第6号上发表《复张东荪数论社会主义运动》的论文，对张东荪的观点加以支持、补充和发挥。张东荪和梁启超在文章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就是主张劳资协作，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张东荪和梁启超都是中国早期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前后他们支持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文化，讴歌民主与科学。然而他们所认为的民主，就是新文化运动初期鼓吹的个人平等、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同时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用新文化运动初期宣传的民主思想来解答中国出路问题。然而，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宣传，民主已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民主的内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转化为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中国早期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纷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争取民主自由、民族独立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对民主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张东荪、梁啟超等人企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状况下，特别在中国人民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残酷剥削压迫的状况下，去实行产业民主自治即所谓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大家纷纷著文反驳道，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提出发展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只是消极静待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明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无法获得正常的充分的发展。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充分发展实业以达到国家富强的目标。
同样陈旧落伍的，还有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对科学观念的认识，始终停滞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虽然在自然科学方面，彼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大体是拥护唯物论，反对唯心主义的。但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则仍然停留在进化论和唯心论的认识水平上，把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生物竞争的学说看作是适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自己的不长进，而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顽固地坚持“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否定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否定中国社会存在着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两大在经济利益上根本对抗的阶级。因此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革命。他们认为人类历史存在着三种文明，即封建时代的文明、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和社会主义时代的文明，而在当时的中国“大多数人们逗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不但没有第三种的资格，并且也没有第二种文明的陶养。”②
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用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社会现状，就不可能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出科学的回答，更不可能正确解答中国的出路问题。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步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真正的社会科学，并使之成为指导革命斗争和社会进步的锐利武器。他们抛弃原来接受的西方庸俗进化论的思想，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廓清思想界存在的浓重的唯心史观的迷雾，并运用这一崭新的符合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世界观、方法论重新理解中国历史的变革，考察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由于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的社会科学发展观，开宽了眼界，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于是对改造中国社会有了新的思想认识。当社会科学的内涵在中国获得新的发展的时候，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仍然用进化论来解释中国社会问题，这就必然要触发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撰文反驳。早期先进知识分子运用大量事实，驳斥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散布的中国“无劳动阶级”、不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谬论，公开宣传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他们指出，不是中国没有劳动阶级，只是中国劳动者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因而不能以阶级斗争来抵抗资本家。
这场论争，其实是一次用什么样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去改造中国社会的大辩论。通过论争，使许多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深化了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划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论争，推动了民主与科学的正确理念向社会实践的转化，为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中国工人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共产主义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建立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论武装。
三、民主与科学精神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论争中的发扬光大，对加速建党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9年2月，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在《进化》月刊第1卷第2号上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为“集产主义”，而把无政府主义说成是“共产主义”。同年5月，黄凌霜在《新青年》月刊第6卷第5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批评》一文，肆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并错误地认为苏俄无产阶级专政是“压制人的自由”、“压制个人的表征”，还极力反对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去除一切强权，而以各个人能享平等幸福”的主张。以后，无政府主义者易家钺、朱谦之、曹乾元等人又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对俄国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无政府主义者这种脱离社会实际和顽固僵化守旧带有愤恨成见的言论，引起了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高度警觉。为了明辨是非，为了使中国革命走上正确的道路，早期共产主义者责无旁贷地纷纷站出来撰文反驳。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谈政治》一文，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了无政府主义。紧接着，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也在《新青年》月刊和《共产党》月刊撰写了不少批评无政府主义的论文。
这次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其实也是一次如何正确认识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大讨论。这次论争的主要问题共有三个，其中第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以及第二个关于自由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民主思想的问题；另外第三个关于生产和分配原则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正确认识科学思想的问题。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所理解的民主就是要提倡个性解放，认为国家的存在妨害了个人自由和个人生活，同时也会产生特权阶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废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后，就应该立即去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
早期共产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并不是仅仅提倡人的个性解放，而是提倡全体人民的解放，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只有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由共产党执政，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这样才能实现和巩固人民所获得的民主权利。
无政府主义者脱离社会实际，不谈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鼓吹绝对平均主义，这也是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对此，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在生产和分配方面的错误言论。他们认为在生产水平发展不够高的情况下，“听各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若果社会的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实行的”。但是，“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③这样势必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這次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些原来相信无政府主义的人，开始放弃原来的信仰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则分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促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与此同时，一些无政府主义的顽固分子自动退出北京和广州共产党组织，也使党组织进一步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和思想的纯洁性，这样更有利于建党工作的加速开展。总之，在民主与科学精神倡导下，经过这次思想论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打下了牢固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
在中国早期革命中，正因为有了民主与科学的倡导，才使许多先进分子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是造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也使许多先进分子逐步否定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思想，同时也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与科学理念，开始转向社会主义。在民主与科学的倡导下，最终也使许多先进分子排除了各种社会思潮的干扰，决然选择马克思主义，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同时，在民主与科学的倡导下，他们又积极开展建党思想的探讨，推动各地建党工作的开展，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必要的客观的条件。
注释：
①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
②张东荪撰：《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
③邵力子撰：《再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11月7日。
作者单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 责任编辑：周奕韵
一、民主与科学精神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发扬光大，为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博士经胡适邀请在北京作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等长篇演讲，在演讲中他认为改造中国社会必须用他宣扬的实验主义。杜威是胡适的老师，胡适在美国留学10年，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胡适在文章中重点抨击了王辑唐所说的社会主义。他指出：“近来北京很多报纸，甚至于日文报纸，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辑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但在我想来，这确是一个反面的教训。”王辑唐是北洋军阀政客集团安福系的首领之一，由他这样的反动政客来大谈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当然要被胡适嘲笑这是一种“假充时髦的行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胡适抨击王辑唐所谈的“主义”，当然没有错。但他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必须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并反对任何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就不对了。他主张用实验、实证的方法去具体的一个一个地解决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这也是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因为从当时中国的现状来分析，如果不彻底推翻封建军阀制度，任何的具体社会问题都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胡适的极端观点立即遭到有识之士的反驳。蓝公武（笔名“知非”）是《国民公报》的编辑，他在该报转载了胡适的文章，并发表自己写的《问题与主义》，蓝文从多方面论证了宣传主义的必要，并提出“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①接着，李大钊也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并公开表明自己“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认为“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主张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这次论争是建立在民主与科学基础上的论争，论争的双方都旗帜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思想观点。这次论争对如何改造中国社会，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用西方资产阶级改良的办法对中国社会进行逐步改造；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次论争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许多进步社团都对在这次论争中提出的两种不同主张展开了讨论。通过民主讨论，最终使胡适承认，他的言论还有许多待匡正的地方；同时也使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认识到，不能在纸上空谈革命理论，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辩证科学的。这场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也推动了中国早期许多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去进一步学习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去了解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这也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民主与科学精神在社会主义论争中的发扬光大，为共产主义者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理论武装
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英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应梁启超等人邀请，在中国上海、南京、长沙、北京等地讲演。罗素在讲演时攻击十月革命和苏俄政府，并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11月6日，曾陪同罗素演讲的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极力吹捧罗素提出的改造中国社会“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的主张。1921年2月，梁启超在《改造》第6号上发表《复张东荪数论社会主义运动》的论文，对张东荪的观点加以支持、补充和发挥。张东荪和梁启超在文章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就是主张劳资协作，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张东荪和梁启超都是中国早期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前后他们支持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文化，讴歌民主与科学。然而他们所认为的民主，就是新文化运动初期鼓吹的个人平等、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同时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用新文化运动初期宣传的民主思想来解答中国出路问题。然而，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宣传，民主已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民主的内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转化为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中国早期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纷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争取民主自由、民族独立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对民主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张东荪、梁啟超等人企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状况下，特别在中国人民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残酷剥削压迫的状况下，去实行产业民主自治即所谓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大家纷纷著文反驳道，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提出发展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只是消极静待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明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无法获得正常的充分的发展。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充分发展实业以达到国家富强的目标。
同样陈旧落伍的，还有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对科学观念的认识，始终停滞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虽然在自然科学方面，彼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大体是拥护唯物论，反对唯心主义的。但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则仍然停留在进化论和唯心论的认识水平上，把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生物竞争的学说看作是适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自己的不长进，而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顽固地坚持“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否定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否定中国社会存在着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两大在经济利益上根本对抗的阶级。因此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革命。他们认为人类历史存在着三种文明，即封建时代的文明、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和社会主义时代的文明，而在当时的中国“大多数人们逗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不但没有第三种的资格，并且也没有第二种文明的陶养。”②
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用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社会现状，就不可能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出科学的回答，更不可能正确解答中国的出路问题。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步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真正的社会科学，并使之成为指导革命斗争和社会进步的锐利武器。他们抛弃原来接受的西方庸俗进化论的思想，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廓清思想界存在的浓重的唯心史观的迷雾，并运用这一崭新的符合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世界观、方法论重新理解中国历史的变革，考察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由于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的社会科学发展观，开宽了眼界，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于是对改造中国社会有了新的思想认识。当社会科学的内涵在中国获得新的发展的时候，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仍然用进化论来解释中国社会问题，这就必然要触发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撰文反驳。早期先进知识分子运用大量事实，驳斥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散布的中国“无劳动阶级”、不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谬论，公开宣传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他们指出，不是中国没有劳动阶级，只是中国劳动者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因而不能以阶级斗争来抵抗资本家。
这场论争，其实是一次用什么样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去改造中国社会的大辩论。通过论争，使许多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深化了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划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论争，推动了民主与科学的正确理念向社会实践的转化，为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中国工人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共产主义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建立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论武装。
三、民主与科学精神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论争中的发扬光大，对加速建党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9年2月，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在《进化》月刊第1卷第2号上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为“集产主义”，而把无政府主义说成是“共产主义”。同年5月，黄凌霜在《新青年》月刊第6卷第5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批评》一文，肆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并错误地认为苏俄无产阶级专政是“压制人的自由”、“压制个人的表征”，还极力反对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去除一切强权，而以各个人能享平等幸福”的主张。以后，无政府主义者易家钺、朱谦之、曹乾元等人又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对俄国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无政府主义者这种脱离社会实际和顽固僵化守旧带有愤恨成见的言论，引起了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高度警觉。为了明辨是非，为了使中国革命走上正确的道路，早期共产主义者责无旁贷地纷纷站出来撰文反驳。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谈政治》一文，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了无政府主义。紧接着，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也在《新青年》月刊和《共产党》月刊撰写了不少批评无政府主义的论文。
这次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其实也是一次如何正确认识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大讨论。这次论争的主要问题共有三个，其中第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以及第二个关于自由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民主思想的问题；另外第三个关于生产和分配原则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正确认识科学思想的问题。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所理解的民主就是要提倡个性解放，认为国家的存在妨害了个人自由和个人生活，同时也会产生特权阶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废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后，就应该立即去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
早期共产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并不是仅仅提倡人的个性解放，而是提倡全体人民的解放，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只有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由共产党执政，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这样才能实现和巩固人民所获得的民主权利。
无政府主义者脱离社会实际，不谈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鼓吹绝对平均主义，这也是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对此，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在生产和分配方面的错误言论。他们认为在生产水平发展不够高的情况下，“听各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若果社会的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实行的”。但是，“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③这样势必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這次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些原来相信无政府主义的人，开始放弃原来的信仰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则分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促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与此同时，一些无政府主义的顽固分子自动退出北京和广州共产党组织，也使党组织进一步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和思想的纯洁性，这样更有利于建党工作的加速开展。总之，在民主与科学精神倡导下，经过这次思想论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打下了牢固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
在中国早期革命中，正因为有了民主与科学的倡导，才使许多先进分子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是造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也使许多先进分子逐步否定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思想，同时也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与科学理念，开始转向社会主义。在民主与科学的倡导下，最终也使许多先进分子排除了各种社会思潮的干扰，决然选择马克思主义，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同时，在民主与科学的倡导下，他们又积极开展建党思想的探讨，推动各地建党工作的开展，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必要的客观的条件。
注释：
①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
②张东荪撰：《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
③邵力子撰：《再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11月7日。
作者单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