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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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高层就是否采用及如何采取“焦土抗战”,在认知和实践上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分歧。1937年11月底至12月初从浙江省主席职位调离前后的朱家骅，在其“离浙声明”中首次提出以“爱惜民力物力”为前提的“焦土抗战”观点，且认为这样的认识是符合蒋介石意旨的，但被以桂系为代表的主张“自我焦土”的“焦土抗战”论者曲解和误解。为此，他在浙江省政府撤出杭州时作了保全杭州城的安排，也在从浙江路经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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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高层就是否采用及如何采取“焦土抗战”,在认知和实践上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分歧。1937年11月底至12月初从浙江省主席职位调离前后的朱家骅，在其“离浙声明”中首次提出以“爱惜民力物力”为前提的“焦土抗战”观点，且认为这样的认识是符合蒋介石意旨的，但被以桂系为代表的主张“自我焦土”的“焦土抗战”论者曲解和误解。为此，他在浙江省政府撤出杭州时作了保全杭州城的安排，也在从浙江路经江西、湖南抵达湖北之履新途中，一路解释他的“焦土抗战”观点，但效果寥寥，呼应者仅汪精卫等极少数国民党高层。待到1938年“长沙大火”,被保全的杭州城和被焚毁的长沙城形成强烈对比之时，无论是蒋介石本人还是陈诚等国民党高层，对“焦土抗战”作了一些反思；知识界、舆论界也主张慎用“莫斯科公式”。此后，中国社会有关“焦土抗战”的讨论与实践都趋向理性与慎重，应该说是对朱家骅“焦土抗战”认知和实践的最大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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