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日记中夹着一张普通的礼仪电报收据，那是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下午三点四十分由镇江发往南昌市第一附属医院特优病房内科四区五十二床的。收件人是朱焕添。内容是夹在鲜花里的祝愿，盼他早日康复。
　　后来，我从他夫人那儿知道，他的病情很重。
　　再后来，从突然中断赠寄《百花洲》刊物中感觉到了老朱的不幸，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够从医院出来。再后来，朱子南先生告诉了噩讯，遗憾的是老朱的追悼会已经开过多时。当我从邮局书店的《百花洲》上读到真正的噩讯，我无言以对这位年长于我、宽待于我、诚识于我，却未曾谋面过的兄长。
　　作为作家，与刊物的交往，那是多种多样的形式。而我和《百花洲》恰是罕有的故事。一九八五年，我应邀到杭州初阳台创作园参加首届开园仪式，应邀的还有著名学者毕朔望等。我因工作关系，没有能够留下来写作原计划中的中篇，三天后即回单位了。不久后的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南昌的信，信中提及杭州一位我认识的人，并介绍相识。写信者系《百花洲》文学刊物的编辑邹镇。邹镇说，从上海回南昌时，可能到镇江来看我，并希望有作品给他。这封信，我没有在意。一星期后，又一信，说是不能到镇江了，希望能有作品支持他。我也没有重视，也没有回信。又是一个星期后，一封来自南昌的信，让我认真地对待起来了。如此连续对一位从来没有见过面，没有读过作者只字片言而去三封信，实在是少有。这次信中，邹镇非常恳切地说他想组到一些好稿。
　　什么是好稿呢？也许文学编辑们能说上一通。但是，作家们坐到一起，很难说拢这一话题。问题就在这个“好”字！各种不同的眼光，能够说得出“好”的，怕也是“You cant step twice into the same river”。于是我更有另一种难言，那时的我真正是默默无闻，退稿如云，不见哪家报刊垂青于我，连个笑脸都少有。对于邹镇的信和热忱，我少有搭理。但在这几信之后，我还是把手边一组三篇小说寄于他。这是已经有过几番退稿，而且多家编辑一致认为没有达到发表的程度。只有《清明》的孙叙伦，念念不忘，说是自己没有定稿权，否则他是一定要发的（若干年后，他还那么记得其中一篇的主人公“冯老八”）。寄于邹镇，并非敷衍，实在是自己钟爱那组小说。倒也是怪，不久，邹镇来信说已经送审。过了几天，说是通过了一篇《二先生》。又一星期，说是发稿了。后来就没有消息了。过了一阵子，邹镇说是离开了《百花洲》，稿子问题，他让我直接找蓝力生。我写了一信给蓝力生，蓝很快回信说，发一组有困难，还是先发《二先生》。
　　不久，《二先生》在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百花洲》发表。
　　一九九○年前后，《钟山》徐兆淮转来消息说《百花洲》的洪亮向他打听我的地址。接着，在南京徐兆淮家遇到洪亮。一别有日。洪亮来信说希望强化《百花洲》的散文，盼我给他写些。正好我手边有几篇，便寄于他（《远远地看你》《故栖》）。一九九二年，我在深圳采访，洪亮知我正经历了深圳那场股票风波，也在写这一题材的报告文学。但是否给《百花洲》，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这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出资让我去采访的。在一次通电话时，洪亮让朱焕添与我通话。他那浑厚而一锤定音的感觉使我久久难忘。后来，一九九三年第一期《百花洲》几乎用整本的篇幅登了《最后的晚宴》。我与朱焕添的电话就多了，许多时候，是他主动来电话。后来，是我打给他多。他向我打电话是打听一些选题，而我打电话则是向他寄稿。记得有些时候，百花洲出版社数人都分别与我约稿，造成了个别同志说我乱投稿。解释是没有用的。朱焕添同志知道后，多次在电话里对我说，没有想到像你这样并不愁发稿的人会一点不计较我们的态度。我说，我的吴域文化小说能够在全国有一点点的立足，首先是功归《百花洲》，鉴于此，我不会计较一些同志的态度。后来，他发表了我的《煮火》（就是孙叙伦念念不忘的“冯老八”），接着台湾又出了单行本。我写信告诉了他，并寄了一本台北远流版的《煮火》于他，他非常高兴，兴奋地给我来电话聊了很长时间，谈到了我以后的作品，他说我的中篇普遍很长，希望能短一些。而我说，长短应视内容而言，对于我的作品在《百花洲》发不发，我并不很强求，只是希望我推荐的作品，尽可能上。在有一期只能上由他责编的一篇中篇时，他打电话问我，我说把我的放下，上我推荐的那篇。他在电话里说，我真的想不到你会这样热忱对待别人，你的那篇，我一定会安排。后来，他没能安排上便出国了，出国回来后，住院了……
　　从此，我与《百花洲》恢复到了“陌生”的时代。
　　文学刊物，应当是作家的“家”，更是各种流派的“沙龙”。在中国，刊物因人而生存，每个编辑都以自己手上有自己的“作者”为生存条件的做法，实在叫我不能理解。常常遇到国外的同行，听说他们那儿也有这种现象，但他们并非因人而异，而是因流派而聚。中国的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台湾也一样存在。有好多次，痖弦来信总是说岛上的作家抱怨他们发表了太多的大陆作家作品，使岛上的作家生计成了问题。据说，许多刊物的编辑常常以自己能组到稿而在编辑部地位显赫，这种现象是否正常，我不能说。但这也多少反映出一种工作的能量，仅此而言。
　　我没有与朱焕添见过面，他在电话里虽然说过多次希望我能去看看南昌，话语中又多次有要我能够谅解的意思，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又颇费解。现在想起来，我是明白了一些。朱焕添以他宽容待人的胸襟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对作家与编辑部的一些误会，他总是主动地向作家联系解释，使人感觉到并非是作家与刊物的“稿件关系”，而是朋友。刊物与作者，自然应该是朋友。先是朋友，再是“生意”，事情可能就好办多了。刊物退稿，作家也不会有什么怨气。这正是先辈郑振铎他们那一代人的风格。这样的人，现在是少了。在无数次通话里，我认定，朱焕添正是这样的人。许多与我一样感觉的人，正是冲着朱焕添同志这样的胸襟去的。朱焕添先生走了以后，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感觉到了庐山的凉意。这倒也无所谓，文坛四季转着吹春风也是一种正常。
　　七年的交往，没有能够见一面，通话无数，竟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这大概也只有像我这样的作家才有的事，如今的年轻一代，有哪个会不知道刊过自己多部作品的刊物门朝哪开？主编何貌？
　　不知我做的到底对错，但有一点，我是要抓紧补课了，免得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