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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成思危总结30年改革开放历程时表示，改革不能悔棋。他认为，在改革措施出台之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要经过深思熟虑才去做。
2015年7月12日凌晨，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0岁。
成思危被称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创业板之父”。上世纪末，他的一纸提案，敲开了中国风险投资的大门。他亦致力于虚拟经济的研究，从零开始，构建了虚拟商务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体系。
与此同时，成思危致力于推动经济领域立法。在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前夕，他表示：我国经济法三大法律框架体系初步建成。
过去的三十多年间，成思危从未停止过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和建言献策。曾有媒体用“他冷不丁说一句，沪深股指就要震一震”，来暗示其在业界的分量。他亦敢言，并公开宣称“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
与时俱进推动经济立法
“现在来看（中国的）金融法制建设是相当落后的，我们需要培养的人才不仅是要懂金融，更重要的是要懂法律。”2012年5月16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0周年大会上，成思危说。
在这次讲话中，对于中国的法治进程，成思危表现出一贯的审慎乐观——肯定进步，提出问题。
“我们虽然已经基本建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法律也是要与时俱进的。这些法律的立法过程我都参与了，应该说基本满意，但也还有遗憾之处，所以我觉得立法工作还是要继续地推进。”他说。
1994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成思危欣然接受了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的邀请，加入民建，并在1996年民建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成思危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11年间，我国的经济领域立法逐渐完善、体系化。
这一过程中，成思危被视为证券投资基金法的关键领导者和见证人。
2003年10月，历时4年、数易其稿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终获通过。成思危亲历了该法的3次审议，在他看来，这是继证券法后，我国证券领域的第二部重要法律，其颁布出台奠定了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的法律基础。
“我希望，各相关主体要严格遵守和执行这部法律；同时我也希望，既然法律为未来发展和创新留下了空间，我们应积极探索进一步推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事业和证券市场发展的道路。”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审议通过后，成思危这样对媒体表示。
与时俱进，是成思危坚持的人大立法工作原则之一。
“证券投资基金法二审后，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只考虑防范风险，不考虑基金今后发展，对我国金融发展是不利的。监管和防范风险固然重要，但发展创新也非常重要……所以二审后，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些常委会委员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看到，三审的指导思想的确发生了变化。”成思危曾介绍道。
在他看来，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过渡转型的特殊阶段，情况在不断地变化。“我国的法律过一段时期就要进行必要的修改……对于现在不成熟、意见不一致、不能具体规范的，我们留下空间，经过一段探索后，再形成法律。”
力主完善证券市场法律体系
成思危也是证券法修订的亲历者。对于该法修订草案三审稿，他曾建议，法律草案应强调退市制度，让劣质上市公司退出股市。这也是他多次提及的一个观点。
在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的印象里，2008年1月的一次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论坛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思危还曾为物权法鼓与呼。
据刘俊海回忆，当时有学者质疑物权法的作用，认为穷人的打狗棍不能和富人的宝马别墅一样保护。但成思危不这么认为。
“他直言不讳地在现场指出这个观点的错误，并形象地比喻，我们保护好打狗棍，就是保护好民众的财产。”刘俊海说。
在那次论坛上，成思危力主加强经济立法、完善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他表示，物权法的颁布实施，可以说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民事基本法的形式明确了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将成为进一步促进我国虚拟经济发展、保护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的强大法律武器”。
同年3月，成思危表示，经济法中除反倾销法，其他法律大体都已具备，我国经济法三大法律框架体系初步建成。
这之后不久，成思危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高位上卸任。
“在民建中央九大闭幕式上，成思危做了一次演讲。他说，从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11年，这11年里，他没有偷懒，他践行了报国的诺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有了这11年就不虚此生了，没什么遗憾了。”
2014年，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风险投资法当时仍未出台，成思危认为这涉及到投资基金法的问题。
“我们1999年就开始在讨论，当时我记得在宁波开了一次会，我还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身份去参加。当时投资基金法我提出包括三个内容，一个是证券投资基金，一个是产业投资基金，一个是风险投资基金，可是最后大家只同意把证券投资基金放进去，而那两个没有放进去，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个还需要进一步地去做工作。这个产业投资基金我曾经开了3年的闭门论坛，我还是论坛的名誉主席，不要记者参加的闭门讨论，大家也都取得了比较多的共识，但是对于怎么建立，由谁监管，这个里头的风险如何防范等很多问题，也还是在争论当中。上一届人大也曾经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看来也还没能够解决。我只能寄希望这一届或者下一届的人大，立法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成思危曾如此表述。
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当年9月，在从湖北武汉到重庆的一艘轮船上，62岁的成思危主持召开了一次以风险投资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会议规模不过百人，却有美国花旗成长基金、穆迪公司等国际大牌风投参加。会议上，众人达成共识：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的条件基本成熟。 会后，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他将会议成果和个人思考综合，形成名为《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意见》的提案，在1998年3月举办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交。
这份提案，就是开启了中国风险投资行业大门的“一号提案”。
彼时，国内科技界仍深陷在“搭建项目找国家要钱；研究成果找不着产业对接”的老套路中。“一号提案”自上而下点燃了国内风险投资的热情——从1998年到2001年，一大批风险投资机构建立，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波高科技产业投资浪潮被掀起。阿里巴巴、腾讯、百度，都陆续成为风险投资成功案例。
成思危曾这样评价中国风险投资业的意义——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支持高新技术的发展；开辟民间投资的新渠道。
“用市场的力量来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让它尽快地商品化。”这便是成思危在1984年回国后大力推动风险投资的初衷。
1981年，学习化工出身的他赴美转修工商管理，为的就是找到一个能将科研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生产力的好方法。
毕业时，他推辞了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的邀约，婉谢了希望他回台湾继承家业的父亲，回到大陆，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
2001年，在深圳举行的第二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青年律师郭卫锋也参加了。
“会上，成老讲了很多关于行业的看法和认识，现在回想起来，应该算是国内比较早期的启蒙了。”郭卫锋回忆道，“当时有人说风险投资应该翻译成创业投资，成老便去澄清这些概念性的东西。他能这么细致地关注行业内的事情，当时我挺受感染。”
就是这次规模不是很大的会议，改变了郭卫锋的事业方向。那之后，他不仅将自己的专业定位转向风险投资，还加入了民建。“发自内心地说，成老对我的影响挺大。”郭卫锋说。
在风险投资行业初创期，许多人对此依然处于“看不清、摸不透”的状态。这段时间里，成思危用其个人的努力及人格魅力，感染了包括郭卫锋在内的许多年轻人投身于此。
“一号提案”后，每年的风险投资论坛，成思危都会参加，直至退休。十几年间，他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成立风险投资研究院、组织学术会议、创办风险投资杂志、建立相关网站……
力推风险投资的同时，成思危也关注创业板。从1999年到2009年，中国创业板历经波折，最终正式亮相。这期间，每逢危局，成思危都是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2008年，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纪念风险投资“一号提案”10周年。对于“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尊称，成思危觉得过誉了，他只愿意被称为“积极推动者”。
创立虚拟商务学科
不仅在实践层面力推风险投资，成思危还在学术领域带动了对于虚拟经济学科的研究。在所有对他的称呼中，他最喜欢的，是“教授”。
成思危在学术上的耐心和严谨是出了名的，一如他的直言与敢言。
在2014年9月接受媒体专访时，当主持人准备将话题由影子银行转向股市时，成思危意犹未尽，直言：“你听明白我说的了吗？”
那次接受媒体采访，成思危以中科院虚拟经济和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身份出席。而这一中心正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
此前，成思危早已对互联网金融产生了热情。2013年，在包括许多业内人士还并不理解的情况下，互联网金融中心成立。那之后，电商时代轰然来临。
这时，成思危已将虚拟商务学科，由1997年的“零”，搭建得颇具体系。
“倘若不是成先生的质疑思想与创新思维，推动如此一个崭新学科在中国起步或许是难以做到的。”成思危的学术助手汪寿阳说。
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石勇认为，成思危对经济学研究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建立了虚拟经济学科，为当下的经济发展和研究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成老师对虚拟经济的一些研究观点还被写进了‘十六大’报告。”石勇说。不仅如此，成思危对金融风暴的洞察为我国预防金融风暴提供了决策参考。
即便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成思危也在学术上投入大量时间，早上6点起床，午夜就寝。“我从不懈怠，做了10年的副委员长，从未去北戴河度过假。”他说。
2008年，73岁的成思危依然坚持学术研究。他担任中科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中科院虚拟经济和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他每月坚持授课，为学生讲授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默顿的《金融学》。
改革不能悔棋
成思危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除了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他在金融改革、虚拟经济、管理科学、绿色发展、社保体系、自由贸易区、创新经济、智慧城市等方面也多有建树。
此外，他还担任多年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呼吁重视教育，重视技能人才的培养。他在民建中央主席任上举办“中国非公经济论坛”，推动非公经济的发展。后来又担任国际金融论坛主席，推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影响日益扩大。
作为学者型政治家，成思危结合自身体会，强调专家学者一定要说真话说实话，把论点论据相结合，用科学的态度来说话，要从探讨理论基础、评价国外经验、完善政策框架和分析实施难点四个维度来促进改革。
事实上，他本人也是坚持说真话，“居高位，敢直言”，他多年来一直提倡要“改GDP崇拜为劳动生产率崇拜”。今年5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研究金融问题需有战略观》，对社会盛行的“阴谋论”表达了明确的警惕和忠告。他认为，“一些人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当成阴谋，把国际金融活动比作你死我活的战争，主张要抗击国际阴谋。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情况。”
他亦曾多次呼吁要重视加强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和综合监管。如今，在经历了A股此轮巨幅震荡之后，人们对成思危的这一呼吁或有更深的理解。
在2008年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成思危总结30年改革开放历程时表示，改革不能悔棋。他认为，在改革措施出台之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要经过深思熟虑才去做。
他本人更是一直信奉“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并常以此告诫学生。
2015年7月12日凌晨，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0岁。
成思危被称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创业板之父”。上世纪末，他的一纸提案，敲开了中国风险投资的大门。他亦致力于虚拟经济的研究，从零开始，构建了虚拟商务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体系。
与此同时，成思危致力于推动经济领域立法。在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前夕，他表示：我国经济法三大法律框架体系初步建成。
过去的三十多年间，成思危从未停止过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和建言献策。曾有媒体用“他冷不丁说一句，沪深股指就要震一震”，来暗示其在业界的分量。他亦敢言，并公开宣称“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
与时俱进推动经济立法
“现在来看（中国的）金融法制建设是相当落后的，我们需要培养的人才不仅是要懂金融，更重要的是要懂法律。”2012年5月16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0周年大会上，成思危说。
在这次讲话中，对于中国的法治进程，成思危表现出一贯的审慎乐观——肯定进步，提出问题。
“我们虽然已经基本建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法律也是要与时俱进的。这些法律的立法过程我都参与了，应该说基本满意，但也还有遗憾之处，所以我觉得立法工作还是要继续地推进。”他说。
1994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成思危欣然接受了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的邀请，加入民建，并在1996年民建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成思危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11年间，我国的经济领域立法逐渐完善、体系化。
这一过程中，成思危被视为证券投资基金法的关键领导者和见证人。
2003年10月，历时4年、数易其稿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终获通过。成思危亲历了该法的3次审议，在他看来，这是继证券法后，我国证券领域的第二部重要法律，其颁布出台奠定了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的法律基础。
“我希望，各相关主体要严格遵守和执行这部法律；同时我也希望，既然法律为未来发展和创新留下了空间，我们应积极探索进一步推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事业和证券市场发展的道路。”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审议通过后，成思危这样对媒体表示。
与时俱进，是成思危坚持的人大立法工作原则之一。
“证券投资基金法二审后，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只考虑防范风险，不考虑基金今后发展，对我国金融发展是不利的。监管和防范风险固然重要，但发展创新也非常重要……所以二审后，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些常委会委员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看到，三审的指导思想的确发生了变化。”成思危曾介绍道。
在他看来，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过渡转型的特殊阶段，情况在不断地变化。“我国的法律过一段时期就要进行必要的修改……对于现在不成熟、意见不一致、不能具体规范的，我们留下空间，经过一段探索后，再形成法律。”
力主完善证券市场法律体系
成思危也是证券法修订的亲历者。对于该法修订草案三审稿，他曾建议，法律草案应强调退市制度，让劣质上市公司退出股市。这也是他多次提及的一个观点。
在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的印象里，2008年1月的一次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论坛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思危还曾为物权法鼓与呼。
据刘俊海回忆，当时有学者质疑物权法的作用，认为穷人的打狗棍不能和富人的宝马别墅一样保护。但成思危不这么认为。
“他直言不讳地在现场指出这个观点的错误，并形象地比喻，我们保护好打狗棍，就是保护好民众的财产。”刘俊海说。
在那次论坛上，成思危力主加强经济立法、完善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他表示，物权法的颁布实施，可以说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民事基本法的形式明确了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将成为进一步促进我国虚拟经济发展、保护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的强大法律武器”。
同年3月，成思危表示，经济法中除反倾销法，其他法律大体都已具备，我国经济法三大法律框架体系初步建成。
这之后不久，成思危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高位上卸任。
“在民建中央九大闭幕式上，成思危做了一次演讲。他说，从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11年，这11年里，他没有偷懒，他践行了报国的诺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有了这11年就不虚此生了，没什么遗憾了。”
2014年，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风险投资法当时仍未出台，成思危认为这涉及到投资基金法的问题。
“我们1999年就开始在讨论，当时我记得在宁波开了一次会，我还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身份去参加。当时投资基金法我提出包括三个内容，一个是证券投资基金，一个是产业投资基金，一个是风险投资基金，可是最后大家只同意把证券投资基金放进去，而那两个没有放进去，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个还需要进一步地去做工作。这个产业投资基金我曾经开了3年的闭门论坛，我还是论坛的名誉主席，不要记者参加的闭门讨论，大家也都取得了比较多的共识，但是对于怎么建立，由谁监管，这个里头的风险如何防范等很多问题，也还是在争论当中。上一届人大也曾经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看来也还没能够解决。我只能寄希望这一届或者下一届的人大，立法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成思危曾如此表述。
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当年9月，在从湖北武汉到重庆的一艘轮船上，62岁的成思危主持召开了一次以风险投资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会议规模不过百人，却有美国花旗成长基金、穆迪公司等国际大牌风投参加。会议上，众人达成共识：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的条件基本成熟。 会后，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他将会议成果和个人思考综合，形成名为《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意见》的提案，在1998年3月举办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交。
这份提案，就是开启了中国风险投资行业大门的“一号提案”。
彼时，国内科技界仍深陷在“搭建项目找国家要钱；研究成果找不着产业对接”的老套路中。“一号提案”自上而下点燃了国内风险投资的热情——从1998年到2001年，一大批风险投资机构建立，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波高科技产业投资浪潮被掀起。阿里巴巴、腾讯、百度，都陆续成为风险投资成功案例。
成思危曾这样评价中国风险投资业的意义——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支持高新技术的发展；开辟民间投资的新渠道。
“用市场的力量来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让它尽快地商品化。”这便是成思危在1984年回国后大力推动风险投资的初衷。
1981年，学习化工出身的他赴美转修工商管理，为的就是找到一个能将科研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生产力的好方法。
毕业时，他推辞了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的邀约，婉谢了希望他回台湾继承家业的父亲，回到大陆，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
2001年，在深圳举行的第二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青年律师郭卫锋也参加了。
“会上，成老讲了很多关于行业的看法和认识，现在回想起来，应该算是国内比较早期的启蒙了。”郭卫锋回忆道，“当时有人说风险投资应该翻译成创业投资，成老便去澄清这些概念性的东西。他能这么细致地关注行业内的事情，当时我挺受感染。”
就是这次规模不是很大的会议，改变了郭卫锋的事业方向。那之后，他不仅将自己的专业定位转向风险投资，还加入了民建。“发自内心地说，成老对我的影响挺大。”郭卫锋说。
在风险投资行业初创期，许多人对此依然处于“看不清、摸不透”的状态。这段时间里，成思危用其个人的努力及人格魅力，感染了包括郭卫锋在内的许多年轻人投身于此。
“一号提案”后，每年的风险投资论坛，成思危都会参加，直至退休。十几年间，他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成立风险投资研究院、组织学术会议、创办风险投资杂志、建立相关网站……
力推风险投资的同时，成思危也关注创业板。从1999年到2009年，中国创业板历经波折，最终正式亮相。这期间，每逢危局，成思危都是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2008年，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纪念风险投资“一号提案”10周年。对于“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尊称，成思危觉得过誉了，他只愿意被称为“积极推动者”。
创立虚拟商务学科
不仅在实践层面力推风险投资，成思危还在学术领域带动了对于虚拟经济学科的研究。在所有对他的称呼中，他最喜欢的，是“教授”。
成思危在学术上的耐心和严谨是出了名的，一如他的直言与敢言。
在2014年9月接受媒体专访时，当主持人准备将话题由影子银行转向股市时，成思危意犹未尽，直言：“你听明白我说的了吗？”
那次接受媒体采访，成思危以中科院虚拟经济和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身份出席。而这一中心正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
此前，成思危早已对互联网金融产生了热情。2013年，在包括许多业内人士还并不理解的情况下，互联网金融中心成立。那之后，电商时代轰然来临。
这时，成思危已将虚拟商务学科，由1997年的“零”，搭建得颇具体系。
“倘若不是成先生的质疑思想与创新思维，推动如此一个崭新学科在中国起步或许是难以做到的。”成思危的学术助手汪寿阳说。
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石勇认为，成思危对经济学研究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建立了虚拟经济学科，为当下的经济发展和研究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成老师对虚拟经济的一些研究观点还被写进了‘十六大’报告。”石勇说。不仅如此，成思危对金融风暴的洞察为我国预防金融风暴提供了决策参考。
即便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成思危也在学术上投入大量时间，早上6点起床，午夜就寝。“我从不懈怠，做了10年的副委员长，从未去北戴河度过假。”他说。
2008年，73岁的成思危依然坚持学术研究。他担任中科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中科院虚拟经济和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他每月坚持授课，为学生讲授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默顿的《金融学》。
改革不能悔棋
成思危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除了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他在金融改革、虚拟经济、管理科学、绿色发展、社保体系、自由贸易区、创新经济、智慧城市等方面也多有建树。
此外，他还担任多年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呼吁重视教育，重视技能人才的培养。他在民建中央主席任上举办“中国非公经济论坛”，推动非公经济的发展。后来又担任国际金融论坛主席，推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影响日益扩大。
作为学者型政治家，成思危结合自身体会，强调专家学者一定要说真话说实话，把论点论据相结合，用科学的态度来说话，要从探讨理论基础、评价国外经验、完善政策框架和分析实施难点四个维度来促进改革。
事实上，他本人也是坚持说真话，“居高位，敢直言”，他多年来一直提倡要“改GDP崇拜为劳动生产率崇拜”。今年5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研究金融问题需有战略观》，对社会盛行的“阴谋论”表达了明确的警惕和忠告。他认为，“一些人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当成阴谋，把国际金融活动比作你死我活的战争，主张要抗击国际阴谋。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情况。”
他亦曾多次呼吁要重视加强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和综合监管。如今，在经历了A股此轮巨幅震荡之后，人们对成思危的这一呼吁或有更深的理解。
在2008年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成思危总结30年改革开放历程时表示，改革不能悔棋。他认为，在改革措施出台之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要经过深思熟虑才去做。
他本人更是一直信奉“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并常以此告诫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