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这首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红极一时，歌词的内容使我想起生产队里开大会的情景。
　　 那年代，生产队经常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开会时间一般在农闲时间或晚上，会场设在村东粉坊大院。三队长是个大嗓门，开会时他一敲钟，再吼上一嗓子：“全体社员注意了——都到大院嘞开会了——”随后，关门声、锁门声、说话声、鸡鸣犬吠声，汇成一曲美妙的乡村奏鸣曲。
　　 大街上，穿着黑粗布棉衣、裹着白头巾的老翁走出来，嘴里叼着旱烟袋，有揣着手的、有背着手的、有拄着拐杖的;挽着圆头发髻的老太太，一手抻着棉袄大襟，一手掂着小板凳，小脚一拧一拧，脚刚迈出门槛，头早已探出胡同;喂奶的女人敞着衣襟，孩子叼着奶头，小腿乱踢乱蹬，后边的男人追上来，拽拽孩子的脚，捏捏孩子的脸;几个早早进入会场的年轻人，斜躺在草垛上，嘴里嚼根草棒，目光寻觅着进场的大姑娘小媳妇。姑娘们进场后，找个干净的地方，小手巾往地下一铺，矜持地坐下来，边纳鞋底，边用眼睛的余光瞄一下草垛上心仪的小伙子。
　　 社员们陆陆续续都来了，懒懒散散地找个座位坐下来，不一会儿，门槛上、土堆上、石台上，到处是人。还不到开会的时间，会场闹哄哄的，有的聊私语、有的拉家常、有的讲粗话，不时发出哄笑声。
　　 队长往中间一站，干咳两声，会场立刻静下来，社员们个个伸长脖子，眼睛有多大能瞪多大，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话。那时候的队长都没啥文化，讲话拉拉杂杂，说着说着忘了词儿，就把前边的话再说回来，想起来了再补上去，或用“这一个嘞”“那一个嘞”“也就诶说嘞”等口头语来填补尴尬，每逢此时，就有人小声嘀咕：“石蛋哭爹，找不着调儿了。”村子里有个孩子叫石蛋，他爹死了，出殡时他仰着头就是不哭，二爷问他为啥不哭，他说找不着调儿了。二爷“啪、啪”两巴掌解决了问题。这件事成了人们日后的经典谈资。
　　 那年月运动多，诸如斗私批修、批判黑五类、忆苦思甜等大会不定时开，但一年一度的评工分大会，固定开在初春农闲时。我记得社员们被集中到大院以后，分成几个小组，由小组长牵头提名定分。其实，那是一眼高一眼低的事，掺杂很多不公平因素，但乡亲们碍于情面，谁也不愿直截了当提出来，街里街坊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怕闹翻了脸不好看，只是会后回到家给自家人嘟囔嘟囔，那些淳朴的乡亲们哪。
　　 岁月变化，生产队里开大会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而那人、那景、那情，都成为我心灵深处一抹挥之不去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