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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薪与加税,是近期中国政经界讨论火热的两个话题。
先说加薪。全国总工会日前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通知》强调,企业工会应促进企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共决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职工特别是生产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
全总的文件被被冠以“紧急”级别的相当罕见,外界普遍认为此举与最近频发的一系列劳资冲突有关。提高一线劳动者的收入的需求,确实已经相当迫切。
另外,中央也密集表态,频繁提到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如无意外,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在年内出台。
再说加税。普通劳动者要加薪,收入分配要改革,怎么实现?
5月31日,《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对外公布。明确提出将“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今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涉及六大税种,除了资源税、房产税和环境税,还包括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制度,研究实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和完善消费税制度。
涉及改革的这六个税种中,唯一可能减的就是个人所得税,其余,实际都是新税或者加税。
按照一般的经济学逻辑,加税确实是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常见手段,可以“劫富济贫”,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或者福利。在很多时候,加税和给普通劳动者加薪是亲密的一对。
但这个世界有两种经济逻辑:一种是经济逻辑,一种是中国的经济逻辑。加薪和加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恐怕不再会成为亲密的一对,如果非要把两者搞在一起,将上演一场“中国式离婚”,两者绝不可能兼容,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加税就不能实现劳动者收入的真正增长,要加薪,必须得减税。
逼老板加薪
小心重蹈南非覆辙
中小企业解决了大部分的普通劳动者就业,此番要给普通劳动者加薪,一些人想当然地觉得应该找企业的老板要。全国总工会的通知其实也是这个路数,让工会有组织地和企业协商来提高劳动报酬。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最近出台了一个文件更有意思,这份名为《关于2010年企业工资指导线的实施意见》的要求,经营正常、效益较好的企业,员工工资要比上年涨12%,工资增长的下限为6%。用行政强制的方式要求企业涨工资,南京某局纯属一种法盲的搞法,属于严重的违法侵权。
最近确实有老板给员工加了薪水,那就是近来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的富士康。6月6日,富士康宣布,将一线员工的工资再度调升为每月2000元,加薪幅度约66%。这是继2日该集团宣布基层员工薪资自900元调升至1200元之后,时隔4天之后的再次宣布加薪。对于今天富士康的几十万工人来讲,这确实是一大喜事。但对于富士康这个企业的前途,大规模的加薪是好是坏,目前还难以定论。细心地人已经注意到,7日的香港股市,在得知加薪消息之后,富士康国际的股票在开盘两分钟即下挫5.5%,后紧急停牌。8日开盘后一度再跌8%,创下半年来新低。
股市的反应显示了投资者对于富士康加薪的担忧,面对人力成本的急升,投资者很可能用脚投票。从长远来讲,这可能并不利于劳动者提高待遇。
政府想提高劳动者待遇,直接就想让工人向老板伸手要,可曾想到,中国的这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本身就利润极薄,这些年一直在为生存挣扎,大多数已经榨不出什么油水来了。
根据5月14日东莞市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结果的公告显示,东莞制造业销售利润率仅2.49%。将加薪的压力放到这些老板身上,很可能是搞错了方向,最终还可能搞杂了经济。
在这方面,南非经济在过去十几年的惨痛教训可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
1994年,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在国有化等政治力量的作用下,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被强行推高。结果适得其反,由于企业无力承担这部分成本,黑人不得不面对失业的窘境。在国际社会解除了贸易封锁的大好形势之下,南非的制造业投资者们反而纷纷撤资,南非最引以为豪的加工制造部门,在80年代中期吸纳了12%的就业人口,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下降到7%。
南非种族关系学院200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南非住窝棚的人数由1994年的不到100万上升至2006年的140万,日均消费费用不足1美元的人数由200万上升到400万。失业率达40%,贫困人口占总人口43%。行政力量主导的加工资,并没有给工人带来好运。
要加薪先减税
1914年1月12日,亨利·福特宣布,将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至每天5美元。也就是说,当时的普通工人可以用三个多月的工资买到一辆福特T型车。而近百年之后的今天,广州本田的工人,不吃不喝要7年的工资才能买到一辆最便宜的广本轿车。
劳动者的工资当然该涨!长期过低的工资也使得中国经济机构严重失衡,内需低迷,增长乏力。民营中小企业普遍困难,使劲逼小老板们只能是逼企业关门。那么,加薪的钱从哪里出?加税能使劳动者分到更多吗?
我并不反对在中国新增房产税、消费税、遗产税等针对高收入阶层的税种,况且这些税种迟早都会引入中国。但我们在新增税收的同时,必须大规模减税。中小企业和普通劳动者承担的税赋过重,是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的重要原因。
《福布斯》杂志四月份推出其最新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大陆排名全球第二。另外,根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估算,如果算上收费罚没、土地出让金、探矿权和矿产开采权拍卖和出让、社保费、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彩票发行等方面的收入,中国的实际税负已经超过了30%。
另外,中国的中低收入者承担的税赋过重,而其他国家主要由富人来支撑税收。
很多人以为,我们平时只缴纳个人所得税。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或许与中国的税收方式有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流转税被分化到商品生产、流通、销售等各个环节中,因为是间接缴纳,所以往往被纳税人忽略掉。比如,你去餐馆吃饭,营业额的5%是营业税;吃肉,里面有13%增值税和屠宰税;涉及到运输的,运输企业有3%的营业税;即使你坐在家中喝一口自来水,也隐含着6%的增值税。大大小小的商品,只要消费,不论穷人富人,都要交税。
而我们看中国香港,中低收入者所缴的税极低。占工作人口15%的高收入者缴纳了所得税的95%,利得税方面,占企业总数1%的大企业缴纳了60%的利得税,使得中小企业税赋很低。香港普通工作人口交税很少,差不多只占个人所得的5%—6%,而且没有其消费税。
据6月22日的最新消息,广东省正计划向中央申请个税标准浮动机制,并建议深圳个税起征点提高至3500元。希望此举能真正落实,要增加劳动者收入,这样的减税才是正道。
加税调节收入
恐是新一轮“国进民退”
就在一周前,英国《金融时报》发布全球五百强企业排名,中石油首次登顶,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这一新闻要是放到5年前,可能很多国人会为之欢呼,将其视之为我中华崛起的一个标志。但此次登顶的中石油却有些“灰溜溜”,公众不但没叫好,甚至出现了众口皆呸的景象。
何以至此?原因恐怕在于,这些年的公众从事实中开始醒悟,政府和一些国字头企业的强大并不等于国家的强大,更不等于民众福利的增加。相反,政府和相关企业的权力过大,反而会与民争利,压制民营经济的生长。
掌握过多权力的机构和企业占有的社会财富过多,是造成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务院参事任玉玲曾在两会上指出,从1978-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现在,我们的行政管理费用已经占据了财政收入的20%以上,远远远远高于其他国家6%的平均值。
政府机构过于膨胀,垄断企业也收入过高。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很显然,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权力过大,很多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并不完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政府部门,直接导致了市场价格的扭曲和行业暴利。
要纠正这种收入分配的失衡,理应是将这些垄断的领域推向市场,政府权力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改变经济领域政府权力过大的局面。而绝不是用加税的手段,用一个更大的政府去解决大政府的问题,否则,此次税收改革,将有可能掀起新一轮的“国进民退”,最终自然会使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更加严重。
先说加薪。全国总工会日前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通知》强调,企业工会应促进企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共决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职工特别是生产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
全总的文件被被冠以“紧急”级别的相当罕见,外界普遍认为此举与最近频发的一系列劳资冲突有关。提高一线劳动者的收入的需求,确实已经相当迫切。
另外,中央也密集表态,频繁提到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如无意外,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在年内出台。
再说加税。普通劳动者要加薪,收入分配要改革,怎么实现?
5月31日,《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对外公布。明确提出将“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今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涉及六大税种,除了资源税、房产税和环境税,还包括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制度,研究实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和完善消费税制度。
涉及改革的这六个税种中,唯一可能减的就是个人所得税,其余,实际都是新税或者加税。
按照一般的经济学逻辑,加税确实是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常见手段,可以“劫富济贫”,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或者福利。在很多时候,加税和给普通劳动者加薪是亲密的一对。
但这个世界有两种经济逻辑:一种是经济逻辑,一种是中国的经济逻辑。加薪和加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恐怕不再会成为亲密的一对,如果非要把两者搞在一起,将上演一场“中国式离婚”,两者绝不可能兼容,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加税就不能实现劳动者收入的真正增长,要加薪,必须得减税。
逼老板加薪
小心重蹈南非覆辙
中小企业解决了大部分的普通劳动者就业,此番要给普通劳动者加薪,一些人想当然地觉得应该找企业的老板要。全国总工会的通知其实也是这个路数,让工会有组织地和企业协商来提高劳动报酬。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最近出台了一个文件更有意思,这份名为《关于2010年企业工资指导线的实施意见》的要求,经营正常、效益较好的企业,员工工资要比上年涨12%,工资增长的下限为6%。用行政强制的方式要求企业涨工资,南京某局纯属一种法盲的搞法,属于严重的违法侵权。
最近确实有老板给员工加了薪水,那就是近来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的富士康。6月6日,富士康宣布,将一线员工的工资再度调升为每月2000元,加薪幅度约66%。这是继2日该集团宣布基层员工薪资自900元调升至1200元之后,时隔4天之后的再次宣布加薪。对于今天富士康的几十万工人来讲,这确实是一大喜事。但对于富士康这个企业的前途,大规模的加薪是好是坏,目前还难以定论。细心地人已经注意到,7日的香港股市,在得知加薪消息之后,富士康国际的股票在开盘两分钟即下挫5.5%,后紧急停牌。8日开盘后一度再跌8%,创下半年来新低。
股市的反应显示了投资者对于富士康加薪的担忧,面对人力成本的急升,投资者很可能用脚投票。从长远来讲,这可能并不利于劳动者提高待遇。
政府想提高劳动者待遇,直接就想让工人向老板伸手要,可曾想到,中国的这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本身就利润极薄,这些年一直在为生存挣扎,大多数已经榨不出什么油水来了。
根据5月14日东莞市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结果的公告显示,东莞制造业销售利润率仅2.49%。将加薪的压力放到这些老板身上,很可能是搞错了方向,最终还可能搞杂了经济。
在这方面,南非经济在过去十几年的惨痛教训可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
1994年,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在国有化等政治力量的作用下,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被强行推高。结果适得其反,由于企业无力承担这部分成本,黑人不得不面对失业的窘境。在国际社会解除了贸易封锁的大好形势之下,南非的制造业投资者们反而纷纷撤资,南非最引以为豪的加工制造部门,在80年代中期吸纳了12%的就业人口,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下降到7%。
南非种族关系学院200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南非住窝棚的人数由1994年的不到100万上升至2006年的140万,日均消费费用不足1美元的人数由200万上升到400万。失业率达40%,贫困人口占总人口43%。行政力量主导的加工资,并没有给工人带来好运。
要加薪先减税
1914年1月12日,亨利·福特宣布,将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至每天5美元。也就是说,当时的普通工人可以用三个多月的工资买到一辆福特T型车。而近百年之后的今天,广州本田的工人,不吃不喝要7年的工资才能买到一辆最便宜的广本轿车。
劳动者的工资当然该涨!长期过低的工资也使得中国经济机构严重失衡,内需低迷,增长乏力。民营中小企业普遍困难,使劲逼小老板们只能是逼企业关门。那么,加薪的钱从哪里出?加税能使劳动者分到更多吗?
我并不反对在中国新增房产税、消费税、遗产税等针对高收入阶层的税种,况且这些税种迟早都会引入中国。但我们在新增税收的同时,必须大规模减税。中小企业和普通劳动者承担的税赋过重,是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的重要原因。
《福布斯》杂志四月份推出其最新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大陆排名全球第二。另外,根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估算,如果算上收费罚没、土地出让金、探矿权和矿产开采权拍卖和出让、社保费、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彩票发行等方面的收入,中国的实际税负已经超过了30%。
另外,中国的中低收入者承担的税赋过重,而其他国家主要由富人来支撑税收。
很多人以为,我们平时只缴纳个人所得税。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或许与中国的税收方式有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流转税被分化到商品生产、流通、销售等各个环节中,因为是间接缴纳,所以往往被纳税人忽略掉。比如,你去餐馆吃饭,营业额的5%是营业税;吃肉,里面有13%增值税和屠宰税;涉及到运输的,运输企业有3%的营业税;即使你坐在家中喝一口自来水,也隐含着6%的增值税。大大小小的商品,只要消费,不论穷人富人,都要交税。
而我们看中国香港,中低收入者所缴的税极低。占工作人口15%的高收入者缴纳了所得税的95%,利得税方面,占企业总数1%的大企业缴纳了60%的利得税,使得中小企业税赋很低。香港普通工作人口交税很少,差不多只占个人所得的5%—6%,而且没有其消费税。
据6月22日的最新消息,广东省正计划向中央申请个税标准浮动机制,并建议深圳个税起征点提高至3500元。希望此举能真正落实,要增加劳动者收入,这样的减税才是正道。
加税调节收入
恐是新一轮“国进民退”
就在一周前,英国《金融时报》发布全球五百强企业排名,中石油首次登顶,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这一新闻要是放到5年前,可能很多国人会为之欢呼,将其视之为我中华崛起的一个标志。但此次登顶的中石油却有些“灰溜溜”,公众不但没叫好,甚至出现了众口皆呸的景象。
何以至此?原因恐怕在于,这些年的公众从事实中开始醒悟,政府和一些国字头企业的强大并不等于国家的强大,更不等于民众福利的增加。相反,政府和相关企业的权力过大,反而会与民争利,压制民营经济的生长。
掌握过多权力的机构和企业占有的社会财富过多,是造成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务院参事任玉玲曾在两会上指出,从1978-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现在,我们的行政管理费用已经占据了财政收入的20%以上,远远远远高于其他国家6%的平均值。
政府机构过于膨胀,垄断企业也收入过高。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很显然,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权力过大,很多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并不完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政府部门,直接导致了市场价格的扭曲和行业暴利。
要纠正这种收入分配的失衡,理应是将这些垄断的领域推向市场,政府权力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改变经济领域政府权力过大的局面。而绝不是用加税的手段,用一个更大的政府去解决大政府的问题,否则,此次税收改革,将有可能掀起新一轮的“国进民退”,最终自然会使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