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电影《白鹿原》于9月15日公映。给王全安打电话约采访的时候，他正在西安参加活动。这座位于白鹿原附近的城市，几天里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日活动，日系汽车被砸，卖日货的商店被劫，日籍人士忧心忡忡。“温故而知新”——王全安觉得很多行为的逻辑并无新意，看得多了，就会对这样的事情有所提防。
《白鹿原》156分钟公映版的最后一幕是：日本人的飞机扔着炸弹横掠过1938年的白鹿原上空。随后，翻滚如浪的麦田里响起一段旷远的秦腔：“风花雪月平凡事，笑看奇闻说炎凉。悲欢离合观世相，百态人生话沧桑。”
我坐在电影院里，看着这画面，直到灯光亮起。对于影片的结束，身边有的观众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其中一位显然看过《白鹿原》原著，马上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我在一个月前预料了这样的结果。在王全安的工作室里，我看了220分钟的粗剪版本。灯光亮起时，剪辑师告诉我，《白鹿原》156分钟的公映版将停留在1938年。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会是什么模样？
在两个版本电影的开头，都有摄人心魄的唱秦腔的场面。名为《将令》的秦腔响起，长镜头停靠在戏台前，休息间隙的麦客们如同组成了一支摇滚乐队，唱腔狂野，声音极具穿透力，这是电影第一个震撼场面。
在220分钟版本临近结尾部分，有与《将令》相对应的场面。在县长办公室前的院子里，几位乡亲唱起了秦腔《罗成托梦》，这是文艺排练的一部分。镜头开始缓慢向后移动，毛泽东的大幅画像在他们身后的墙上显现出来。已经成为县长的白孝文靠在办公室门后，陷入了沉思。
相比156分钟公映版的“断头路”，220分钟版《白鹿原》显然完整周全太多。从1911年到1949年，时代让人一次次作出选择，几乎没有谁是永远的既得利益者，命运像在轮盘赌中流转。
所有版本中保存最完整的意象是麦田和牌坊。“牌坊是出入白鹿村的标志，说明这是白鹿村，所有的事情都在变，人来人往，那个牌坊永远矗立在那儿看着这一切，没有变化。土地是沉默的，但其实也是有态度的。这个电影里边，我觉得除了演员之外，一个最重要的不说话的角色，就是土地上面的麦子。”王全安说。
如何改编？
王全安不愿多谈影片删减的事情。他举了陈忠实的例子。前几天，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参加了小说《白鹿原》出版20周年的纪念活动。陈忠实说，他用了20年的时间，才让足够多的人理解了《白鹿原》。王全安很感慨，他希望自己的电影被理解不需要这么多时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年过四十的作家陈忠实仍然籍籍无名，某一时刻，他突然意识到，“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如那时的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于是，他开始构思一部拟名《古原》的长篇小说，这就是后来的《白鹿原》。“我不过是竭尽至1987年时的全部艺术体验和艺术能力来展示我上述的关于这个民族生存、历史和人的这种生命体验的。”陈忠实说。
《白鹿原》令人耳目一新，小说中人物的塑造不再简单化与类型化。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你死我活。比如黑娃。以往的革命者多是高大全形象，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正如电影里表现的那样，黑娃参加革命，最直接的原因是要砸烂她心爱的女人无法进入的祠堂。黑娃投身白鹿原的“风搅雪”运动中，其疯狂的破坏性让领他进入革命者行列的鹿兆鹏都感到失控的恐怖。在电影里，他不得不朝天鸣枪，才让躁动的人群停歇下来。
“黑娃其实就是个普通的相对出色的农民，他对自己的命运不甘。这种动力是很自然的，当然也会有自己的局限性。”王全安说。
在《白鹿原》里，黑娃的学名叫鹿兆谦，是鹿家这条线索上的人物，与此对应的是白家线索上的白孝文。
小说《白鹿原》中，人物繁多，如何表现是个问题。在电影里，白孝文和白孝武被合并成了白孝文一个人，而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则根本没在电影中出现。鹿兆鹏与鹿兆海也被合并成了鹿兆鹏一个人，鹿兆鹏身上甚至还有白灵的影子。而田小娥成了惟一的女主角。
“与小说《白鹿原》相比较，电影《白鹿原》的人物取舍的标准是什么？”
“一个电影不管怎么弄都不可能容纳下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取舍是肯定的。我们很难以小说为参照，这里边所有事件的罗列，可能更多的还是考虑能通过影像独立展现的空间。”王全安确立的改编原则，首先是如何让影像表达更有力。
“影像跟文字最大的差异是，影像可能是所有表达形式里最接近真实的，那么，对内容的取舍就是它是不是看上去更真实。”这是王全安的改编方法论。“文字有很多想象的东西，影像在这方面是比较严酷的，更多的是指向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那些幻化的东西，并不是电影表达的强项。”
小说《白鹿原》里有一些神怪气息的表现手法，比如田小娥死后，鹿三鬼魂附身。类似这样的故事情节，电影里并没有吸纳。接近真实的效果是王全安一贯追求的。与他合作过多部电影的德国摄影师卢茨以拍纪录片见长，这正是他所需要的。
王全安之前，《白鹿原》已被北京人艺导演林兆华改编成话剧，白嘉轩、鹿子霖、田小娥的扮演者分别是濮存昕、郭达和宋丹丹。陈忠实个人认为，《白鹿原》也许更适合改编成电视剧，那样就会有足够的篇幅去表现。王全安告诉陈忠实，简短也会是一种力量。
时代的子民
在电影里，田小娥死后，瘟疫肆虐，白嘉轩提议建一座六棱宝塔，将之镇于其下。主持造塔的乡亲偷偷告诉白嘉轩，火化田小娥时，发现她已经怀上了白孝文的孩子。把白家血脉用宝塔镇住怕是不好。白嘉轩先是一惊，然后坚持己见，即便鱼死网破，也要把田小娥镇住。规矩与秩序在他看来是最重要的，他是传统的守护者。
小说《白鹿原》里，有朱先生这样一位比白嘉轩更有传统色彩的人物。智慧、良心、节操，甚至超强的生育能力统统集于一身，是极致完美之人。但王全安认为，朱先生作为一个电影人物太难以让人信服了。于是这一重要角色被拿掉，但其个性被部分转移到了白嘉轩身上。
电影刚开始不久，白嘉轩带领着白鹿原的民众一起背诵刻在祠堂石碑上的“乡约”。在小说里，“乡约”是朱先生写给白嘉轩的。 辛亥革命后，“乡约”成了村中的官职。鹿子霖是此“乡约”的任职者。有意思的是，作为官职的“乡约”并没有碑文的“乡约”作用大，鹿子霖搞不定的事情都得请白嘉轩出山。鹿子霖以变应变，白嘉轩以不变应万变，这是面对时代巨变时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白鹿原作为社会模型，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写实。几千年来，乡约背后的宗法文化和礼俗文化深植于人们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中，制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
改变从电影的开头就慢慢开始了，负责运送皇粮被抢的鹿子霖落魄地回到村子，告知皇帝没了，新的朝代叫：民国。他再次回到乡里时，辫子已经剪掉，大喊“革命了”，几近疯狂。而在电影的后半部分，他真的疯了，这个时代的跌宕感实在让苦心钻营者无所适从。
白家和鹿家两条线上的人物，一直在交替着赛跑。
小时候，在麦田里，白孝文对黑娃说，将来不管你坐谁的牢，我卖房卖地也要救你。在220分钟版本里，白孝文眼看着黑娃被送上刑场，没有实现自己儿时的诺言，送去的只是一包冰糖。小说中的白孝文要复杂得多，电影里的白孝文则显得单纯软弱。
冰糖原本是重要的线索。我们在公映版里看到了两次。两个小孩在麦田里吃是一次，黑娃跟田小娥在一起吃是一次。
在220分钟版本里，黑娃临刑前和狱友分食冰糖，“甜甜嘴好上路”是一次。还有一次，其场景则意味深长得多。黑娃脱离了共产党组织，落草为寇后，在一富人家打劫时，发现了一罐冰糖，他把冰糖放进嘴里，嚼得咔咔响。屋外，学生们在游行，高声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正在打劫的黑娃沉静了下来。这一段，公映版中看不到。
歌唱家乡的爱国歌曲也许让黑娃想到了白鹿原，他回去了，但自己所爱的女人已死。在小说里，黑娃后来娶了高玉凤，但在电影里，他和白孝文都是一生只爱田小娥的情痴。
在小说中，黑娃有过多次转变，长工、麦客、士兵、儒者，都是他的身份。但导演并不认同这么一头被驯化的雄狮，他认为“每个人各有各的社会功能，把狮子变成驮东西的毛驴，再让他死去，太没有尊严了。”
尊严感在田小娥身上也深有体现。这将她与同时代的众多女性区别开来。
田小娥与黑娃偷情，这是对郭举人的报复，也是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青春之肯定。小说里更甚的是，陈忠实让田小娥死后的冤魂对这残酷的白鹿原进行了诅咒和惩罚。
小说《白鹿原》里，鹿三杀死田小娥后，被田小娥的鬼魂附身。还有神鹿显灵的传说。陈忠实写作《白鹿原》时，正是魔幻现实主义盛行中国的时候。《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被陈忠实列于阅读书单之上。
尽管有人神共存的现象存在，陈忠实的《白鹿原》，还是希望通过书写历史而与现实对话。陈忠实对白鹿原卷轴风景画式的描绘，是对自耕自织的古朴生活方式的追怀，透着对已然消失的宗族文化和礼俗文化的哀挽之情。
伤心的情欲
90年代，身处青春期的年轻人，多半是跳着读《白鹿原》的。在一个泷泽萝拉们还是婴儿的时代，《白鹿原》中的性爱场景所具有的意义是历史性的。田小娥扮演了这个历史角色。
陈忠实钟爱田小娥这个形象，他说，写到田小娥死的时候，他两眼一黑，无法再写下去。
其实，在220分钟版本里，性爱镜头不算露骨，最大的尺度不过是我们在某款早已发布的海报中看到了段奕宏的屁股。这是段奕宏在白鹿原剧组拍的第一个场景。他还以为后面有更大尺度的拍摄，结果没有。而到了公映版里，段奕宏的屁股几乎连一闪而过都称不上。
除了黑娃与田小娥在麦垛上的野合，另外一场重要的情欲戏发生在鹿子霖与田小娥身上。
作家铁凝看了粗剪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也有不满足的地方，比如说田小娥尿鹿子霖脸上的戏，张雨绮演得很给力，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劲儿。鹿子霖也应该一下子火了，甚至毒打她一顿。这样的话，田小娥的处境就更能表现出来，更震撼人心。”
张雨绮对自己在这个几分钟的长镜头中的表现也感到非常满意。但是，在公映版中，这个原本经典的场景还是一闪而过，留下一头雾水给观众。
在《白鹿原》上映前的新闻里，有着大量的关于激情戏的渲染，吊起了某些人的胃口。“《白鹿原》很真实，很坦白地把性的东西讲出来了，大家不再用窥视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张雨绮觉得这无可厚非。
相较于原著露骨的文字，电影里的情欲戏已经相当节制。《白鹿原》对于东方式的欲望有着更为矜持的表现。“田小娥是一个很东方的表演。”张雨绮说。
当初对于《白鹿原》中的性描写，陈忠实有过犹豫，最后“决定在这部长篇中把性撕开来写。这在我不单是一个勇气问题，而是清醒地为此确定两条原则，一是作家自己必须摆脱对性的神秘感羞怯感和那种因不健全心理所产生的偷窥眼光，用一种理性的健全心理来解析和叙述作品人物的性形态性文化心理和性心理结构。二是把握一个分寸，即不以性作为诱饵诱惑读者。”
如今看来，陈忠实实在多虑了，年轻人已经习惯从电脑硬盘里解决性苦闷问题，而不是文字。即使是同处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字，年轻人也更倾向于跳着翻看贾平凹的《废都》。
采访张雨绮的时候，她说，性是田小娥惟一能对抗现实的手段。“放在今天，这根本不算什么。”
王全安在拍摄性爱场面时，强调一定不能有脏的感觉。特别是田小娥和鹿子霖的性爱场面，他极力找到一个合乎逻辑的、能让人接受的理由。可惜的是，公映版对此干净性爱的保留仍然少之又少。我在看电影时，旁边一直有观众带来的小孩发出吵闹的声音，这大概可归于电影分级制的问题。
一口没吃到的冰糖？
“公元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成为白鹿原社会气候里神秘短促的一晌或一时，永久性地改变了本原的历史。”这是《白鹿原》小说里的一句话，却是电影院里消失的“决定性瞬间”。电影张开的叙事大网，最后没有收拢。
在公映版本里，黑娃和白孝文的命运不知所踪，田小娥是惟一死掉的主角。在220分钟版本里，田小娥死了之后仍是一条线索。粗剪版中，黑娃为了田小娥，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砸了祠堂，几经辗转，最后成为土匪。白孝文为了田小娥，先是参加国民党的军队，然后像那个时代众多并无明确政治立场、只是为了吃碗饭的士兵一样，打着打着仗，就到了对方的阵营，当他回到白鹿原时，已经是共产党的县长。县长奉命反匪清霸，成了土匪的黑娃落网，最后被执行枪决。临刑前，黑娃和白孝文都望见了镇住田小娥骸骨的六棱宝塔，他们共同回忆了这个跟他们俩都上过床的女人。
白孝文送来的冰糖成了黑娃的“最后的晚餐”。说到这里，还可以将两个版本的电影和原著进行一下比较。在小说里，冰糖是鹿兆鹏给黑娃吃的。陈忠实还写道：“冰糖给黑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而又痛苦的向往和记忆，他愈来愈明晰，只有实践了他‘挣钱先买一口袋冰糖’的狂言才能解除其痛苦。后来他果真得到了一个大洋铁桶装着的雪白晶亮的冰糖，那是他和他的兄弟们打劫一家杂货铺时搜到手的。”
史诗存在于历史书里，小说中这些虚构的名字更像是冰糖上爬过的蝼蚁，命若尘埃。
我问王全安，你怎么看“命运”这个词？
“命运是我们人类不可抗拒的，个人没办法跟历史洪流抗争，但人的意志和精神可以在对抗的过程中体现出来。”
在黑娃去做麦客的地方，戏台上还有一段《薛仁贵征东》的秦腔演唱，开头那句“征东总是一场空”响彻长天。这似乎也是这部电影本身的命运。任何希望拍摄《白鹿原》的导演都抱着野心而来，正如陈忠实当初构思《白鹿原》时所梦想的。电影《白鹿原》如同一场长途跋涉的远征，现在看来，暂时输给了时代。
《白鹿原》156分钟公映版的最后一幕是：日本人的飞机扔着炸弹横掠过1938年的白鹿原上空。随后，翻滚如浪的麦田里响起一段旷远的秦腔：“风花雪月平凡事，笑看奇闻说炎凉。悲欢离合观世相，百态人生话沧桑。”
我坐在电影院里，看着这画面，直到灯光亮起。对于影片的结束，身边有的观众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其中一位显然看过《白鹿原》原著，马上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我在一个月前预料了这样的结果。在王全安的工作室里，我看了220分钟的粗剪版本。灯光亮起时，剪辑师告诉我，《白鹿原》156分钟的公映版将停留在1938年。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会是什么模样？
在两个版本电影的开头，都有摄人心魄的唱秦腔的场面。名为《将令》的秦腔响起，长镜头停靠在戏台前，休息间隙的麦客们如同组成了一支摇滚乐队，唱腔狂野，声音极具穿透力，这是电影第一个震撼场面。
在220分钟版本临近结尾部分，有与《将令》相对应的场面。在县长办公室前的院子里，几位乡亲唱起了秦腔《罗成托梦》，这是文艺排练的一部分。镜头开始缓慢向后移动，毛泽东的大幅画像在他们身后的墙上显现出来。已经成为县长的白孝文靠在办公室门后，陷入了沉思。
相比156分钟公映版的“断头路”，220分钟版《白鹿原》显然完整周全太多。从1911年到1949年，时代让人一次次作出选择，几乎没有谁是永远的既得利益者，命运像在轮盘赌中流转。
所有版本中保存最完整的意象是麦田和牌坊。“牌坊是出入白鹿村的标志，说明这是白鹿村，所有的事情都在变，人来人往，那个牌坊永远矗立在那儿看着这一切，没有变化。土地是沉默的，但其实也是有态度的。这个电影里边，我觉得除了演员之外，一个最重要的不说话的角色，就是土地上面的麦子。”王全安说。
如何改编？
王全安不愿多谈影片删减的事情。他举了陈忠实的例子。前几天，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参加了小说《白鹿原》出版20周年的纪念活动。陈忠实说，他用了20年的时间，才让足够多的人理解了《白鹿原》。王全安很感慨，他希望自己的电影被理解不需要这么多时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年过四十的作家陈忠实仍然籍籍无名，某一时刻，他突然意识到，“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如那时的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于是，他开始构思一部拟名《古原》的长篇小说，这就是后来的《白鹿原》。“我不过是竭尽至1987年时的全部艺术体验和艺术能力来展示我上述的关于这个民族生存、历史和人的这种生命体验的。”陈忠实说。
《白鹿原》令人耳目一新，小说中人物的塑造不再简单化与类型化。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你死我活。比如黑娃。以往的革命者多是高大全形象，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正如电影里表现的那样，黑娃参加革命，最直接的原因是要砸烂她心爱的女人无法进入的祠堂。黑娃投身白鹿原的“风搅雪”运动中，其疯狂的破坏性让领他进入革命者行列的鹿兆鹏都感到失控的恐怖。在电影里，他不得不朝天鸣枪，才让躁动的人群停歇下来。
“黑娃其实就是个普通的相对出色的农民，他对自己的命运不甘。这种动力是很自然的，当然也会有自己的局限性。”王全安说。
在《白鹿原》里，黑娃的学名叫鹿兆谦，是鹿家这条线索上的人物，与此对应的是白家线索上的白孝文。
小说《白鹿原》中，人物繁多，如何表现是个问题。在电影里，白孝文和白孝武被合并成了白孝文一个人，而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则根本没在电影中出现。鹿兆鹏与鹿兆海也被合并成了鹿兆鹏一个人，鹿兆鹏身上甚至还有白灵的影子。而田小娥成了惟一的女主角。
“与小说《白鹿原》相比较，电影《白鹿原》的人物取舍的标准是什么？”
“一个电影不管怎么弄都不可能容纳下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取舍是肯定的。我们很难以小说为参照，这里边所有事件的罗列，可能更多的还是考虑能通过影像独立展现的空间。”王全安确立的改编原则，首先是如何让影像表达更有力。
“影像跟文字最大的差异是，影像可能是所有表达形式里最接近真实的，那么，对内容的取舍就是它是不是看上去更真实。”这是王全安的改编方法论。“文字有很多想象的东西，影像在这方面是比较严酷的，更多的是指向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那些幻化的东西，并不是电影表达的强项。”
小说《白鹿原》里有一些神怪气息的表现手法，比如田小娥死后，鹿三鬼魂附身。类似这样的故事情节，电影里并没有吸纳。接近真实的效果是王全安一贯追求的。与他合作过多部电影的德国摄影师卢茨以拍纪录片见长，这正是他所需要的。
王全安之前，《白鹿原》已被北京人艺导演林兆华改编成话剧，白嘉轩、鹿子霖、田小娥的扮演者分别是濮存昕、郭达和宋丹丹。陈忠实个人认为，《白鹿原》也许更适合改编成电视剧，那样就会有足够的篇幅去表现。王全安告诉陈忠实，简短也会是一种力量。
时代的子民
在电影里，田小娥死后，瘟疫肆虐，白嘉轩提议建一座六棱宝塔，将之镇于其下。主持造塔的乡亲偷偷告诉白嘉轩，火化田小娥时，发现她已经怀上了白孝文的孩子。把白家血脉用宝塔镇住怕是不好。白嘉轩先是一惊，然后坚持己见，即便鱼死网破，也要把田小娥镇住。规矩与秩序在他看来是最重要的，他是传统的守护者。
小说《白鹿原》里，有朱先生这样一位比白嘉轩更有传统色彩的人物。智慧、良心、节操，甚至超强的生育能力统统集于一身，是极致完美之人。但王全安认为，朱先生作为一个电影人物太难以让人信服了。于是这一重要角色被拿掉，但其个性被部分转移到了白嘉轩身上。
电影刚开始不久，白嘉轩带领着白鹿原的民众一起背诵刻在祠堂石碑上的“乡约”。在小说里，“乡约”是朱先生写给白嘉轩的。 辛亥革命后，“乡约”成了村中的官职。鹿子霖是此“乡约”的任职者。有意思的是，作为官职的“乡约”并没有碑文的“乡约”作用大，鹿子霖搞不定的事情都得请白嘉轩出山。鹿子霖以变应变，白嘉轩以不变应万变，这是面对时代巨变时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白鹿原作为社会模型，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写实。几千年来，乡约背后的宗法文化和礼俗文化深植于人们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中，制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
改变从电影的开头就慢慢开始了，负责运送皇粮被抢的鹿子霖落魄地回到村子，告知皇帝没了，新的朝代叫：民国。他再次回到乡里时，辫子已经剪掉，大喊“革命了”，几近疯狂。而在电影的后半部分，他真的疯了，这个时代的跌宕感实在让苦心钻营者无所适从。
白家和鹿家两条线上的人物，一直在交替着赛跑。
小时候，在麦田里，白孝文对黑娃说，将来不管你坐谁的牢，我卖房卖地也要救你。在220分钟版本里，白孝文眼看着黑娃被送上刑场，没有实现自己儿时的诺言，送去的只是一包冰糖。小说中的白孝文要复杂得多，电影里的白孝文则显得单纯软弱。
冰糖原本是重要的线索。我们在公映版里看到了两次。两个小孩在麦田里吃是一次，黑娃跟田小娥在一起吃是一次。
在220分钟版本里，黑娃临刑前和狱友分食冰糖，“甜甜嘴好上路”是一次。还有一次，其场景则意味深长得多。黑娃脱离了共产党组织，落草为寇后，在一富人家打劫时，发现了一罐冰糖，他把冰糖放进嘴里，嚼得咔咔响。屋外，学生们在游行，高声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正在打劫的黑娃沉静了下来。这一段，公映版中看不到。
歌唱家乡的爱国歌曲也许让黑娃想到了白鹿原，他回去了，但自己所爱的女人已死。在小说里，黑娃后来娶了高玉凤，但在电影里，他和白孝文都是一生只爱田小娥的情痴。
在小说中，黑娃有过多次转变，长工、麦客、士兵、儒者，都是他的身份。但导演并不认同这么一头被驯化的雄狮，他认为“每个人各有各的社会功能，把狮子变成驮东西的毛驴，再让他死去，太没有尊严了。”
尊严感在田小娥身上也深有体现。这将她与同时代的众多女性区别开来。
田小娥与黑娃偷情，这是对郭举人的报复，也是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青春之肯定。小说里更甚的是，陈忠实让田小娥死后的冤魂对这残酷的白鹿原进行了诅咒和惩罚。
小说《白鹿原》里，鹿三杀死田小娥后，被田小娥的鬼魂附身。还有神鹿显灵的传说。陈忠实写作《白鹿原》时，正是魔幻现实主义盛行中国的时候。《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被陈忠实列于阅读书单之上。
尽管有人神共存的现象存在，陈忠实的《白鹿原》，还是希望通过书写历史而与现实对话。陈忠实对白鹿原卷轴风景画式的描绘，是对自耕自织的古朴生活方式的追怀，透着对已然消失的宗族文化和礼俗文化的哀挽之情。
伤心的情欲
90年代，身处青春期的年轻人，多半是跳着读《白鹿原》的。在一个泷泽萝拉们还是婴儿的时代，《白鹿原》中的性爱场景所具有的意义是历史性的。田小娥扮演了这个历史角色。
陈忠实钟爱田小娥这个形象，他说，写到田小娥死的时候，他两眼一黑，无法再写下去。
其实，在220分钟版本里，性爱镜头不算露骨，最大的尺度不过是我们在某款早已发布的海报中看到了段奕宏的屁股。这是段奕宏在白鹿原剧组拍的第一个场景。他还以为后面有更大尺度的拍摄，结果没有。而到了公映版里，段奕宏的屁股几乎连一闪而过都称不上。
除了黑娃与田小娥在麦垛上的野合，另外一场重要的情欲戏发生在鹿子霖与田小娥身上。
作家铁凝看了粗剪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也有不满足的地方，比如说田小娥尿鹿子霖脸上的戏，张雨绮演得很给力，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劲儿。鹿子霖也应该一下子火了，甚至毒打她一顿。这样的话，田小娥的处境就更能表现出来，更震撼人心。”
张雨绮对自己在这个几分钟的长镜头中的表现也感到非常满意。但是，在公映版中，这个原本经典的场景还是一闪而过，留下一头雾水给观众。
在《白鹿原》上映前的新闻里，有着大量的关于激情戏的渲染，吊起了某些人的胃口。“《白鹿原》很真实，很坦白地把性的东西讲出来了，大家不再用窥视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张雨绮觉得这无可厚非。
相较于原著露骨的文字，电影里的情欲戏已经相当节制。《白鹿原》对于东方式的欲望有着更为矜持的表现。“田小娥是一个很东方的表演。”张雨绮说。
当初对于《白鹿原》中的性描写，陈忠实有过犹豫，最后“决定在这部长篇中把性撕开来写。这在我不单是一个勇气问题，而是清醒地为此确定两条原则，一是作家自己必须摆脱对性的神秘感羞怯感和那种因不健全心理所产生的偷窥眼光，用一种理性的健全心理来解析和叙述作品人物的性形态性文化心理和性心理结构。二是把握一个分寸，即不以性作为诱饵诱惑读者。”
如今看来，陈忠实实在多虑了，年轻人已经习惯从电脑硬盘里解决性苦闷问题，而不是文字。即使是同处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字，年轻人也更倾向于跳着翻看贾平凹的《废都》。
采访张雨绮的时候，她说，性是田小娥惟一能对抗现实的手段。“放在今天，这根本不算什么。”
王全安在拍摄性爱场面时，强调一定不能有脏的感觉。特别是田小娥和鹿子霖的性爱场面，他极力找到一个合乎逻辑的、能让人接受的理由。可惜的是，公映版对此干净性爱的保留仍然少之又少。我在看电影时，旁边一直有观众带来的小孩发出吵闹的声音，这大概可归于电影分级制的问题。
一口没吃到的冰糖？
“公元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成为白鹿原社会气候里神秘短促的一晌或一时，永久性地改变了本原的历史。”这是《白鹿原》小说里的一句话，却是电影院里消失的“决定性瞬间”。电影张开的叙事大网，最后没有收拢。
在公映版本里，黑娃和白孝文的命运不知所踪，田小娥是惟一死掉的主角。在220分钟版本里，田小娥死了之后仍是一条线索。粗剪版中，黑娃为了田小娥，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砸了祠堂，几经辗转，最后成为土匪。白孝文为了田小娥，先是参加国民党的军队，然后像那个时代众多并无明确政治立场、只是为了吃碗饭的士兵一样，打着打着仗，就到了对方的阵营，当他回到白鹿原时，已经是共产党的县长。县长奉命反匪清霸，成了土匪的黑娃落网，最后被执行枪决。临刑前，黑娃和白孝文都望见了镇住田小娥骸骨的六棱宝塔，他们共同回忆了这个跟他们俩都上过床的女人。
白孝文送来的冰糖成了黑娃的“最后的晚餐”。说到这里，还可以将两个版本的电影和原著进行一下比较。在小说里，冰糖是鹿兆鹏给黑娃吃的。陈忠实还写道：“冰糖给黑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而又痛苦的向往和记忆，他愈来愈明晰，只有实践了他‘挣钱先买一口袋冰糖’的狂言才能解除其痛苦。后来他果真得到了一个大洋铁桶装着的雪白晶亮的冰糖，那是他和他的兄弟们打劫一家杂货铺时搜到手的。”
史诗存在于历史书里，小说中这些虚构的名字更像是冰糖上爬过的蝼蚁，命若尘埃。
我问王全安，你怎么看“命运”这个词？
“命运是我们人类不可抗拒的，个人没办法跟历史洪流抗争，但人的意志和精神可以在对抗的过程中体现出来。”
在黑娃去做麦客的地方，戏台上还有一段《薛仁贵征东》的秦腔演唱，开头那句“征东总是一场空”响彻长天。这似乎也是这部电影本身的命运。任何希望拍摄《白鹿原》的导演都抱着野心而来，正如陈忠实当初构思《白鹿原》时所梦想的。电影《白鹿原》如同一场长途跋涉的远征，现在看来，暂时输给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