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拿着我（柳玉兰）跟爱人的这张结婚证，心中思绪万千。它虽然不像现在的结婚证那样小巧精制，但却是我30多年婚姻生活的见证。多少年来，我的家从甘肃搬到沈阳，从平房到楼房，从小房子到大房子，旧东西扔了一批又一批，唯有这两张结婚证是我们夫妻俩的珍藏。它跟随着我们走过30多年的里程，和我们共同品尝30多年幸福生活的美酒。
　　我和爱人从相知、相恋、结婚到现在，没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有的只是30年来沉积的恬淡与安宁。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虽然已经没有了封建社会的盲婚哑嫁，提倡自由恋爱，但大多数年轻男女能够走进婚姻的殿堂，还是要靠媒人介绍，父母点头。小时候，我家住在甘肃崛县林业局下属的安子沟林场。整个林场是天南海北的人走到一起的，所以老乡见到老乡特别亲，因此走得也特别近。记得我和爱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77年大年初二。那天一大早，父亲的老乡田叔叔和林叔叔领着一个小伙子到我家做客。打过招呼后，我就在厨房帮妈妈做饭，也没多想什么。饭桌上，长辈们就把他们的意图告诉了我们。饭后，家里所有的人都去看林业局电影队下基层放映的露天电影，特意留下我和王世平，为我们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
　　原来，他的老家是北京通州，和我也算是老乡。他在崛县七九二矿工作。那一个多小时，他一直在不停地讲，讲他小时候如何到河里摸鱼，如何到树上捉鸟等等顽皮的事情，而我呢一直在听。我觉得他性格蛮开朗的，比较合我的心意，就初步定下了。我和他就算做一见钟情吧！由于当时交通很不发达，初五下午，他骑着自行车从60里地外的七九二矿生活区来到我家，说要带我去见他的父母。吃过饭后，天色已晚，父母说，当天就骑车回去，太累了。让他在我家先住一夜。第二天，他又用了近3个小时骑自行车把我带到他家，见到了他的父母及他的姥姥。他们都是和蔼可亲、慈眉善目的老人，对我也相当满意。这样双方的关系就算彻底定下来。
　　那时，我在白龙江林业管理局森林调查队工作，负责调查各大林场树木的生长情况、森林面积、每年的采伐量等，因此工作性质就是常年在外。分别之后，我们就一直是书信来往，未曾谋面。一直到七月份，因为我小妹不爱打扮，天天穿“宽大处理的褂子，提高警惕的裤子”，恋情出现危机，需要我出面调解。小妹的男朋友和我爱人同单位，同住一个大院。因此，为了方便解决问题，我就以准儿媳的身份住到了我爱人家里。这前前后后的十几天，公公、婆婆更了解我了。我不仅在单位能干，而且爱好文体，人又朴实，孝敬老人，有许多年轻人都对我有意。因此他们就催促我和王世平借这个机会把记登了。
　　公公在单位是做行政工作的，为了省却我跑道，一下子就把我们俩的介绍信都从他的单位开了出来，这也许就是走后门吧，我和他到乡政府就把结婚证领来了。一两天后，小妹的事也顺利解决，我又开始了我的野外工作。书信往来中，我和他把婚期定在当年的国庆节。我清清楚楚地记得，9月25日那天，我领完工资就急忙赶赴我们俩约定的地点，几经辗转终于在“十一”戒严前，赶到了北京大姨家，开始了我们的旅行结婚。
　　在北京的这几天，他带我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如天安门、故宫、颐和园等，还观看了醉人的香山红叶。许多照片我一直保留至今，当时的许多事情也令人回味。上街购物，是女人的天性，尤其我们是到北京旅行结婚，不仅自己要买点东西，而且要给双方老人及亲戚朋友带点北京的礼物回去，就更避免不了进商店。我爱人王世平，是个性格直率的大男人，买东西直奔目标而去，行就买，不行就走。开始的时候，他还耐着性子陪我逛，到后来，干脆就在商店门口等。而我呢，一是恼他不陪我，二也是想逗逗他，你越是不进来，我就越要东瞅西瞧，让你在门口长时间地等。有一次，可能是我玩过火了，让他等得太久，出来一看，人不见了。我真的很气恼，那个时候，粮食定量供应，没有粮票，不可能买到面食，哪怕是几块饼干。我饿着肚子，凭着自己这几天对北京的一点点熟悉，左换一趟车，右换一趟车，终于在天黑前回到了住在西钓鱼台的大姨家。见一家人都在等我吃饭，我也不好发作。晚上就剩我们俩的时候，我上来倔劲，发起了脾气，整理东西要自己回家，他整整哄了我一夜。第二天早晨，当大姨进来的时候，他怕我再说浑话，抱起被子把我全盖了起来，我气得从被子下面挣扎出来，拿起鸡毛掸子狠狠地抽打他的后背，他没有还手，只是顺势把我整个人都揽在怀里。这轻轻的一拥让所有的不快都随风而逝了。那天，姥姥对我说：“看见你打他，我的心里好疼啊，养他这么大，我还没舍得打过他呢！”听了姥姥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明白，姥姥的意思是告诉我“爱一个人就要用心去爱”。
　　从北京回到他家以后，他的父母做了一桌饭菜，宴请了单位最要好的朋友，就算为我们举办了婚礼。和现在比起来，还不如寻常人家逢年过节的一次聚餐，真是简单又简单。当然这也是当时的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爱情故事的永恒主题，总是千篇一律，对于那些幸福的人来说，各种各样的幸福只有一种是适合自己的。对于我来说，就是生活的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