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创作望而却步

　　傅聪跟随雷垣学琴3年，已能自己谱曲，雷垣便觉无法再教他。一次，他在家中弹了一段自己的曲子。傅雷侧耳倾听，悄然来到他身后，他慌忙回到琴谱上。父亲却让他重奏一遍，用五线谱记下，取名《春天》。
　　“孩子学习进度快速，不能不减轻他的负担，我便把他从小学撤回。”傅雷请人专授傅聪英文与数学，自己从孔孟、先秦诸子等旧籍中取材。年近七十，傅聪念念不忘开蒙第一课：“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对于传统倡导“立德立言立功”，他不假思索，“我最恨这个。我爸爸从不讲那些。他是非常儒家的，可他是儒家的另一面。”
　　父亲15岁前叫“傅怒安”，因顽劣被南洋附小逐出，又因反宗教被天主教的徐汇公学开除。热衷篆刻的远亲张愚石回忆，他拟改一单名，“我两人共认‘怒安’二字，取义《孟子》‘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句，俗谓大发雷霆为之怒。我提议以雷为名，如是名与字可相得益彰，君欣然从之。”
　　“江浙战争后考入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在街头演讲游行。北伐那年，参与驱逐学阀胡敦复运动，写大字报与护校派对抗。后闻吴稚晖（大同校董之一）说我是共产党，要抓我，母亲又从乡间赶来抓回。秋后考入持志大学（现上海外国语大学）一年级，觉学风不好，即于是年（1927）冬季自费赴法。”
　　来法半年，傅雷考入巴黎大学，终未获一纸文凭，自称读书并不用功。那时，除主修大学文科，他常去卢浮美术史学校与梭旁恩艺术讲座旁听，流连忘返于收藏丰富的卢浮宫博物馆。40年代，他与画家黄宾虹通信中称，“晚蚤岁治西欧文学，流巴黎时旁及美术史，平生不能捉笔，而爱美之情与日俱增。” 　　什么使父亲对创作望而却步？金圣华问傅聪。他思忖道，因为性格，他既热情洋溢，又长于冷静的分析。
　　“不要在创作上再花功夫，还是研究美术理论、美术史吧，一样可以成为出色的学者。”画家刘海粟曾向傅雷建言。晚年，他对弟子简繁慨叹，这样的人现在没有了，“我去德国演讲，随便跟他谈了一些我的思想，他一蹴写成《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
　　“从不直接讲解，叫孩子事前准备，自己先讲；不了解的文义，只用旁敲侧击的言语指引，让他自己找出正确答案；误解的地方也不直接改正，而是向他发许多问题，使他自己主动发觉矛盾。目的是培养孩子的思考能力与基本逻辑。”为人师后，傅敏对学生沿用父亲这种启发式教育。过去，父亲在周末为他讲解古典名著与英文原著，一个个问题抛出，逼他层层剥丝。他一旦接不上，哭了，父亲就会怒斥“滚出去”。过会儿，再唤他进屋。
　　1979年，他在英国整理父亲写给哥哥的家书，一封信里提到自己：“初期因他天资差，开窍迟，我自己脾气又不好；后期完全放任，听任学校单独负责；他入大学后我也没写长信（除了一次以外）与他。像五四至五七、五九至现在我写给你的那样的信，一封也不曾给敏写过。无论在学业方面，做人方面，我都未尽教导之责。当然他十年来思想演变与你大异，使我没法开口；但总觉得对你给的很多，对他给的太少，良心上对不起他。”
　　“我还是开悟太晚，”傅敏遗憾父母在世时，与他们少有深层交谈。

我的父亲母亲

　　当初，父亲想出国，祖母不答应。父亲素来敬重姑母傅仪，表兄顾仑布曾在法勤工俭学，在他俩劝说下，祖母终于同意，但有一条，留学前，儿子要和朱梅馥订婚。
　　朱梅馥毕业于晏摩氏女中，家住南汇县城西门，与傅母娘家毗邻，其祖姑母又与傅家是远亲。她与傅雷从小认识。因生于阴历正月十五，这位“几乎中国一切标准美德集结一身”的女子原名“梅福”。婚后，傅雷嫌名偏俗，改为“梅馥”，又取歌德名著《浮士德》里心仪女子之名，在家唤她“玛格丽特”，她则称他“老傅”。杨绛打趣道，“那是‘老傅’还是‘老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有点老虎似的。”
　　“她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惊人的温柔，成天忙于烧饭、洗衣、带孩子；还替他查字典、翻书、抄稿、写信，忍受着他有时极不近情理又没有来由的愠怒。傅雷偶然同几个朋友打两圈小牌，打一两次回力球，夫人静观，不敢多口。他输了却怪夫人不替他当好参谋，大叫一通，吓得孩子们不敢吭声。但等怒火一过，他又向夫人反复道歉，表现得格外真诚。于是梅馥一笑置之。”刘海粟回忆。
　　刘海粟说，有位巴黎小姐玛德琳，一头金发，皮肤白皙，眼珠像地中海的海水一样蔚蓝。她很会画几笔，也能弹钢琴，思想不是太深刻，却酷爱探讨艺术，和傅雷一谈话，就像赛纳河中的流水声一样喁喁不绝。傅雷给母亲写下辞婚长信，“看完信后，我一夜不能入睡。第一，巴黎的恋爱并没有经过什么考验；第二，照傅雷的做法，对老太太和梅馥姑娘都是沉重的打击，我最后决定：把信揣在怀中不寄。”一天，傅雷手握一支枪，气冲冲走了进来。他面色苍灰，“玛德琳好像有了男朋友，她变了！”
　　“他一再努力都失败之后，对我说，我是自找苦吃，谁也不怨，扪心自问，没有对不起玛德琳的地方，我之所以想自杀，是因为上次的信给母亲的打击太重了。当时太糊涂，如果表妹寻死，老人家活得成么？如果你死了，你母亲不是更痛苦么？我把揣在怀中未寄的信退还给他，他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1931年秋，他们乘香楠沙号回国，抵沪时适逢“九·一八”事变。次年1月，傅雷与朱梅馥在上海完婚。
　　“我阿姨过世多年。她年轻时长得好美，到老都很美。听我母亲说，那时候，傅伯伯非要阿姨坐在他的身旁，他才能安心翻译。如果没有她，他就关在书房大发脾气。傅妈妈在外怎样劝他都不行。他甚至宣称，要用钢笔戳自己的喉咙，把傅妈妈吓得不轻。为这事，我舅舅还找他理论过。阿姨活着时，不好意思说上一代人的感情。但每次谈到傅伯伯，她的表情就很甜蜜，脸上挂满阳光，手捂在心口，一副陶醉的模样。傅聪来香港演出，与我阿姨也特别亲昵。我想他很爱这位长辈，大概也是因为她是他父亲爱过的人吧。”66岁的香港影星萧芳芳回忆。
　　她的母亲成家和，是傅雷在上海美专时的学生、刘海粟的第三任妻子，后改嫁她的父亲。她的阿姨成家榴，曾是一名女高音。“成家和开朗泼辣，在美专是学生会主席。”傅敏微笑着说，小时候家中来客，他躺在地上赖皮，她厉声喝道：滚起来，小赤佬。她是他和哥哥的“好姆妈”，而成家榴是他俩的“好爹爹”。
　　傅敏的妻子回忆，“以前我还对傅敏说，没想到你父亲挺浪漫。见到她才明白，她的气质做派，让人不由自主爱慕。她极具才情意趣，与母亲是两种类型的女性，一个外放，一个内向。我相信父亲和她之间，一定是品味高雅的交流。而母亲——不单单是温柔的妻子、孩子们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她有菩萨心肠。”
　　傅敏形容母亲的爱“包容浩荡”。当年，成家榴不在，父亲找不到灵感与激情。每当这时，母亲便暗地打电话：家榴，你快来吧，老傅需要你。她还对丈夫给对方写情书克制隐忍，这些信成家榴珍藏至死。她向傅聪坦言，你父亲是爱我的，可你妈妈人太好了，我不得不离开。
　　“那时你5岁，弟弟2岁，我内心的斗争是剧烈的，为了怨恨，不能忍受，我可以一走了之；可是我再三考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我走了孩子要吃苦，我不应该那么忍心、自私，为了一个‘我’而牺牲了你们的幸福。我终于委曲求全地忍受了下来。反过来想一想，要是你爸爸当时也只为了眼前的幸福而不顾一切，那么，今天还有你们吗？还有我们这个美满的家庭吗？”
　　“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为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你有没有注意，到后期，她的字迹都与傅雷相像？”望着朱梅馥的书信，金圣华问我。

哥哥继承了父亲的刚烈感性

　　傅聪9岁时，傅雷的好友，男中音歌唱家林俊卿将他介绍给自己的老师，前上海交响乐队创办人、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他是19世纪大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
　　“百器一听我弹琴就说，这孩子是个可造之材，不过第一要先学技术。然后把一枚铜板放到我手背上，练琴时铜板不准掉下来。”“他的严厉，减少我对音乐的自然反应。”在外多年，傅聪感觉仍没将放在手背、练习平衡的铜板放下——“有时他问我放松了没有，为了避免严厉的责备，我就说放松了，其实一点也没放松，相反，紧张极了，手很僵硬，这就养成了一种很坏的习惯。”
　　1946年8月，梅百器逝世。此后，“傅聪换了几个教师，没遇到合适的；教师们也觉得他是个问题儿童。……我便要他改受正规教育，让他以同等学历考入高中。”
　　彼时傅聪极叛逆，他不愿练琴，愤懑反抗父亲，“甚至于要出人命”。他还想跑去苏北革命，“学费交给别人作盘缠。人家走了，他没走”。傅敏说，相对性格沉稳的自己，哥哥更多继承父亲的刚烈感性。
　　1931年10月中旬，刘海粟邀傅雷在上海美专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主任，兼授美术史和法文。
　　有位美专老同事，刚到学校，为树立威信，便将自己的画挂在长廊上。傅雷一见，蹙着眉头说：这些画不行，收掉！弄得别人很尴尬。我又介绍他们相识，傅雷点点头，一言未发便走开了，弄得我更难堪。事后我问傅雷：你怎么这样傲慢？“此公没有本领，只会抄书。”“你太狂妄！”我生气地说。“没有闲工夫！”傅雷扬长而去。
　　他曾跟简繁讲：“九一八”事变后，美专学生参加抗日游行。教学认真的傅雷坚持，学生每天游行完后，回校补课。一晚，他讲授西方美术史，学生们听得入迷。学生会却临时召集全校学生开会。他对通报者大叫，等课上完不行吗？对方坚称紧急，“他冲过去，咚——把门关上了。来人也怒了，破门而入，抓住他就打……”最后，学生们在礼堂审问他阻碍抗日。这批“盲目者”中，即有成家和。眼见势态逼人，她冲上去拨开人群，救出傅雷。
　　2000年，简繁出版《沧海》一书。书中记载，刘海粟秘书柯文辉对他说，为刘立传查阅资料时，“读到一段小故事，说有一次老先生约张弦去家里，打开一本宋朝画马名家李公麟的画册，请张弦临摹一幅给他看。张弦把画临好了，老先生很满意，就留他下来吃饭。第二天又约张弦临了一幅，留他吃了一顿饭。完了，他在张弦临的两幅画上题了‘海粟拟李龙眠’，算是他的作品了。张弦工作了两天，就是吃了两顿饭，一分钱的报酬也没拿到。张弦和傅雷是莫逆之交，傅雷自然知道这件事。”
　　张弦收入微薄，傅雷几次向刘海粟要求为其加薪，未果。“刘海粟对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故母一死即辞职。”
　　1936年8月19日，傅雷夫妇在乡下收到画家刘抗来信，方知与张弦告别不到两月，张“遽尔身染沉疴”。第二天噩耗传来，“悲恸之情，难以言喻”。他致信刘海粟，“把张弦的死讯在报上登一新闻，让他数年来的桃李得悉；筹备一个遗作展览会；设法替他卖掉些作品，所得的款作为他遗孤的教育费；设法叫博物馆购藏他的一张作品。”“但信去后亦迄无回音，甚为诧怪！”1937年，他在张弦老同学筹办展会上，大骂刘海粟，公开与他决裂。

　　杨绛对此十分明了，“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到会，只提了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 　　“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是极繁琐的工作。译得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锺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又回复书信往来。”

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亦是鸵鸟办法。”抗战8年，傅雷索性闭门不出。卖地成为一家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
　　1947年4月，他翻译美国记者斯诺的报道：《为什么我们不了解俄国》、《俄国人怎样看法》、《斯大林必须和平》，附录斯科特所著《俄国三度空间的外交政策》，结集为《美苏关系检讨》。他在译者代序中指出，“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犯了很多很大的错误，不但有目共睹，而且大家已经交相指摘。但是苏俄对我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红军在东三省搬走日本人的工厂，进步的刊物噤若寒蝉，不赞一词。《中苏条约》公布，国内所有的报纸，不分派别，一律颂扬。这些现象怎么解释呢？难道我们的独立的人格还没建立？难道我们不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想？”
　　“斯诺揭示苏联的二重人格，解释现实主义政治的原则，狡兔三窟式的苏联外交，用历史与事实，证明国家主义在苏联外交政策不但存在，而且居于第一位。”
　　文章登出，立遭批判。周建人批评道，“那篇对美苏关系的态度的文章，直白地说，含有‘亲帝反苏’的色彩，对于苏联用心指摘，并指斥别人为什么不反对苏联。对于美国则事事曲谅，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行为认为只由于一些‘误解’，还责备别人的‘口诛笔伐’的不当。”
　　傅雷撰文反驳：“近代思想界自以为摆脱了宗教，却另创了一个新宗教。其迷人处与可怕处正与一切宗教无异。与任何虔诚的教徒辩宇宙问题人生问题都是白费，对他们都是大不敬。可是受任何教徒诅咒亦未必真入地狱。当此大局日趋恶化，国共两党作殊死战之际，个人被戴帽子，不论为赤为白，都是意料中事。敢于道破真相，call a spade a spade（实话实说）的人，一向是国民公敌。”
　　文末仿佛谶语：“左派也罢，右派也罢，死抱住正统也罢，死抱住主义与教条也罢，不容忍决不会带来和平，天下苍生也不见得会沾光。一个民族到了思想统一，异端邪说诛尽灭绝的时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以死的时候，或者是把人当作物，叫他到世界能够去闯大祸的时候。”
　　傅敏说父亲有很多左派朋友，比如楼适夷，父亲很早知道他是地下党员，还让他住在家中，“但周建人文章出来后，他对左派失望了。”1948年，傅雷好友宋奇帮出主意，让他借口开办进出口行，动身离沪。
　　妻舅朱人秀是老地下党，在其引导下，家中两兄弟相继入党。他们的子女说，傅雷死后，他们曾问长辈，伯父会不会有事？得到的答复是：没关系，是上面派他接近傅雷的。朱人秀告诉传记作家叶永烈，当年傅雷“受右翼朋友影响”，不懂党的政策，一听到苏区搞土改，斗地主分田地，便卖掉家乡剩余土地，典当私宅，携全家去往昆明。他本想借西南一隅观察局势，可还是去了香港。在香港，很多人游说傅雷就此安顿下来。但他作出决择，“我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1949年12月，一家人走海路到天津，回沪前，他们赴京看望了钱锺书夫妇。作为军代表接管清华大学的吴晗想请傅雷教法语，让钱氏夫妇做说客。杨绛回忆，“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你们的意志终于抬头了

　　全家迁居昆明时，傅聪考入当地的粤秀中学。因父子频发冲突，去香港时，父母只带走傅敏，将他托付给朋友照管。15岁，他自行考入云南大学外文系，琴艺停滞不前，偶尔为合唱队担任伴奏。朋友们可惜他浪子般虚度光阴，1951年夏，帮他在教堂里开办个演，他照着《101首世界名曲集》逐一弹奏。傅雷跟楼适夷说，“你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把帽子脱下翻过来，大家帮帮忙，这孩子就是这样回上海来了。”
　　1953年正月，父子再起争执。傅聪根据自身音乐感受，认为贝多芬《第十小提琴奏鸣典》要比父亲肯定的第九首《“克勒策”奏鸣曲》重要。儿子的顶撞，让傅雷勃然大怒：“狂妄，你才看过多少书？”傅聪倔强地离家出走，住进小提琴家毛楚恩家中。在毛家，没有父亲的监督，他依旧每天早起练琴，未曾松懈。一个月后，傅雷因姑父去世，感喟人生无常，让家人接回已在想家的傅聪。
　　“傅聪17岁，我才肯定他可以专攻音乐；因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时，就是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出有独到之处。除了琴，那个时期他还另跟老师念英国文学，自己阅读不少政治理论的书籍。”傅雷洞悉，儿子的艺术心灵已步入成熟期，“自幼培养的独立思考与注重逻辑的习惯，终于起了作用，使他后来虽无良师指导，也能够很有自信的单独摸索，而居然不曾误入歧途——这一点直到他在罗马尼亚比赛有了成绩，我才得到证实，放了心。”
　　1952年底至1953年1月，纪念贝多芬逝世125周年，傅聪首次登台，在兰心剧院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不久，北京派员来到上海，为罗马尼亚“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赛”选拔琴手，有人举荐了傅聪。闻知儿子要与上海音乐学院学生竞争赴赛名额，傅雷致信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
　　“大意是，听说音乐学院不太服气，不能怪他们。学生们因参与政治运动，致使练琴不够。可傅聪待在家中，时间要比他们充裕。如果只有一个参赛名额，不用考虑傅聪。”傅敏回忆。结果，傅聪与电影导演史东山之子、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史大正入选。
　　1953年夏，在中国青年代表团四百多人中，傅聪、周广仁、史大正分在独奏组。“学院很多人崇拜史大正，他人又好。起初，认为他比傅聪弹得好。”中央乐团老宿舍楼里，曾任大提琴首席的马育弟说。青年文工团团长、时任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曾向他透露，傅聪参赛以及调入中央乐团，让自己与中央乐团团长李凌背负压力。学院中人议论，这个“上海小开”是社会中人，不具学历资格。“好在他拿奖，一块石头才算落地。”

没有廉价的检讨

　　“蛰伏沪渎忽忽又已半载，苟全生命，乏善足陈，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笔墨生涯更易致祸，懔懔危悚，不知何以自处。”早在1950年6月，傅雷便向画家黄宾虹发出危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邀请他，他在昆明未出席。第二次又请他，“在沪，未出席”。
　　楼适夷自朝鲜战场归来探访他，“不少已担负了新职务的旧知识分子都爱找他来发牢骚”，他将“所谓新社会的阴暗面”倾盆大雨似地泼来。“我听他谈这些话，跟过去同我谈旧社会时根本不同，以前他表现出仇恨与愤怒，这回所表现出的却是焦急与不安。”“等我从浙江回到上海，我发现他已成了一位政治活动的忙人。”
　　傅聪称父亲走出书斋是1954年、1955年，“他到社会上去，看到整个国家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深受感动，又说看了许多解放战争、革命战争时的小说，补了课，他感到以前‘不能够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认识是书生之见。”
　　1955年，傅雷出席上海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常委委员扩大会议，作为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与政协代表，递交7份意见书共18万字。傅敏记得很清楚，为作好会议发言，父亲写好讲稿，让母亲卡住时间，掌握时限练习。“他还特意请人上家中，纠正不标准的普通话。”
　　当年民主促进会马叙伦、徐伯昕等领导人邀请他回到民进，他却坚决回绝：“党派工作必须内方外圆的人才能胜任；像我这种脾气急躁、责备求全、处处绝对、毫无涵养功夫的人，加入任何党派都不能起什么好作用；还不如简简单单做个‘人民’，有时倒反能发挥一些力量。” 　　1957年3月，傅雷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参加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会后，他来到中央乐团看望团长李凌。在那里，他高赞毛主席讲话深得人心，“一定要将会议精神好好传达国外的傅聪。”
　　傅雷为儿子手抄《毛主席对<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大会讲话》，他显得兴致勃勃：“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士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毛主席每天分别召见各专业小组的部分代表谈话，每晚召各小组召集人向他汇报，性质重要可想而知。……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
　　5月1日，《人民日报》发出整风运动指示，鼓励“大鸣大放”。一周后，傅雷便发表文章《大家砌的墙大家拆》：“一肚子理学，仿佛普天下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全在我心手中；一面孔道学，仿佛一举一动，片言只语，无不正确；道貌岸然，令人望而却步：少数党员的政治优越感就有点这种气派。一味情虚胆怯，诚惶诚恐，觉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太多的谦逊也不容易叫人放胆亲近：某些党外人士的政治自卑感就给人这种印象。这种印象和那种气派碰上了，久而久之便在党群之间糊起一层纸，——相敬如宾；纸变成板，——相安无事；最后变为一堵墙，——相对无言。”
　　没过多久，风云突变。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接下来，《人民日报》陆续刊登社论：《这是为什么？》、《文汇报在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一时间，“右派”之名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令人惶惶不可终日。一批人先后被点名，里面就有报社总编、傅雷的好友徐铸成。
　　7月6日，作为报社社外编委，傅雷在《文汇报》发文《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从解放起到去年8月为止，5年半中间，徐只在1950年与我见过两次面；直到《文汇报》复刊前才又来看过我二次，复刊后又看过我二三次（一次是专谈访苏观感）。一向我只感觉到他佩服罗隆基章伯钧（因为有一次他说民盟中央只此二人能独立思考），可没想到他完全受他们指挥，更没注意他平时问‘文汇报该怎么办’，其实是真主意，假商量；……直到近十天来报上陆续揭发，我才知道他是有阴谋的，有集团的，以民间报纸花色繁多为名，遂行他办成一张反社会主义报纸的策略，为资产阶级复辟打先锋。”
　　我问傅敏，怎么看待父亲这篇文章。他说这恰好说明父亲的天真，“按他的话说，我没想到新中国成立那么久，还会有右派？1950年以后，他看到国家蒸蒸日上，从疑虑变为信任。徐铸成找他商量整风，他提出怎样做才有理有利有节。不想徐却写什么‘与傅雷密谋’。”他指的是1957年8月22日，《文汇报》第三版刊载徐铸成《我的反党罪行》。文中一节是，“和傅雷密商许多问题”。1960年，统战部委派徐铸成再做傅雷“思想工作”。一踏入傅家门，就被朱梅馥推了出去。
　　“可悲。”傅敏又说到父亲的表姐夫裘柱常，也是黄宾虹弟子顾飞之夫。“他翻译科技性文章，曾让我父亲改得一塌糊涂。批判我父亲的头天晚上，他上家中貌似安慰，我父亲这人直筒倒豆。第二天会上，他搞歪曲揭发。两家再无往来，我父亲叹恨，没想到几十年都瞎了眼。”
　　1957年8月24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联合声讨，《傅聪的成就靠谁？傅雷的鞭子，还是党的培养》。接着，《文汇报》刊登《市政协大辩论进入高潮，傅雷中间路线思想……受到批判》。8月26日，在《批判错误思想 准备反击右派 谈话旁听侧写》一文中，傅雷违心检讨“自认为是一个有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属于中间分子”。
　　“双百”期间，他就知识分子、整风、文艺界、出版界领域，发文12篇。“反右”中，却重点批判他，说他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反对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
　　1958年初，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及作协其他党组成员与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想保傅雷“过关”，为此他们已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疏通。石西民素爱阅读“傅译”，他暗示傅雷，检讨不妨将调子再定高点。傅雷斩钉截铁，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什么都重要。
　　见他不肯低头，他们让他的好友柯灵前去说服。柯灵向傅雷剖白众人苦心，不久便收到傅雷来信，“说开会的结果，他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他强作达观，说处在这样的大风浪中，牺牲一个区区傅雷算不了什么。我像猛然坠入冰窖，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心。使我特别难受的是，好像是我把他诱进了陷阱。……我回到上海，找到那位同志，探听对傅雷问题的处理，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那位同志向来作风明快，此时却沉吟半晌，只说他也没有料到是这么个结果。我意识到他本人大概碰到了一些麻烦，不好多问，这很像是一个谜。”
　　“文革”后，周而复向傅敏揭穿谜底。当年节骨眼上，一位中央主要负责“反右”的领导来沪，示意上海右派太少。为填充名额，柯庆施将傅雷加了进去。
　　4月30日下午的批判会上，傅雷被宣告为右派分子。深夜，朱梅馥不见他的身影，忧心忡忡。最后他还是回来了。书斋里，夫妇俩无言对坐。许久，他才开口，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出走前后

　　“亲爱的敏弟：首先让我对你道歉，隔了这么久才给你写信，我前不久是给你写了信的，可是我没有寄，因为我的心情非常坏……我实在需要安心下来，要是老这样思想斗争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艺术更受不了。”1957年11月5日，傅聪在信中向弟弟诉苦。
　　这年9月，他与留苏作曲家吴祖强应召回国，在京参加整风运动。因为父亲与吴的大哥、戏剧家吴祖光“身份特殊”，他俩被限制在沙滩红楼文化部招待所内“集中学习”，被命令与亲人划清界限、勇于揭发、虚心接受小组成员的“批评帮助”。中秋节冷冷清清，两人手捧吴祖强六妹送来的月饼，忐忑惶惑。
　　“我哥在整风鸣放期间，在波兰极为踊跃。他给李德伦（知名指挥家）写信，李德伦热心将信四处宣扬。北京音乐界原定挨批的学生对象中有他、吴祖强、严良堃。等我哥一回，便取代了严。”三人写检查，上面表示傅聪写得最好。“他是中文底子好，这儿不见得好。”傅敏指了指脑门。一个月后，周恩来下令，留学生不用反右，让他们回去吧。傅聪险些不能继续留学，多亏夏衍保住他。 　　在京时，傅聪住在马思聪家，楼适夷代他父母前来探望。闲谈中，他高谈苏联问题、波兰问题。这位忠诚的老党员告诫他，作为留学生，不宜谈论这些事情。随后，楼适夷向周巍峙反映他思想活跃，周巍峙又向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转述。钱俊瑞批评傅聪：“再这样下去，就把你调回来，叫你下乡劳动去！”
　　10月底，傅聪临走前见傅敏。“饭桌上，我哥向我透露，钱俊瑞跟他谈了两小时。还说周总理特别关照要同他谈谈，他们已经对他摸过底，说他是一块大材，要他抱着超过世界水平的雄心，多接触群众，将来至少要下去劳动5年。”傅敏说，这话把傅聪吓坏了。
　　“我无法理解钢琴家去劳动以后怎么办？难道改行？”回到波兰，傅聪为此苦恼，他已从母亲来信中获知，“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讨，最后说是进步了，是否算是结束，还不知道。爸爸经过这次考验，总算有些收获，就是人家的意见太尖锐了或与事实不符，多少有些难受，神经也紧张，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工作停顿，这对他最是痛苦，因为心不定。……爸爸这一年来似乎衰老了许多，白发更多了。”
　　“我心里更难过，我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我能说什么呢？”1958年2月，高教部长杨秀峰去波兰，单独找傅聪谈话，批评他骄傲，脱离政治。中国同学中有人反映，他出名后，常被邀请出外演出，所以他有收入租房，进出乘坐出租车，过着“资产阶级生活”。
　　这年6月，使馆突来指示，要他立刻回国。“杰老师很伤心，他和校长给使馆写了信，希望至少考了毕业再回去，希望到明年2月，使馆又找我谈，我说我争取11月以前毕业，使馆才同意了。”父亲划右后，傅敏几次想写信，都被母亲拦住。虽不明就里，可国内一个劲催促，让傅聪预感不妙。1958年12月，煎熬中，他决定离开波兰，去英国。
　　“傅聪出走，得到一位英国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他看到傅聪护照时，说了句至关重要的话，你的护照全欧洲通用。原来，傅聪与我们一般的留学生不同，因为他有时要到波兰以外的国家演出，所以发给他这样的护照——这一点，连傅聪自己也未曾注意到。在那位教师帮助下，傅聪悄悄买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决定出走英国。由于单独在外居住，他的行动避开了中国留学生的注意。傅聪坐在飞往英国的班机上时，正遇伦敦有雾，班机推迟起飞。这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已察觉他的动向，正要采取措施，伦敦上空的雾散了，班机起飞了。他还在空中，外国通讯社便已发出了关于他出走的电讯。他刚刚抵达伦敦机场，外国记者们便包围了他。他一句话也没说，钻进轿车，飞驰而去。”一起留学的史大正回忆。
　　“他没想过不回来。只是形势一天天变化，让人没法回来。”艾方惠吁叹，她是朱梅馥高中同学张原我的女儿。傅聪曾引荐史大正做她的钢琴教师，她不知道，如果傅聪那时回国，下场会不会与史相似——1955年，史大正的父亲史东山自尽。“文革中不让他弹钢琴，折磨他每天楼上楼下搬钢琴。”文革后史大正定居英国，至死未再演奏。
　　1959年初，好友周煦良来到傅家，说上海作协负责人之一叶以群拿着印有“傅聪出走”的简报找他，告知一位中央领导明示，各人做事各人当，请傅雷放心。尽管他打好腹稿，尽量婉述，傅雷听了，还是“顿如霜打雷击”。
　　“陈毅同志对夏衍说，应该争取他回来。只要回来了，没事。夏衍把我找去，要我把这层意思转告傅雷。我如实告诉了傅雷，他表示要做好傅聪的工作。”柯灵说。
　　同时，朱人秀也经常来傅家，“组织要我多关心他。我把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外国的形势讲给他听。”傅雷向他流露，想与长子通信。傅聪到英国后，曾写回一封长信。半年后，傅雷夫妇才收到此信。他们将信交给朱人秀，由他请示党组机关。获批后，1959年国庆，他们写信给日思夜想的儿子，“孩子：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既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
　　此时，傅家经济困窘。1949年以后，和巴金一样，傅雷纯以稿费维生。但划右后，他已不能出书。“我们请示过中央宣传部，据指示可以让傅雷继续译书，但新出的必须改名。于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室主任郑效洵去函，跟傅雷商量改名一事，傅雷回信坚决拒绝改名。”楼适夷告诉叶永烈，那时人文社内部商定，一面请傅雷译书，支付稿酬。一面把译稿压下，待他“摘帽”后出版。
　　朱梅馥实在忍不住，向傅聪道出隐情：“这两年来营养之缺乏，非你所能想象，因此百病丛生，神经衰弱，视神经衰退、关节炎、三叉神经痛，各种慢性病接踵而来。他虽然一向体弱，可也不至于此伏彼起地受这么多折磨。……于是我不得不在1月6日给你的信上明明白白告诉你：像我们这样的父母，向儿子开口要东西是出于不得已，这一点你应该理解到。爸爸说不是非寄不可，只要回报一声就行，免得人伸着脖子等。2月9日我又写道，我看他思想和心理活动都很复杂，每次要你寄食物的单子，他都一再踌躇，仿佛向儿子开口要东西也顾虑重重，并且也怕增加你的负担。的确，他自己也承认这一方面有复杂的心理，有疙瘩存在，因为他觉得有求于人，即使在骨肉之间也有屈辱之感。”

　　她还告诉傅聪，即使身心俱损，父亲还在为他抄写6万字的《希腊的雕塑》。“他知道你对希腊精神的向往，但认为你对希腊精神还不明确，他就不厌其烦地想满足你。因为丹纳的《艺术哲学》不知何时出版，他最近竟重理旧稿，把其中讲希腊的一个chapter（章），约五万余字，每天抽出一部分时间抄录，预备寄你。爸爸虽是腰酸背痛，眼花流泪（多写还要头痛），但是为了你，他什么都不顾了。前几天我把旧稿替他整理出来，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原来的稿子，字写得像蚂蚁一样小，不得不用了放大镜来抄，而且还要仔仔细细地抄，否则就要出错……” 　　傅雷则对儿子吐露知识分子的艰辛：电影、戏剧、史学、哲学方面有些错误的有毒的作品和理论，陆续受到严正的批判。文艺界、音乐家都以本国的、现代的为主；“介绍外国文学当然更要着重批判，不能单单因为是古典名著，就无原则地照搬，对青年发生坏影响。”“巴尔扎克和别的古典作家一样，他的作品跟我们眼前的情况和要求相距太远了，考虑了好几个月，挑不出合适的东西可译。至于批判，既要对原作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又要相当的马列主义修养，两相结合，才能写出一篇不犯大错的译序：真是谈何容易！”
　　身体禁锢，精神踯躅，令他安慰的是儿子成了朋友。“孩子，你说过我们的信对你有如一面镜子；其实你的信对我们也是一面镜子。有些地方你我二人太相像了，有些话就像是我自己说的。平时盼望你的信即因为‘薰莸同臭’，也因为对人生、艺术，周围可谈之人太少。”
　　1961年9月30日，报上登出“右派”摘帽名单，傅雷也在其中。相对妻子“满腔愉快的心情”，他认为“本来戴帽子与摘帽子都是他们的事，与他无关”。

诀别

　　1962年夏，傅敏大学毕业，在家晃悠半年，工作毫无着落。“文革“中，他从大字报上得知，是档案上的家庭背景令人不敢要他。挖掘他的人是北京女一中女校长杨滨。该中学教导主任读过傅敏档案后，回去与杨滨商量，她果断拍板：这么好的英语人才，他们不要我要。
　　“我们知道班里要来个英文老师，他父亲是傅雷。我知道傅雷，我家有本《高老头》就是他翻译的。傅老师初到班上，文质彬彬，单纯极了。政治讨论中我问他，老师，如果敌人把你抓起来，你会不会叛变？他大义凛然地站起身：我坚贞不屈！听到空军某位要人去世了，他当场眼泪就流下来了。他从没拿自己当黑五类子女，也就是说，他对别人的歧视毫无感觉。班上无论多么蠢笨的孩子，他一视同仁，想方设法诱导他们动脑子。这些笨孩子今天不是当了英语教授，就是出国。当年比我们学校拔尖的女附中与男附中学生，知道有他教英语，都上我们这儿听课。”傅敏在女一中时的一位女学生向我讲述。
　　爱才的杨滨将两个俄语班改成英语班，让傅敏授课。1963年到1966年，学校创办英语实验班，又让他负责。《世界文学》主编陈冰夷曾想将他招入社里，傅雷婉拒：还是让他安心教书吧。“假期回家，我跟父亲讲怎样教学生，他听得津津有味。还跟过去一样，他一个接一个问题启发我，替我谋划，我们谈到深夜。”傅敏眼里泛着暖意。

　　傅聪出走后，曾对媒体立下“三不”原则：不入英国籍，不去台湾，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1964年，因全世界演出需要签证，他加入英国籍。傅雷夫妇为此郁悒很久。偏在此时，傅聪与妻子、小提琴大师梅纽因之女弥拉，有了孩子凌霄。接信后，他们内心五味杂陈。“父亲没多说。他想不通也无能为力。”傅敏说。
　　1965年10月25日，为境况所逼，傅雷不得不向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求援。由于白内障，信由他口授，妻子执笔。收到信后，石西民致信上海市委照顾傅雷生活和工作。第二年“文革“爆发，石西民自身难保。
　　傅雷不止一次向钱氏夫妇自比“墙洞里的小老鼠”。他知道自己不善周旋，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有书斋。翻译是他透望世相、传递心声的途径，“1949年以后，成为他惟一表达思想的方式”，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许钧说。那时，他已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精神上的幻灭也日益加重，“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越是如此，越思念远方的儿子。夫妇俩常常半夜惊醒，百感交集，忧心如焚。
　　1966年8月12日，凌霄两岁生日还剩两天，傅雷不无辛酸，“想象着我们的孙儿在你们的客厅及厨房里望着我们的照片，从而认识了远方的爷爷奶奶，这情景，又是多么叫人感动！尽管如此，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
　　反右时，傅雷曾遭姚文元攻击。当1965年11月文汇报刊出姚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深感在劫难逃。
　　“1966年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就直觉，父亲要出事。”傅敏说，七八月间，有人登门命他交出与父亲的通信。他说都烧了。为避免书信被人查出，他全部投进马思聪家的大铁炉。“那些信里，父亲对我谈的还是做人，”他握着纸杯的手不停地颤抖。惟有父亲为他翻译的《英语史》作修改的11页长信，他舍不得，私托朋友保管，最终还是失去了。
　　8月23日，里弄突击读报回来，傅雷与妻子在书房清理旧画古董。保姆菊娣在屋外听他说，音乐学院可能要来砸，要砸就让他们来砸，最多大不了两条命。
　　3天后，北京开始大抄家。傅敏忙往家中打电话，电话那边母亲宽慰他，我们都好，你放心。傅聪也从海外艰难打进电话。“姆妈”，“阿聪”，电话两端，母子刚唤出声，便哽咽难语。勉强说上话时，电话已挂断。
　　“8月27日晚上7点多钟，我母亲、朱人秀、丁济南医生等6人来到他家。他把母亲存放在他那儿的首饰还给她，其他人事情也处理妥当。大家简单吃下一点东西，当作告别。他坦荡地说，这次，他无论如何也不愿人格再受侮辱，他要带着梅馥一起走。我母亲深知，他一旦下定决心就不可挽回。但还是力劝，老傅，如果要走，你能不能将梅馥留下？他说，他不能让她一人活下去受苦。”艾方惠回忆，她父亲1949年前曾是外国领事馆法律顾问，50年代初被打为反革命，投入监狱。傅雷为之申冤，数次写信给领导。“‘包庇反革命’也是右派罪名之一。到了文革，打倒‘地富反坏右’，你说他逃得过吗？”
　　8月30日深夜，好友周朝桢纳闷傅家灯火通明。走近门口，里面声音嘈杂。为探究竟，他按响门铃。大门打开，朱梅馥站在门里，与他对视片刻，默默地将门关上。 　　8月31日下午，朱人秀打电话到傅家。朱梅馥柔和的声音，换成陌生人的质问。
　　艾方惠的母亲没有对她隐瞒。此后，她每天骑车在傅家门前溜达。9月3日，傅宅大门贴上了法院封条。母亲听说后告诉她，你不要再去了，他们“走”了。

他们全是骗人的

　　刘海粟之妻夏伊乔曾向简繁回忆傅雷与刘海粟最后的一次争吵。在傅家，她隐约听到刘海粟在劝说，他们也没有错，要我们思想上、行动上都要服从什么的，傅雷训斥他，“你刘海粟做人从来不讲原则，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你怎样讨好巴结他们，是你的事情，我不管；但你还跑来替他们做说客，还要我同你一样投降他们？”
　　“他说他们全是骗人的！一件一件事情，都是骗人的。”夏伊乔复述道，“他写信希望他（傅聪）不要再回到我们国内来了，这是一个要上当的布局。”
　　第二天，花匠前来报讯，傅雷夫妇上吊自杀了。保姆菊娣来到艾家，向张原我母女泣诉了经过。8月30日下午，区房管局先来搜家，晚上7点多离开。11点多，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突然闯进来，领头者是傅聪的琴友李名强。过去他对傅雷毕恭毕敬，一进门却喝斥：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傅雷当即怒道：你混蛋！
　　“那是因为傅家保姆只认得我。”在香港，钢琴家李名强接受了采访，他现任香港柏斯音乐集团总顾问及该基金会副主席。“抄傅家那天，钢琴系支部书记打来电话，勒令我领人带路。钢琴系的红卫兵给我戴上袖章。如今一想，他们肯定知道傅家地址，那样做是为考验我，能否在政治上划清界限。我能不去么？谁会愿当‘反革命’？”
　　傅雷曾让妻子照亮手电筒，在花园尝试嫁接月季。这成为他趁夜深人静掩埋“变天账”的“罪证“。红卫兵掘地三尺，将花草连根拔除。一番折腾，他们在阁楼里喜获战斗成果：一面嵌有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一页登有宋美龄相片的褪色画报。傅敏说这两样是他姨妈在解放前寄存在他家的东西。“别人寄存的东西，我家从来不动。”
　　“百口莫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傅雷留给朱人秀的遗书中说道。
　　9月2日中午1点，红卫兵们从傅家得意而去。晚饭时，朱梅馥嘱咐菊娣，明天少买点小菜。第二天8点多菊娣如常开工，却不见傅雷夫妇起床。9点多她按捺不住，推开卧室房门，发现床上无人。
　　首个进入现场的是地段户籍警左安民。卧室里，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吊在右边，朱梅馥吊在左边。他推门劲使大了，一股风吹入，傅雷上吊的绳子断了，掉落在旁边藤椅上。绳子是用土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的结。“走”前，老俩口还不忘在地上铺上棉被。他将朱梅馥解了下来，轻轻放在棉被上。房间内，“一盏很暗的灯还亮在那里。”
　　“菊娣说，傅妈妈上吊时曾有失败，”艾方惠说。由此，她们推断傅雷先送妻子“走”后，自己才紧步后尘。死毕竟需要勇气。地上遗落的烟灰，是他内心挣扎的痕迹。

何去何从

　　“我舅舅催我料理父母后事，可我怎么回去？”1966年暑假，无顶的中山音乐堂里，红卫兵们严密巡视，老师们正襟危坐。抡起的皮鞭声，撂地的铁链声，仓皇的脚步声，让傅敏手心后背直冒冷汗。
　　9月4日傍晚。红卫兵急促地拍门，“电报”，上面6个字：“父母亡故速归。”他发愣捏着信。“我发现人很奇怪。悲到极点时，欲哭无泪，欲喊无声。”过后他才知道，父母被拖着跪在地上轮番批斗，三天三夜。
　　同年11月，傅聪从法国友人处知道父母死讯，与弟弟反应近似，他当时念头是双亲终获解脱。当天他还有场独奏音乐会，本想取消，但倘若父亲在世，一定不会赞同。演奏前他说，今晚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父母所喜爱的。
　　“文革”中，校长杨滨成了“走资派”。失去护佑的傅敏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学校的牛棚。学生们想去看看他，“但那儿有专人把守”。
　　父母已死，自己有冤无处诉，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留恋？趁关押他的人带他上厕所，傅敏去摸厕所里的电门，脚上穿了胶鞋没成功。第二次他趁上厕所，从窗户窜出去，下面就是阜城门河，“不会游泳，呛死算了。”可还是没如愿。他死命朝城门墙撞去，工宣队拉着血淋淋的他去往北大医院。手术台上，他们不给他上麻药，缝针时他一声不吭，大夫感叹这人够坚强。妻子指着他的头说，那儿落下碗口大的伤疤，从此，他的头发都往左边梳。
　　从1968年夏到次年春节，“大会小会，各个班级轮着批。冬天渴了没水喝，我就舔冰坨子。大小便不让随便解，我就解在报纸里，放风时拎出去。”他饿得全身浮肿，轮到春节吃饺子，一气能吃一斤多。放出后，他接受劳动改造挖城墙。1969年下半年，又被撵进干校。自牛棚出来后，他坚决要调离女一中。1972年，校内一位军代表同情他，想方设法将他调进七中，“颇费曲折，才重执教鞭”。
　　1974年，傅敏结婚，妻子在新华社工作，经历与他极相似：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父母在“文革”中自杀，她也曾被打为反革命投入监狱。“她总显得很忧郁，”傅的表姐妹说，长辈们不解，傅敏命已够苦了，怎么又找了一个苦命人？
　　婚后两人生下一女。但同情不能代表双方志同道合。1979年，他们前后到英国进修，“1980年，我要回来教书，而她明确要留下。”傅敏叹口气，1984年，他与前妻离婚一年以后，女儿也送往英国，“她现在几乎不会说中文，更别提看祖父的家书。”
　　父母“走”后两三年，傅聪与弥拉的婚姻也走向解体。“两人个性合不拢。女方不想离，但他非要离。我们给他算过，他36岁准会离婚。”艾方惠说，离婚后凌霄跟着母亲，“那是一个好孩子。来到父亲这里，不说母亲的事。回到母亲身边，也从不说父亲的事。”70年代，傅聪又与女钢琴家卓一龙结合，生下次子凌云。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傅聪托友人转达他想回国，杳无音讯。1977年初春，他与妻子驱车在外，忽听收音机里传出中央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那是久违20年的乐声。他泪流满面，“这么多年来，朋友留在国内，受了那么多苦，我却躲开了。” 　　傅敏生死未卜，他拜托德国《明镜》周刊记者Tiziano代为打听。1978年，Tiziano来到中国，利用外交途径，找到傅敏外交学院时的同学，此人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同学打电话让我赶往北京饭店。Tiziano在那里给我拍照，回去快递给我哥。我哥看到我的模样，才知道我还活着。”傅敏说，其后收到哥哥的来信，“想念北京的蓝天。”
　　他将信转给柯灵。柯灵看后给上海机关部门写去长信，无果。这时，香港《新晚报》约他撰文《忆傅雷》，文章写好后交给巴金看过，在《新晚报》与北京《文艺报》上刊发。傅雷彼时尚未平反，文章在港引起反响。
　　1978年底，吴祖强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率领一批音乐家赴英国与罗马尼亚考察。出国前，“领导上就对傅聪问题作了研究”。到英国后，他直奔傅聪家，不想傅聪正在瑞士演出，他只好向门缝中塞信留言。
　　一天晚上，吴祖强回到下榻饭店，接到傅聪电话。半小时后，傅聪带着一包花生一瓶酒赶到，“穿着中式棉袄，还是过去那样子。那天晚上，我们一口气谈了一个多小时。”与大使馆协商后，吴祖强带队“破例”赴傅聪独奏音乐会。加演时，傅聪特意演奏了贺绿汀的《牧童短笛》。
　　见他热切盼望回国，吴祖强问他，“可否给邓小平同志写一封信”。“他告诉我，那封信翻来覆去，怎么也写不好。……最后，他终于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同志，几句话，很简单。内容大致是说，他的弟弟是他惟一的亲人，现在国内，他很希望回去看看。”
　　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次年4月24日，傅敏至广州，迎接从经香港回国的傅聪。到北京后，傅聪住在和平宾馆，傅敏想来同住，未被允许。史大正的妹妹史大里（曾任中国舞协副主席）知道后，与文化部林默涵副部长商量。第二天，傅敏便搬来与哥哥促膝长谈。“他才清楚出走以后，家中发生的桩桩件件事情。”
　　当年，父母的骨灰放在西宝兴路火葬场，无人认领。自杀黑五类，死后不准留骨灰。有一女子自称是他们“干女儿”，请求取回骨灰。她无钱购卖骨灰盒，从登记本上查到朱人秀的名字及地址，戴着大口罩来到朱家。朱人秀问她姓名，她自称姓“高”（上海话中，“高”与“江”相近），问她家住哪里，她迟疑不说。朱人秀不放心，让外甥陪她同行。她将骨灰盒暂放家中，与朱人秀约好后，又存放到永安公墓。为避人耳目，她在盒上注：傅怒安。
　　1998年，这名女子发表了《我为什么保存傅雷的骨灰——致余开伟先生》一文：“我最初的动机就是要写封信给国务院周恩来，反映下边老百姓的遭遇，因当时有几个我有往来的人都走上这自裁的绝路，……为了写这封信，势必要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才得知傅雷骨灰无人领取的事，遂动了一个念头……”文章署名“江小燕”。90年代初，叶永烈带着傅敏，在上海大学与她见过一面。这名虔诚的基督徒无论对媒体还是他，低调始终如一。
　　在永安公墓，由于多年无人祭扫，也没交管理费，傅雷夫妇的骨灰险些被清理出去。一位善良的管理工将骨灰盒转至青浦乡下公墓。1979年2月3日，上海文联临时支部发布《关于改正傅雷同志右派问题报告》。4月26日，文联与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分别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为他们平反昭雪。随后，傅雷的骨灰葬于龙华烈士陵园，朱梅馥因身份不符，未能合葬。傅敏只得将父母的骨灰，暗暗各取一些融入彼此盒中。葬礼当天，张原我只打发儿女前往，自己却不动身。她对女儿说，假如老傅在，他一定不愿死后埋进那里。

《家书》内外

　　1985年5月，上海公安部门将傅雷夫妇遗书等物，交还朱人秀。遗书用白布包裹，火漆封住。
　　“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 首次回国时，傅聪表示对自己的出走，一生负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逼上梁山。”
　　2008年，傅雷诞辰百年巡展在上海举行。傅聪饱含热泪，埋头朝前走，不许任何人跟着。“我理解我哥，他像我父亲。他要是回来，我父母自杀只会提前。”傅敏说。
　　80年代初，《傅雷家书》首版发行，傅聪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讲课。排练时，马育弟注意到他脸色苍白，黯然沉思。“他那时住在北京饭店。拿到这本书后，半宿无法入睡。他不是个酗酒的人，可是那晚，他喝了一瓶酒。”
　　1979年5月，傅敏前往英国，住在傅聪家进修英语。走前，楼适夷向兄弟俩表示，父亲写给他们的信极具发表意义。此时，傅敏已将父亲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部分手稿交给自己的高中同学、上海一家出版社编辑室主任金永华，里面还夹着一封父亲当年写给他的信。
　　“我读了那封仅存的傅雷写给傅敏的信，很受感动。我认为傅雷的家信极有价值。正巧，追悼会之后，傅敏要去英国探亲。我想，傅雷写给傅聪的许多信件，由于存放在英国傅聪家中，不会受到文革冲击，一定会完整保存。出于职业的敏感，我相信出版这些家书会很有意义。我对傅敏说，你去英国可以把你父亲的书信，复印一份回来，如果上海能够出，我给你出。如果上海不能出，我可以介绍到香港三联那里出。当时傅敏没有吭声。”金永华向叶永烈回忆。随后，他将那封幸存的信件，刊登在上海杂志《青年一代》上，“可以说是最早发表的傅雷家书”。
　　1980年夏，傅敏回到北京，七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刘凤梧亲到火车站迎接。傅敏直截了当提出：第一，出国前，他已是校外语教研组组长，回来后，他不想再当任何“长”；第二，准备离婚，没房，申请住在校内。“我要腾出精力，一边教课，一边编家书。” 　　那年深秋，三联书店著名出版人范用突然到访。“他是受楼伯伯推荐，才来找我的。当时，就谈妥由三联出版此书。那时候，稿子还处于雏形阶段。以后几个月才有三联的老编辑秦人路直接跟我联系有关出版事宜。书稿形成后，大约是1981年的春夏之际。”
　　“出版《家书》遇到阻力。说傅聪是‘叛国’，说出版这部书是提倡走白专道路。……幸好，当时我得到了一份胡耀邦同志关于邀请傅聪回国讲学问题的批示：……他回来演出，教学，要完全允许他来去自由；不要歧视，不要冷淡……。1980年傅聪回到国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自己过去的出走表示内疚。这可以看作是公开场合的表态。后来种种事实表明傅聪是一个爱国者。这样，排除了阻力，《傅雷家书》终于在1981年8月出版。”范用说。
　　傅聪刚回国时，考虑过“叛逃”阴影并没消褪，吴祖强认为最有效的解决方式莫过于公开为其举办艺术活动。他多方奔走，数度向上级请示报告。1980年1月19日，傅聪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独奏音乐会。1981年初在北京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演出与教学活动。吴祖强向傅聪表示，希望他带着爱人、儿子一起回来，并且还在考虑给他安排一个固定的职务。这样来去更方便一些。学院中有人上书文化部教育局，言辞尖刻：我们在国内遭受“文革”苦难，如今连副教授都未能评上。而给一个叛国者授予职衔，这是提倡什么道路，树立什么榜样？
　　1982年2月19日，胡耀邦亲笔批示：“应该欢迎这种特殊情况下出走者‘归队’”。3月11日，又在批示下补充，“‘欢迎归队’一语是毛主席在红军时期的著名政策。又及。”
　　同年12月16日，经文化部、教育部批准，已升任院长的吴祖强代表中央音乐学院向应邀第5次回国演出的傅聪颁发了学院钢琴系兼职教授证书及校徽。
　　马育弟记得，80年代中期，傅聪有一次回到北京，住在民族饭店。那天正好没有演出，他们一起吃饭。桌上傅聪说起，父母“走”时他没哭，他估计会有那样的结局。但晚上电视里播放戏曲节目，他看到戏里，一个孩子在四处寻找自己的爸爸。那会儿，他坐在房间里，嚎啕大哭。

我们的根在何处？

　　1997年，傅敏退休。沉浸于家书使他重新了解父亲。
　　“傅老师性格中有一面很像他父亲。”那位女学生说，“他是特级教师，会组织老师批卷。如果发现他们水平不行，他就看不惯当面直说，你们这样毁人是不行的。”校长刘凤梧曾说服他入党，他说有些人在“文革”中混迹党内，除非他们退出，我才加入。他当了20年人大代表，每年人大开会，他都会提出开设公民课。
　　“傅聪也老得罪人。”马育弟说，在国内学院讲座时，指导学生弹奏肖邦，他会批评，你这样弹不对，怎么能这样弹？“从不顾虑以往教学生的老师怎么想。”
　　1989年春，他与傅聪组织莫扎特室内乐团，在京演出大获成功。他们本欲在夏季再到深圳剧院首演。这时，傅聪在英国接受了BBC一次采访，“此后十年不曾回来”。直到1998年，在中央乐团力邀下，他才再次回国演奏。
　　马育弟知道傅聪的脾气。巴以冲突，以军开进巴勒斯坦，以色列为庆祝战争胜利，要在国内开庆祝会，邀请全世界知名音乐家，也请了傅聪。他断然拒绝，“我去参加，岂不相当于为日本人庆祝中国东三省沦陷？”
　　就这样，傅聪受到以色列人的抵制。“要知道音乐界里犹太人很多。他去法国，一个世界著名指挥家，也是犹太人，请他去家中做客，但就是不让法国乐队为他伴奏。所以傅聪很少与国外乐队合作。他总是一个人独奏。”
　　儿子凌云问父亲，为了巴以战争，何至于气愤至此？“在西方，一般人看来，各打五十大板就算公平了。他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这是基本立场问题。就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你究竟同情谁。为这事，我差点将他赶出家门。”傅聪的立场，深受父亲影响。他曾向金圣华追忆往事，“那时候，李公朴、闻一多遇难，甘地遭暗杀。父亲为这些事曾几天不吃饭，关起门不见人。妈妈流着眼泪敲着门，老傅啊，不要这样，吃点东西吧。”
　　2013年8月中旬，北京王府井一家五星级酒店大厅内，傅凌霄推着行李箱疾步朝我走来。现在他是帝亚吉欧大中华区公共事务及传播总监。
　　“我四岁父母就离婚了。这不是令人开心的事，我不太想说。我和母亲有许多共同点。我们都是混血儿，她童年时父母也分手了，父亲也不在她身边。她很清楚当音乐家有多苦，尤其我父亲与外公都在音乐上很成功，为避免我承受压力，她没有鼓励我学音乐。于是，我走上了属于我的work path（职业轨道）。”
　　“至于我父亲，我从小没与他在一起，不像凌云能与他产生摩擦，他俩各执主见。与弟弟相比，我在这方面稍弱，但我们都缺少耐心，也比较固执。凌云在伦敦一本学术刊物做管理。我与他见面时，很少谈论父亲。父亲会做饭，但不会开车，不会用手机，不懂上网，更不会发电子邮件，要感谢我的继母照顾他。他不像其他人的父亲，能跟儿子坐下，教导他们如何选择。我娶了一位中国太太，他很高兴，可对我的工作，他却不太感兴趣。记忆深刻的是，1988年，我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他第一次出席我的毕业典礼。还有7岁时，他忽然来到瑞士，到学校看我。他为老师与同学们弹奏钢琴，大家‘哇’地惊呼。我为此骄傲。”
　　2000年，傅凌霄第三次来中国。在上海，叔叔傅敏带他去了祖父母的旧屋。“大概在十二三岁时，我听父亲说起，他们怎样死的。有一次，叔叔给我看资料，讲得很含糊。我理解，这对他不是一件容易事。后来，我也读《傅雷家书》。因为中文不好，没有读完。看了信再看祖父的照片，他让我感到不是很轻松。我总觉得，我父亲通过他的信虽然学到很多，但也带给自己沉重的负荷。虽然看过很多描写文革的书与电影，也知道当时很多中国家庭都有类似的悲剧。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生活在其中，我不能确定理解祖父母所处的时代背景。”
　　傅凌霄坦承，他遇到的很多合作伙伴、政府官员，只要知道他祖父是傅雷，“都会赞扬我的祖辈多么有文化。可有时我很困惑，我不知道怎样做一个中国人。虽然快五十岁了，我还不知道，我的根在哪里？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
　　“爸爸妈妈，你们在这里安息吧。”2013年10月27日，傅敏向父母的墓碑告白。傅聪被儿子搀起，眼中无尽沧桑。他和弟弟想过将双亲海葬，但还是将母亲的骨灰从青浦公墓取出，让暌违30年的父母在泉下相聚。有人提议将墓碑作成“线装书”或“精装版”，再辅一雕像。他没同意，父亲一生平淡，不喜花里胡哨。
　　手中泥土落尽，墓地永远合上。父亲深沉的诉说犹在耳边，“你的将来，你的发展，我永远看不见了，你十年二十年后的情形，对于我将永远是个谜，正如世界的一切，人生的一切，到我脱离尘世之时都将成为一个谜——一个人消灭了，茫茫宇宙照样进行，个人算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