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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代的中国文人在描绘、言说西方风物的过程中,以西方现代性为背景,表达了具有理想成分的国家隐喻,并与固有的集体意识中的核心层次产生共振。他们在面对西方山水时,顺势将“理想中国”的建构情绪由激进转向平和,力图更好地接近民众;在游历西方城市的同时,有意识地凸显建筑本体中蕴含的国家启蒙元素,并将其置于远景设计的延长线上;不约而同地关注西方文化与宗教,从各自的文化立场出发实现了宗教功用的表面统一,借此强化了它们在近代新型国家主题书写中的参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