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年前，我在撰写“历史的终结”一文时，根本没有料到美国的行为和错误判断竟使“反美主义”成为全球政治的重要标志线之一。而尤其是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这一既成事实更是准确无误地摆在眼前，究其原因与布什政府所犯的四大错误有关。
　　首先，为回应2001年的袭击而制定的“先发制人”策略被不恰当地扩大化，包括用在伊拉克和其它威胁要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所谓“流氓国家”。可以肯定的是，用“先发制人”的策略对待那些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国籍恐怖分子是合理的。但是，这种美国赖以为防止发展核武器而四处进行军事干预的策略，却是不能成为所有不扩散政策的核心的。
　　执行这一政策的代价显然是昂贵的(在伊拉克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和数万平民的伤亡，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扩大)。布什政府也因此躲避与朝鲜和伊朗的军事对峙，尽管美国对以色列于1981年空袭伊拉克的奥西拉克反应堆表示赞赏，因为那次行动迫使萨达姆的核计划延迟了几年。但归根结底，那次袭击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这样有限的干涉可以一再重复，因为，未来的核武扩散者都可能学会了掩埋、隐藏或加倍扩大它们新生的计划。
　　重要失误之二是错误地判断了国际社会对美国行使霸权可能做出的反应。布什政府中很多人相信，即使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或北约的批准，倘若美国动武成功，也会让其顺理成章合法化。这是美国在冷战期间和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所惯用的伎俩，那时候，人们称之为“领导”而非“单边主义”。
　　但是，伊拉克战争爆发时，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相对于世界其它国家，力量已变得非常强大，以致缺乏协商互动，这对于即使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来说，也成了愤怒的源泉。全球权力分配所引发的结构性反美主义运动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就非常明显，这与克林顿在任时由美国领导的全球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布什政府上台后，“当面”对很多国际机构不理不睬——这种模式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初更是变本加厉——又使这种反美情绪得以进一步恶化
　　美国的第三个错误是，高估了传统军事力量在与具有国际政治特征的弱国和众多的跨国组织交往中的作用，至少在广泛的中东地区是如此。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一个军事力量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并且在军事上的耗资相当于所有其它国家总和的民族，在长达3年的占领后仍然不能在一个只有2400万人口的小国实现和平?这其中至少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所面对的不是能执行规则的集中的社会力量，因此也就无法通过传统军力对它们进行牵制、强迫或者操纵。
　　在认为能够利用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在去年夏天的黎巴嫩战争中摧毁真主党的问题上，以色列也犯下了类似的错误。以色列和美国都非常怀念21世纪的民族国家世界，它们有这样的想法顺理成章，因为在那个世界里，它们所拥有的传统力量最容易发挥作用。
　　可是怀旧情绪使得这两个国家错误地估计了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无论是把基地组织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连在一起，还是把真主党与伊朗和叙利亚扯到一块都是这种错误的典型表现。在涉及真主党的问题上这种联系的确存在，但网络之中的各派势力有着它们自身的社会根基，而并不单纯是被地区力量操纵的木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使用传统力量只能带来令人沮丧的结果。
　　最后，布什政府对军力的运用不仅缺乏强制性的策略或规范，单就实力而言也明显不足。仅就伊拉克来讲，布什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力量，也未能制定充分的占领计划，而后又在情况发生时未能迅速地适应调节。迄今为止，美国已经在伊拉克所有简单问题如为民主宣传筹集资金上暂停了一切运作。
　　执行方面的受阻带来了战略性的恶果。那些高声呼吁对伊拉克作战，而后又把局势搞得一团糟的势力现在又在煽动对伊朗作战。世界其它国家凭什么要相信这些人在与更大更坚决的敌人作战时能处理得更好?
　　但最根本的问题依然是国际体系中不平衡的权力分配。任何与美国有同等地位的国家，即使是民主国家，都会经不住诱惑、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行使自己的支配权力。美国的建国元老们同样认为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即使在政治上合理合法，也同样充满危险，也正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才建立了内部分权的宪法制度，以便对领导人进行牵制。
　　今天，全球范围内并没有这样的体系存在，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陷入麻烦的原因。更为均衡的权力分配，即便在不完全民主的全球体制下，也会减少对(那些)滥权者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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