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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超过7000万人，扶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极其艰巨，中国扶贫面临历史“大考”。而在各个贫困“单元格”里，贫困县领导干部的作用举足轻重，贫困县考核“指挥棒”更至关重要。部分贫困县领导干部仍存在很多困惑和担忧，尤其是考核方面，如果一心干扶贫，将来会不会吃亏？如何更好地实现“精准识别”贫困人口？专项资金怎么花更科学？他们期盼尽快厘清考核模糊政策，让他们放开手脚全身心投入扶贫工作中。
困惑一：一心干扶贫，将来会不会吃亏？
一位从某省区开发区调任国家级贫困县的县委书记说，“作为贫困县的书记，与经济强县相比，有时候觉得矮三分，说话没底气。甚至有人告诉我，‘扶贫干得再出色，到了干部选拔时还是经济强县受重视。’”
多位受访县委书记的共同感受是，在组织部门干部安排中，贫困县的书记调到经济强县就算是提拔了。而同为县委书记，贫困县更难干，付出更多，但到提拔干部时，却往往排在后面。“一心干扶贫，将来会不会吃亏？”这成了贫困县领导干部们的心病。
扶贫考核就是“指挥棒”，如何让贫困县主要领导安下心来，坚定不移抓扶贫、“拔穷根”“一张蓝图绘到底”，还需要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上加强激励。
部分领导干部认为，应当通过组织程序进行明确，对干出实绩、获得群众认可的贫困县领导干部在职级调整、选拔使用上进行倾斜，不让老实人“吃亏”;对在主要领导岗位上长期无作为，耽搁扶贫进程的领导干部，要限定考核期限进行调离或惩处。
困惑二：如何看待贫困县取消GDP考核？
今年8月，云南省出台《云南省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办法》，规定对19个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贫困县取消GDP考核指标。此外，广西也出台规定取消当地8个县的GDP考核，其他25个县降低GDP考核权重。
不仅在云南和广西，我国贵州、海南等多省对部分贫困县的考核，都从考核GDP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进行转变。那么县领导干部如何看待“贫困县取消GDP考核”呢？
一位县委书记表示，“一定要完全取消GDP考核，否则GDP考核重压之下，只好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工业和招商引资上，会弱化扶贫攻坚工作，且导致匮乏的转移支付和县级财政资金被分散投入到其他发展项目中。”他最担心的是，会出现“‘文件上取消GDP考核，而实际继续以排名刺激GDP’的现象。”
另一位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县委书记则认为，不考核GDP不等同于不要GDP，毕竟支撑GDP的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关键指标仍在考核之列，“一旦不要GDP，将直接影响县级财政收入，而目前上级扶贫项目大多要求县里配套资金，地方财力不足，就难以配套扶贫项目，从而影响贫困县扶贫总投入。”
县委书记们看待“取消GDP考核”意见相左，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但实质却是一致的，都是担忧扶贫资金减少。而其根源是上级扶贫项目要求县里必须配套。
一些贫困县的领导干部认为，上级下达给县里的项目要求资金配套，本无可厚非，“但对贫困县要区别对待，贫困县财政吃饭都困难，再要求配套资金可以说是强人所难。”他们建议，中央和上级政府全面取消贫困县扶贫项目需地方资金配套的政策。
困惑三：考核脱贫人数按年平均是否科学？
在西部某少数民族自治县，全县贫困人口达16万人，今年上级下达的考核目标是实现约3.1万人脱贫。“这个数字计算很简单，就是用全县总贫困人口除以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5年期限得出的。”当地干部介绍说。
“按年平均脱贫人数的考核办法并不合理，不利于前面打牢基础。”该县县委书记说，基础设施改善后，脱贫人数会大幅增加，脱贫总体上会呈现一个加速的态势，但扶贫绝非朝夕之功，尤其一些贫困程度深的县，基础设施建设仍是产业脱贫的前提条件，未来两三年内都是打基础阶段，脱贫人数会相对较少，短期内很难立竿见影。
他对此颇多忧虑，扶贫攻坚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避免扶贫攻坚的短期行为，根据平均计算出的脱贫人数制定扶贫目标，很容易迫使基层玩“数字游戏”。
对此，一些贫困县的领导干部提出两套方案：
其一，变上级直接下达指标为自下而上报送审核，先由各贫困县根据自身实际确定年度脱贫人数，上报后由省级扶贫部门进行审核确定;其二，不考核每年完全脱贫的人数，而考核贫困人口每年的增收幅度，这一方法更加长效、科学，体现循序渐进的思路。
困惑四：贫困人口如何实现“精准识别”？
不久前，审计署通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违规认定3119名扶贫对象问题。3119人中，343人为财政供养人员，包括村干部、教师、行政人员等;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43人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一些“非贫困户”成了贫困户，一些未脱贫的人却“被脱贫”。
部分县级领导干部认为，上一轮精准识别主要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标准，但基层干部难以了解到村民的真实收入，这是除基层作风上不严不实等因素以外，导致贫困人口识别不精准的重要原因。
一位贫困县县委书记分析说，马山县暴露出的贫困人口精准识别问题，在贫困地区存在一定共性，对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基础，当前应创新机制，通过“大数据”与扶贫工作的结合等方式，摸清底数，真正将贫困人口真实筛查出来。
目前，国务院扶贫办正组织开展“精准扶贫回头看”工作，各地应把握这一机会，真正实现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广西以“马山事件”为戒，从今年10月12日开始到明年初，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对全区538万贫困人口精准识别，采取“打分制度”进行筛查：将村民的收入、住房、外出务工和子女上学、疾病等诸多因素，细分为99项指标，全部量化，并组织约10万人进村入户按指标“打分”，然后以县为单位，根据总分统一划定贫困户“分数线”，并公示。
这一制度可最大限度避免优亲厚友和乱戴“贫困帽”的现象，并在县级层面实现贫困人口的统筹，避免层层分解贫困人口带来的弊端。
此外，基层干部建议各地创新手段，宜联合住房、公安等部門建立个人房产、车辆等涉及扶贫的信息共享系统或机制，以“大数据”为精准识别“护航”，及时将乱戴贫困帽人员识别出来。
困惑五：“戴帽”资金如何精准到户？
“中央提精准扶贫非常符合实际，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精准扶贫项目。给一个贫困户投1万元资金，帮助他们买5只羊，实行圈养，种两分地的牧草，一个贫困家庭1年就可实现脱贫。全县投资3000万元，一年可带动1万多人脱贫。”
一位贫困县县委书记展示了一张部门专项资金表，“这是今年上级安排的3000多万元专项资金，但这些资金都是‘戴着帽子’的，只能专款专用，没法搞产业扶贫、精准到户。”
多位县委书记建议，一方面中央扶持贫困县的资金结构应该调整，要多增加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的额度，减少专项资金，以便于县里根据实际需要精准投放;另一方面改变按条条报项目的方式，把由县里各部门单独向上级部门申报，改为县里整合成精准扶贫项目后统一上报，由上级统筹各项扶贫资金打包下拨，把扶贫的钱真正用在刀刃上。
（摘自《瞭望》）
困惑一：一心干扶贫，将来会不会吃亏？
一位从某省区开发区调任国家级贫困县的县委书记说，“作为贫困县的书记，与经济强县相比，有时候觉得矮三分，说话没底气。甚至有人告诉我，‘扶贫干得再出色，到了干部选拔时还是经济强县受重视。’”
多位受访县委书记的共同感受是，在组织部门干部安排中，贫困县的书记调到经济强县就算是提拔了。而同为县委书记，贫困县更难干，付出更多，但到提拔干部时，却往往排在后面。“一心干扶贫，将来会不会吃亏？”这成了贫困县领导干部们的心病。
扶贫考核就是“指挥棒”，如何让贫困县主要领导安下心来，坚定不移抓扶贫、“拔穷根”“一张蓝图绘到底”，还需要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上加强激励。
部分领导干部认为，应当通过组织程序进行明确，对干出实绩、获得群众认可的贫困县领导干部在职级调整、选拔使用上进行倾斜，不让老实人“吃亏”;对在主要领导岗位上长期无作为，耽搁扶贫进程的领导干部，要限定考核期限进行调离或惩处。
困惑二：如何看待贫困县取消GDP考核？
今年8月，云南省出台《云南省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办法》，规定对19个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贫困县取消GDP考核指标。此外，广西也出台规定取消当地8个县的GDP考核，其他25个县降低GDP考核权重。
不仅在云南和广西，我国贵州、海南等多省对部分贫困县的考核，都从考核GDP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进行转变。那么县领导干部如何看待“贫困县取消GDP考核”呢？
一位县委书记表示，“一定要完全取消GDP考核，否则GDP考核重压之下，只好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工业和招商引资上，会弱化扶贫攻坚工作，且导致匮乏的转移支付和县级财政资金被分散投入到其他发展项目中。”他最担心的是，会出现“‘文件上取消GDP考核，而实际继续以排名刺激GDP’的现象。”
另一位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县委书记则认为，不考核GDP不等同于不要GDP，毕竟支撑GDP的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关键指标仍在考核之列，“一旦不要GDP，将直接影响县级财政收入，而目前上级扶贫项目大多要求县里配套资金，地方财力不足，就难以配套扶贫项目，从而影响贫困县扶贫总投入。”
县委书记们看待“取消GDP考核”意见相左，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但实质却是一致的，都是担忧扶贫资金减少。而其根源是上级扶贫项目要求县里必须配套。
一些贫困县的领导干部认为，上级下达给县里的项目要求资金配套，本无可厚非，“但对贫困县要区别对待，贫困县财政吃饭都困难，再要求配套资金可以说是强人所难。”他们建议，中央和上级政府全面取消贫困县扶贫项目需地方资金配套的政策。
困惑三：考核脱贫人数按年平均是否科学？
在西部某少数民族自治县，全县贫困人口达16万人，今年上级下达的考核目标是实现约3.1万人脱贫。“这个数字计算很简单，就是用全县总贫困人口除以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5年期限得出的。”当地干部介绍说。
“按年平均脱贫人数的考核办法并不合理，不利于前面打牢基础。”该县县委书记说，基础设施改善后，脱贫人数会大幅增加，脱贫总体上会呈现一个加速的态势，但扶贫绝非朝夕之功，尤其一些贫困程度深的县，基础设施建设仍是产业脱贫的前提条件，未来两三年内都是打基础阶段，脱贫人数会相对较少，短期内很难立竿见影。
他对此颇多忧虑，扶贫攻坚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避免扶贫攻坚的短期行为，根据平均计算出的脱贫人数制定扶贫目标，很容易迫使基层玩“数字游戏”。
对此，一些贫困县的领导干部提出两套方案：
其一，变上级直接下达指标为自下而上报送审核，先由各贫困县根据自身实际确定年度脱贫人数，上报后由省级扶贫部门进行审核确定;其二，不考核每年完全脱贫的人数，而考核贫困人口每年的增收幅度，这一方法更加长效、科学，体现循序渐进的思路。
困惑四：贫困人口如何实现“精准识别”？
不久前，审计署通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违规认定3119名扶贫对象问题。3119人中，343人为财政供养人员，包括村干部、教师、行政人员等;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43人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一些“非贫困户”成了贫困户，一些未脱贫的人却“被脱贫”。
部分县级领导干部认为，上一轮精准识别主要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标准，但基层干部难以了解到村民的真实收入，这是除基层作风上不严不实等因素以外，导致贫困人口识别不精准的重要原因。
一位贫困县县委书记分析说，马山县暴露出的贫困人口精准识别问题，在贫困地区存在一定共性，对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基础，当前应创新机制，通过“大数据”与扶贫工作的结合等方式，摸清底数，真正将贫困人口真实筛查出来。
目前，国务院扶贫办正组织开展“精准扶贫回头看”工作，各地应把握这一机会，真正实现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广西以“马山事件”为戒，从今年10月12日开始到明年初，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对全区538万贫困人口精准识别，采取“打分制度”进行筛查：将村民的收入、住房、外出务工和子女上学、疾病等诸多因素，细分为99项指标，全部量化，并组织约10万人进村入户按指标“打分”，然后以县为单位，根据总分统一划定贫困户“分数线”，并公示。
这一制度可最大限度避免优亲厚友和乱戴“贫困帽”的现象，并在县级层面实现贫困人口的统筹，避免层层分解贫困人口带来的弊端。
此外，基层干部建议各地创新手段，宜联合住房、公安等部門建立个人房产、车辆等涉及扶贫的信息共享系统或机制，以“大数据”为精准识别“护航”，及时将乱戴贫困帽人员识别出来。
困惑五：“戴帽”资金如何精准到户？
“中央提精准扶贫非常符合实际，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精准扶贫项目。给一个贫困户投1万元资金，帮助他们买5只羊，实行圈养，种两分地的牧草，一个贫困家庭1年就可实现脱贫。全县投资3000万元，一年可带动1万多人脱贫。”
一位贫困县县委书记展示了一张部门专项资金表，“这是今年上级安排的3000多万元专项资金，但这些资金都是‘戴着帽子’的，只能专款专用，没法搞产业扶贫、精准到户。”
多位县委书记建议，一方面中央扶持贫困县的资金结构应该调整，要多增加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的额度，减少专项资金，以便于县里根据实际需要精准投放;另一方面改变按条条报项目的方式，把由县里各部门单独向上级部门申报，改为县里整合成精准扶贫项目后统一上报，由上级统筹各项扶贫资金打包下拨，把扶贫的钱真正用在刀刃上。
（摘自《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