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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迟子建的写作背景
迟子建，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黑龙江漠河北极村，原籍山东，小名迎灯。1984年于大兴安岭师范学院毕业，1987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作家研究生班进修，同期的还有方方、苏童、徐坤等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副主席。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目前获得的奖项有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励，已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等。她是新时期以后崭露头角的女作家，但学界对于她的关注明显要少于与其同时代的作家。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作家本人“躲避”潮流的秉性，另一方面是其作品特点所致。
出身环境对一个人的一生都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作家尤其如此。迟子建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一直是多民族混居的情形，从古至今有100多个民族在这里生存繁衍。迟子建经常可见的民族就有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朝鲜族、俄罗斯族等民族，在这些民族之中迟子建尤其羡慕那些在山间林地之下生活的马背上的民族。她向往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模式。因此在这种“多元文化场”的滋润下，她的文学作品更为深刻的显示了作为具有明显地域特性的作家应有的特色。“在中外文化史上，凡是那些卓越有成就的作家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情有独钟的土地，这块土地不仅养育了他们，而且给了他们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和素材，并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成就与风貌。”迟子建的作品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体现了东北地区多民族共同居住，多种文化共存的生存状态。
二、迟子建的文学立场
在界定迟子建的独特性时不得不将其放在一个相对阔大的文学环境中去比较，于是笔者选择了与她同时代的作家们作为参照项。上世纪80年代是迟子建在文坛初露锋芒的时代，在那一时代已有很多成名或者和她同期的作家共同形成了文坛的繁荣。余华、苏童、莫言、池莉、方方、铁凝、刘索拉等等作家都是迟子建的同龄人或者可以算作同时代同地位的作家，但是在这些或者熟悉或者陌生的作家们中，我们很难将迟子建放入哪一个分类。她无论在哪一个角度迟子建都坚持了自己的写作立场和选择：书写黑土地的美好与衰败，表述属于民间的疾苦与小幸福。东北作家们都是带有极大“民间”色彩的作家，他们以融入人群的方式，体味城市乡村底层民众的生活真相。用平实的语调和真实的视角讲述属于东北民众自己的生活傳奇。东北特殊的地域形态造就了特殊的东北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都粗犷、豪迈、奔放而又风趣。[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迟子建更加坚定地继承和发扬了东北作家自发的写作特质。与她同时代的作家大都是在寻根、反思文学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其中很多人都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文坛的中流砥柱，成为文学研究者们竞相研究的对象，也有很多人作家的作品被载入文学史，而迟子建与广为人知的被赋予“成功”光环之下的作家们就显得低调很多。
她是一个特别坚持自己写作立场的作家。她始终以“东北人”“农村人”这种身份认知进行写作，坚持叙写发生在这片黑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农民们的生活，用温和的目光直面于城市里的小市民，用淡淡清隽的文字展示东北人民的本真人生。而和她同时代进入文坛的许多作家则不尽然。许多当年被归入“先锋文学”的作家：苏童、余华、马原就以种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展现他们笔下的世界。马原是个东北人却以陌生的口吻讲述一个又一个被称为“叙事圈套”的故事；苏童沉溺在江南旖旎的风情中融合进民国时代的尘封生活；余华则愈走愈远，以暴力写死亡充满零度情感的黑色小说冲击读者们脆弱的神经与认知经验。和这些作家们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迟子建格外青睐以中短篇小说的形式作为自己文字的载体，大异于其他作家，以短小的文字写最直接的感受是迟子建的特点。
作为一名女作家，迟子建与同时期、同性别的作家相比，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用自己的方式浅吟低唱，写自己的文字远离她的那些女性同伴们。
从两性观念来看，迟子建是迥然异于其他女性作家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坛女战士们逐渐以“女性”为武器去抗击男性话语主体，抢夺话语权。迟子建则不同，她明确的以一个东北女人身份来讲述故事，既不对女性身体作媚俗般的描写也不对男性发起反抗式的攻击，用一个平常可见的女人身份缓慢讲述身边的事件，平淡安稳。在迟子建心中的两性观是阴阳调和的两性观，用“传统”一词概括并不为过。在全世界女权运动都进行的轰轰烈烈之时，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学者、作家们莫不以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为豪，都在为男性压制的现象慷慨陈词，迟子建仍然坚持以“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两性观面对这个世界。
除了两性观，还应该提到迟子建数十年不变的现实主义传统写作方法。她很少使用先锋写作方法，没有女性主义的观点渗透其中，没有历史的宏大叙事，没有文革的悲伤反思，更没有对人性的深深失望的冷酷惨烈，在她的作品里只有平凡世界的小人物小事件，将亲情、爱情、友情身边的琐事写进自己的作品中。
她以下层民众的生活作为表现主体[ ]，从未想过居高临下，也不会用所谓精英视角去俯瞰这些辛苦劳作的乡亲们。她不会针对什么人什么事，在迟子建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见她的中为普通人的悲苦流下的泪水，可以感受到她为这些底层人民的生活的感慨和忧伤。多年来评论界对于迟子建坚持写作东北人民的小生活和琐事颇有微词，但迟子建一直在东北坚持自己的底层民众代表的立场不变，执着地描绘他们的真实生活。
迟子建，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黑龙江漠河北极村，原籍山东，小名迎灯。1984年于大兴安岭师范学院毕业，1987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作家研究生班进修，同期的还有方方、苏童、徐坤等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副主席。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目前获得的奖项有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励，已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等。她是新时期以后崭露头角的女作家，但学界对于她的关注明显要少于与其同时代的作家。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作家本人“躲避”潮流的秉性，另一方面是其作品特点所致。
出身环境对一个人的一生都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作家尤其如此。迟子建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一直是多民族混居的情形，从古至今有100多个民族在这里生存繁衍。迟子建经常可见的民族就有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朝鲜族、俄罗斯族等民族，在这些民族之中迟子建尤其羡慕那些在山间林地之下生活的马背上的民族。她向往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模式。因此在这种“多元文化场”的滋润下，她的文学作品更为深刻的显示了作为具有明显地域特性的作家应有的特色。“在中外文化史上，凡是那些卓越有成就的作家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情有独钟的土地，这块土地不仅养育了他们，而且给了他们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和素材，并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成就与风貌。”迟子建的作品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体现了东北地区多民族共同居住，多种文化共存的生存状态。
二、迟子建的文学立场
在界定迟子建的独特性时不得不将其放在一个相对阔大的文学环境中去比较，于是笔者选择了与她同时代的作家们作为参照项。上世纪80年代是迟子建在文坛初露锋芒的时代，在那一时代已有很多成名或者和她同期的作家共同形成了文坛的繁荣。余华、苏童、莫言、池莉、方方、铁凝、刘索拉等等作家都是迟子建的同龄人或者可以算作同时代同地位的作家，但是在这些或者熟悉或者陌生的作家们中，我们很难将迟子建放入哪一个分类。她无论在哪一个角度迟子建都坚持了自己的写作立场和选择：书写黑土地的美好与衰败，表述属于民间的疾苦与小幸福。东北作家们都是带有极大“民间”色彩的作家，他们以融入人群的方式，体味城市乡村底层民众的生活真相。用平实的语调和真实的视角讲述属于东北民众自己的生活傳奇。东北特殊的地域形态造就了特殊的东北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都粗犷、豪迈、奔放而又风趣。[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迟子建更加坚定地继承和发扬了东北作家自发的写作特质。与她同时代的作家大都是在寻根、反思文学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其中很多人都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文坛的中流砥柱，成为文学研究者们竞相研究的对象，也有很多人作家的作品被载入文学史，而迟子建与广为人知的被赋予“成功”光环之下的作家们就显得低调很多。
她是一个特别坚持自己写作立场的作家。她始终以“东北人”“农村人”这种身份认知进行写作，坚持叙写发生在这片黑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农民们的生活，用温和的目光直面于城市里的小市民，用淡淡清隽的文字展示东北人民的本真人生。而和她同时代进入文坛的许多作家则不尽然。许多当年被归入“先锋文学”的作家：苏童、余华、马原就以种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展现他们笔下的世界。马原是个东北人却以陌生的口吻讲述一个又一个被称为“叙事圈套”的故事；苏童沉溺在江南旖旎的风情中融合进民国时代的尘封生活；余华则愈走愈远，以暴力写死亡充满零度情感的黑色小说冲击读者们脆弱的神经与认知经验。和这些作家们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迟子建格外青睐以中短篇小说的形式作为自己文字的载体，大异于其他作家，以短小的文字写最直接的感受是迟子建的特点。
作为一名女作家，迟子建与同时期、同性别的作家相比，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用自己的方式浅吟低唱，写自己的文字远离她的那些女性同伴们。
从两性观念来看，迟子建是迥然异于其他女性作家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坛女战士们逐渐以“女性”为武器去抗击男性话语主体，抢夺话语权。迟子建则不同，她明确的以一个东北女人身份来讲述故事，既不对女性身体作媚俗般的描写也不对男性发起反抗式的攻击，用一个平常可见的女人身份缓慢讲述身边的事件，平淡安稳。在迟子建心中的两性观是阴阳调和的两性观，用“传统”一词概括并不为过。在全世界女权运动都进行的轰轰烈烈之时，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学者、作家们莫不以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为豪，都在为男性压制的现象慷慨陈词，迟子建仍然坚持以“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两性观面对这个世界。
除了两性观，还应该提到迟子建数十年不变的现实主义传统写作方法。她很少使用先锋写作方法，没有女性主义的观点渗透其中，没有历史的宏大叙事，没有文革的悲伤反思，更没有对人性的深深失望的冷酷惨烈，在她的作品里只有平凡世界的小人物小事件，将亲情、爱情、友情身边的琐事写进自己的作品中。
她以下层民众的生活作为表现主体[ ]，从未想过居高临下，也不会用所谓精英视角去俯瞰这些辛苦劳作的乡亲们。她不会针对什么人什么事，在迟子建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见她的中为普通人的悲苦流下的泪水，可以感受到她为这些底层人民的生活的感慨和忧伤。多年来评论界对于迟子建坚持写作东北人民的小生活和琐事颇有微词，但迟子建一直在东北坚持自己的底层民众代表的立场不变，执着地描绘他们的真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