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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傅兰雅肯定基督宗教在道德伦理功能上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基督宗教可以教化人,其基督宗教的伦理观直接来源于其基督宗教的信仰与自己在中国的践行,该观点与其在中国的践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伦理观的直接性、全球性、整体性的历史意义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作用。梳理其宗教信仰与宗教伦理观有益于加深对他的宗教思想的了解与认识,这也是研究傅兰雅不可或缺的一方面。
【关键词】傅兰雅 基督宗教 伦理观 道德复兴
【中图分类号】G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8-0237-02
傅兰雅是思想家、教育家与知名的翻译家。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他为中国做出了贡献,他对中国人民思想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本文试图通过探讨他的基督宗教道德伦理的相关观点,挖掘他的观点在今天的“全球伦理”的范式下的现实意义。他关爱中国人,踏踏实实地经历着那个时代,在今天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启示。
1 傅兰雅其人
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注中国进步崛起的名人志士,备受中国人民的爱戴与尊重。
在洋务运动期间,大量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传教,同时传播西学,掀起了西学东渐的浪潮。傅兰雅因深受“到中国传教”这一热潮的感染,从英国来到了中国,他一心想成为专职传教士,认为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并让人清楚明了地理解《圣经》文本是他的职责,也是他来中国的目的,但他的差会并没有赋予他这种权力,认为他的传教方式太过世俗化。因此,他藉自己当时在中国生活学习的经验及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在传播西学的探索中,找到了真正能益于中国的事工道路,即把西书翻译成汉语,这样他便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与普及教育上有所作为,清末热爱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人,大都读过他翻译或编写过的书籍与期刊。傅兰雅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作28年(1868-1896),一生约翻译了129种著作,其中57种译著属自然科学,48种译著属应用科学,14种译著属海陆军国防科学,10种译著属社会历史科学;1896年,他离开中国到美国任加利福尼亚大学路易斯· 阿加西斯东方语言文学教授职位,此后14年,继续为中国翻译著作。他参与创办并筹建格致汇编、格致书院和格致书室。
2 傅兰雅的基督宗教伦理观及其应用
在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是可以分开来使用的词,到了近代,“伦理”与“道德”才成为固定的和基本的伦理学概念。在当代中国的伦理学研究中,有的学者将“道德”这个概念用于个体主观方面,而“伦理”这一概念用于社会客观方面,一般讲“社会伦理关系”和“个人道德”,而非反之。在讨论问题时,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不加区别的,伦理学讨论的就是道德问题,是关于道德的起源、发展、人的行为准则和人与人之间的义务的学说。在全球伦理的范式下探讨傅兰雅的基督宗教伦理观及其与中国道德复兴的关系,离不开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与思想背景。本文探讨的傅兰雅的基督宗教伦理观是指普遍意义上的基督宗教伦理的道德教化功能,即道德的作用,道德的作用是让人有道德,规范人的行为,使其行为对社会有积极的影响。基督宗教的道德伦理,不仅包括世俗性的道德观念,也有着与世俗道德相区别的基督徒自身的非世俗道德价值与规范,如基督宗教的圣爱观,有爱人如己、爱邻人的世俗表现,也有信、望、爱三种神性的品质。
傅兰雅为中国的近代的科技启蒙呕心沥血二三十年,一直支持中国的民族独立。他与当时大多数传教士对传播西学与西教的态度与行为方式大相径庭,却也与当时所有的来华西方传教士一样认为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傅兰雅深知当时中国人需要的是西学,而非西教,但他认为基督宗教的道德伦理功能是中国走向富强不可或缺的,他的观点发表在1896年1月的《教务杂志》上,代表他的这一基督宗教伦理观的文章题目为“1896年教育展望”(The Educational Outlook for 1896),部分内容如下:现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及宗教和政府的形式,早已在天平秤上显出了非常的不足。怎样把中国从目前日本的魔爪和可以预见的西方列强的支配中拯救出来,已经开始成为人们急切要解决的问题。外国的武器,外国的操练,外国的兵舰都已试用过了,可是都没有用处,因为没有现成的合适的人员来使用它们。这种人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他们必须先接受训练和进行教育。……简而言之,中国已从长期沉睡中苏醒过来,可是她发现自己正被迅速地冲向一个大瀑布,除非用最大的努力、毫不迟疑地拯救她自己,否则就一定会不可避免地遭到灭顶之祸……不难看出,中国最大的需要,是道德的或精神的复兴,智力的复兴次之。只有智力的开发而不伴随道德的或精神的成就,决不能满足中国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帮她从容地应付目前的危急。正因为如此,基督教传教士的教育和训练工作,就成了不可缺少的因素。中国没有基督教是不行的,她也不能把基督教拒之门外。基督教必须胜利。中国如要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要求摆脱压迫者的压迫而获得自由,那就必须把智力培养和基督教结合起来。
这是傅兰雅离开中国前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他对中国而言,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这双重角色使他能忧中国人之所忧,喜中国人之所喜。而中国对他而言,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了他所全身心投入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与“先进和优越”的西学当时都没有让中国富强。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每一位中国人的失败,败给了智力、败给了社会进步、也败给了人性的自私与不道德。于是傅兰雅才会无奈地说:“外国的武器,外国的操练,外国的兵舰都已试用过了,可是都没有用处”。据某些学者对当时的战况的分析,并不是当时中国的武器比日本人的差,而是官兵战时的心理素质太差,有的吓得直哆嗦。知名翻译家严复对甲午战争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有下列看法,归纳为:自大轻敌,“将不素讲,士不素练,器不素储”,李鸿章用人不当,中国将帅大多不学无术,缺乏指挥近代战争所必需的科学知识,打败了,不找正面原因,反尔猜测西方列强帮助日本,怀疑自己的人叛变。整个国防力量之所以素质如此低劣是因为中国士大夫心术邪恶,为了一己之私,无法面对残酷的现实,顽固不化,是自己灭自己,还不知道是走向灭亡。在“中体西用”的谬论下,洋务运动只是摹仿了坚船利炮,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西方的船政、制造、海军、路矿等,在西方是国富民强的根基,而在中国却不可思议地败了,是因为当时的头号海军北洋水师,没有学西方海军的战略战术,请来了德国教习却不知怎样用人,不在军舰上操练,却改设武备学堂做些“旱鸭子”工夫,终未见练出兵将来。思想僵化。当时,中国人信循环复古,封建君王自私自利,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与统治地位,对人民长期实行武力高压,禁欲主义与愚民政策导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封建专制是社会积弊的源头。人民长期生活在霸道高压的体制下,没有思想,愚昧无知,奴性十足。国民素质差。尚古贱近,因循守旧,安于现状,明哲保身,民气柔弱,胆小怕事,心态不端,缺乏自信,虚骄自大,盲目排外,心胸狭窄,嫉妒成性,相互欺骗,不讲信用,自私自利,勾心斗角,损人利己,难于合作,人心涣散,缺乏爱国心、责任感。“甲午之办海防也,水底碰雷与花弹子有以铁滓沙泥代充火药者。”官员坐视国家安危于不顾,甚至在水雷与开花弹子中以铁滓沙泥代充火药,严重影响甲午战局,性质之恶劣令人发指。严复的洞见与傅兰雅的担忧相合,即中国要伟大富强需要道德上的复兴。而道德的复兴在傅兰雅看来需要借助基督教。
傅兰雅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深研《圣经》,知道“爱人如己”。在傅兰雅的眼里,中国之所以被侵略、倍受苦难的煎熬,所有的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道德原因,是道德败坏造成的。他能为当时积弱不振,灾难深重的中国开这个“药方”源于他对基督宗教在道德伦理功能上的认同,他和当时所有的寓华传教士一样,皆认为必须把“智力培养与基督教结合起来”,他甚至确认这是中国走向富强、民族独立的唯一的方法。“宗教救国”的方法在当时影响很大,甚至,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皆曾要立“孔教”为“国教”以教化民众。
傅兰雅对中国道德伦理的关注源于他对中国长期的观察,他在中国三、四十年的生活使他发现中国当时最大的三个问题是鸦片、八股文与女子缠足。他认为鸦片与缠足摧残人们的身心健康,八股文使人僵化、教条、保守、愚昧而自高自大。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有这些恶习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中国人不信仰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可以激励人心,振奋精神,团结国民。从道德层面上看,这就是他的基督宗教伦理观,他的伦理观并非自成思想体系,但却表现在其基督教信仰的践行中。傅兰雅认为“中国需要道德的复兴”,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这是他的基督宗教伦理观的最具体的体现。由此可见,傅兰雅在基督宗教道德伦理功能上的观点来源于他的基督教信仰。
3 中国需要道德复兴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在傅兰雅所处的时代,其“中国需要道德复兴”的意义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其一,直接作用,基督宗教的伦理观是指积极层面上的道德功能,它有助于社会公德的培养,中国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当时主流社会里没有这样的价值观,基督宗教的伦理观还没有形成气候,当时的基督宗教还没有本土化,基督教被视为“洋教”。 中国之所以需要基督宗教伦理观层面上的道德复兴是因为列强入侵,旧有的道德伦理随着国家政权被打的一败涂地,而整个中华民族正处在危难之中,中国传统的伦理哲学在世界面前抬不起头来,没有合适的途径表达道德伦理上的诉求。其二,间接作用,中国之所以需要道德复兴在傅兰雅看来,其一为教化作用,伦理观积极层面上的道德功能,可以提高国民素质,养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使国民有社会责任感,爱人如己,推动社会风气的改良;其二为辅助作用,对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起积极的精神导向作用。其三,整体性作用,基督宗教是全球性的宗教,它的信徒因之要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传教,傅兰雅也因之来到了中国,他没有直接传教,但却将近代科学启蒙的火种撒在了中国大地。这是他个人的基督教救中国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国需要道德复兴的具体要求。
傅兰雅精研中西文化。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方式是通过大量的译著启发民智,并普及社会科技知识,重视道德教化,视《圣经》为生活指南,有坚实的基督教教育思想。确认基督宗教道德伦理功能上的教化作用。他是饱学之士,对社会的贡献也是有口皆碑的。他在中国的社会变革中,推动了社会风俗的改良,他以格致汇编、格致书院和格致书室“三位一体”的形式为中国近代的教育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他有高屋建瓴的认识,认为国家富强要靠公民素质的提升,他希望中国能独立,国家能自制,但感到人才缺乏,从上到下,大到君主,小到平民百姓,因此,他鼓励民众要自强不息。当时中国落后,他认为是整体落后,不仅仅是一个帝王、一支部队、一个大臣的无能,而且是整个民族没有活力与朝气,社会腐败,没有正义与价值观,即使有也没有在社会上形成气候,自私成性。当时,中国之所以落后是落后在人没有教化上,也落后在自高自大上。他认为,只有道德的复兴,人们才能够清醒地知道刻苦努力钻研国家富强之道,有思想有能力的人出现时,他们就会研究中国,也了解列强,能够提出中肯的建议与方法并投身到自强运动中,立言也厉行,把中国推进世界文明的轨道上去,中国才不会落后。
中国需要道德复兴这是不会错的,在任何时代都不会错。在基督宗教道德伦理层面上,在宗教信仰的层面上如此,在讲“全球伦理”的今天,全世界普遍重视伦理的社会功能,仍然有其积极的社会伦理上的作用。在中国,道德或精神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端,科教兴国,智力与精神并行,不分主次,只有这样,我们的祖国才能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为全人类的文明建设奉献自己的一己之力,宏扬中华民族博大宽广的仁爱精神。中国需要道德复兴的现实意义远不止这些,“时间隧道”里的傅兰雅仍然可以为中国新时代的“道德复兴”呐喊助威,而不仅仅是在基督宗教伦理道德层面上。
4 结论
用全球伦理的范式梳理傅兰雅的宗教信仰与宗教观,厘清他在宗教信仰与观点上的取向有利于我们对他在基督宗教道德伦理功能上的积极作用的理解,他认为基督宗教道德伦理在功能上对人有教化作用,他认为基督教可以救中国,中国需要道德上的复兴。他的观点来自于他的信仰及在中国的践行,是直接性的,全球性的,也是整体性的。中国的基督教本土化历程充满艰辛,迄今,中国需要道德的复兴对我们仍然有要求、有启示。
参考文献
[1] 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2] 特洛尔奇著,朱雁冰,李承言,刘宗坤译.基督教理论与现代.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3] 圣经.新标准修订版,简化字和合本,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年.
[4] 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 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4月.
[5]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6] 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1版.
[7] 皮后锋.严复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关键词】傅兰雅 基督宗教 伦理观 道德复兴
【中图分类号】G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8-0237-02
傅兰雅是思想家、教育家与知名的翻译家。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他为中国做出了贡献,他对中国人民思想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本文试图通过探讨他的基督宗教道德伦理的相关观点,挖掘他的观点在今天的“全球伦理”的范式下的现实意义。他关爱中国人,踏踏实实地经历着那个时代,在今天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启示。
1 傅兰雅其人
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注中国进步崛起的名人志士,备受中国人民的爱戴与尊重。
在洋务运动期间,大量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传教,同时传播西学,掀起了西学东渐的浪潮。傅兰雅因深受“到中国传教”这一热潮的感染,从英国来到了中国,他一心想成为专职传教士,认为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并让人清楚明了地理解《圣经》文本是他的职责,也是他来中国的目的,但他的差会并没有赋予他这种权力,认为他的传教方式太过世俗化。因此,他藉自己当时在中国生活学习的经验及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在传播西学的探索中,找到了真正能益于中国的事工道路,即把西书翻译成汉语,这样他便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与普及教育上有所作为,清末热爱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人,大都读过他翻译或编写过的书籍与期刊。傅兰雅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作28年(1868-1896),一生约翻译了129种著作,其中57种译著属自然科学,48种译著属应用科学,14种译著属海陆军国防科学,10种译著属社会历史科学;1896年,他离开中国到美国任加利福尼亚大学路易斯· 阿加西斯东方语言文学教授职位,此后14年,继续为中国翻译著作。他参与创办并筹建格致汇编、格致书院和格致书室。
2 傅兰雅的基督宗教伦理观及其应用
在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是可以分开来使用的词,到了近代,“伦理”与“道德”才成为固定的和基本的伦理学概念。在当代中国的伦理学研究中,有的学者将“道德”这个概念用于个体主观方面,而“伦理”这一概念用于社会客观方面,一般讲“社会伦理关系”和“个人道德”,而非反之。在讨论问题时,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不加区别的,伦理学讨论的就是道德问题,是关于道德的起源、发展、人的行为准则和人与人之间的义务的学说。在全球伦理的范式下探讨傅兰雅的基督宗教伦理观及其与中国道德复兴的关系,离不开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与思想背景。本文探讨的傅兰雅的基督宗教伦理观是指普遍意义上的基督宗教伦理的道德教化功能,即道德的作用,道德的作用是让人有道德,规范人的行为,使其行为对社会有积极的影响。基督宗教的道德伦理,不仅包括世俗性的道德观念,也有着与世俗道德相区别的基督徒自身的非世俗道德价值与规范,如基督宗教的圣爱观,有爱人如己、爱邻人的世俗表现,也有信、望、爱三种神性的品质。
傅兰雅为中国的近代的科技启蒙呕心沥血二三十年,一直支持中国的民族独立。他与当时大多数传教士对传播西学与西教的态度与行为方式大相径庭,却也与当时所有的来华西方传教士一样认为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傅兰雅深知当时中国人需要的是西学,而非西教,但他认为基督宗教的道德伦理功能是中国走向富强不可或缺的,他的观点发表在1896年1月的《教务杂志》上,代表他的这一基督宗教伦理观的文章题目为“1896年教育展望”(The Educational Outlook for 1896),部分内容如下:现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及宗教和政府的形式,早已在天平秤上显出了非常的不足。怎样把中国从目前日本的魔爪和可以预见的西方列强的支配中拯救出来,已经开始成为人们急切要解决的问题。外国的武器,外国的操练,外国的兵舰都已试用过了,可是都没有用处,因为没有现成的合适的人员来使用它们。这种人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他们必须先接受训练和进行教育。……简而言之,中国已从长期沉睡中苏醒过来,可是她发现自己正被迅速地冲向一个大瀑布,除非用最大的努力、毫不迟疑地拯救她自己,否则就一定会不可避免地遭到灭顶之祸……不难看出,中国最大的需要,是道德的或精神的复兴,智力的复兴次之。只有智力的开发而不伴随道德的或精神的成就,决不能满足中国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帮她从容地应付目前的危急。正因为如此,基督教传教士的教育和训练工作,就成了不可缺少的因素。中国没有基督教是不行的,她也不能把基督教拒之门外。基督教必须胜利。中国如要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要求摆脱压迫者的压迫而获得自由,那就必须把智力培养和基督教结合起来。
这是傅兰雅离开中国前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他对中国而言,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这双重角色使他能忧中国人之所忧,喜中国人之所喜。而中国对他而言,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了他所全身心投入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与“先进和优越”的西学当时都没有让中国富强。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每一位中国人的失败,败给了智力、败给了社会进步、也败给了人性的自私与不道德。于是傅兰雅才会无奈地说:“外国的武器,外国的操练,外国的兵舰都已试用过了,可是都没有用处”。据某些学者对当时的战况的分析,并不是当时中国的武器比日本人的差,而是官兵战时的心理素质太差,有的吓得直哆嗦。知名翻译家严复对甲午战争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有下列看法,归纳为:自大轻敌,“将不素讲,士不素练,器不素储”,李鸿章用人不当,中国将帅大多不学无术,缺乏指挥近代战争所必需的科学知识,打败了,不找正面原因,反尔猜测西方列强帮助日本,怀疑自己的人叛变。整个国防力量之所以素质如此低劣是因为中国士大夫心术邪恶,为了一己之私,无法面对残酷的现实,顽固不化,是自己灭自己,还不知道是走向灭亡。在“中体西用”的谬论下,洋务运动只是摹仿了坚船利炮,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西方的船政、制造、海军、路矿等,在西方是国富民强的根基,而在中国却不可思议地败了,是因为当时的头号海军北洋水师,没有学西方海军的战略战术,请来了德国教习却不知怎样用人,不在军舰上操练,却改设武备学堂做些“旱鸭子”工夫,终未见练出兵将来。思想僵化。当时,中国人信循环复古,封建君王自私自利,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与统治地位,对人民长期实行武力高压,禁欲主义与愚民政策导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封建专制是社会积弊的源头。人民长期生活在霸道高压的体制下,没有思想,愚昧无知,奴性十足。国民素质差。尚古贱近,因循守旧,安于现状,明哲保身,民气柔弱,胆小怕事,心态不端,缺乏自信,虚骄自大,盲目排外,心胸狭窄,嫉妒成性,相互欺骗,不讲信用,自私自利,勾心斗角,损人利己,难于合作,人心涣散,缺乏爱国心、责任感。“甲午之办海防也,水底碰雷与花弹子有以铁滓沙泥代充火药者。”官员坐视国家安危于不顾,甚至在水雷与开花弹子中以铁滓沙泥代充火药,严重影响甲午战局,性质之恶劣令人发指。严复的洞见与傅兰雅的担忧相合,即中国要伟大富强需要道德上的复兴。而道德的复兴在傅兰雅看来需要借助基督教。
傅兰雅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深研《圣经》,知道“爱人如己”。在傅兰雅的眼里,中国之所以被侵略、倍受苦难的煎熬,所有的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道德原因,是道德败坏造成的。他能为当时积弱不振,灾难深重的中国开这个“药方”源于他对基督宗教在道德伦理功能上的认同,他和当时所有的寓华传教士一样,皆认为必须把“智力培养与基督教结合起来”,他甚至确认这是中国走向富强、民族独立的唯一的方法。“宗教救国”的方法在当时影响很大,甚至,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皆曾要立“孔教”为“国教”以教化民众。
傅兰雅对中国道德伦理的关注源于他对中国长期的观察,他在中国三、四十年的生活使他发现中国当时最大的三个问题是鸦片、八股文与女子缠足。他认为鸦片与缠足摧残人们的身心健康,八股文使人僵化、教条、保守、愚昧而自高自大。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有这些恶习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中国人不信仰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可以激励人心,振奋精神,团结国民。从道德层面上看,这就是他的基督宗教伦理观,他的伦理观并非自成思想体系,但却表现在其基督教信仰的践行中。傅兰雅认为“中国需要道德的复兴”,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这是他的基督宗教伦理观的最具体的体现。由此可见,傅兰雅在基督宗教道德伦理功能上的观点来源于他的基督教信仰。
3 中国需要道德复兴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在傅兰雅所处的时代,其“中国需要道德复兴”的意义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其一,直接作用,基督宗教的伦理观是指积极层面上的道德功能,它有助于社会公德的培养,中国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当时主流社会里没有这样的价值观,基督宗教的伦理观还没有形成气候,当时的基督宗教还没有本土化,基督教被视为“洋教”。 中国之所以需要基督宗教伦理观层面上的道德复兴是因为列强入侵,旧有的道德伦理随着国家政权被打的一败涂地,而整个中华民族正处在危难之中,中国传统的伦理哲学在世界面前抬不起头来,没有合适的途径表达道德伦理上的诉求。其二,间接作用,中国之所以需要道德复兴在傅兰雅看来,其一为教化作用,伦理观积极层面上的道德功能,可以提高国民素质,养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使国民有社会责任感,爱人如己,推动社会风气的改良;其二为辅助作用,对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起积极的精神导向作用。其三,整体性作用,基督宗教是全球性的宗教,它的信徒因之要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传教,傅兰雅也因之来到了中国,他没有直接传教,但却将近代科学启蒙的火种撒在了中国大地。这是他个人的基督教救中国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国需要道德复兴的具体要求。
傅兰雅精研中西文化。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方式是通过大量的译著启发民智,并普及社会科技知识,重视道德教化,视《圣经》为生活指南,有坚实的基督教教育思想。确认基督宗教道德伦理功能上的教化作用。他是饱学之士,对社会的贡献也是有口皆碑的。他在中国的社会变革中,推动了社会风俗的改良,他以格致汇编、格致书院和格致书室“三位一体”的形式为中国近代的教育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他有高屋建瓴的认识,认为国家富强要靠公民素质的提升,他希望中国能独立,国家能自制,但感到人才缺乏,从上到下,大到君主,小到平民百姓,因此,他鼓励民众要自强不息。当时中国落后,他认为是整体落后,不仅仅是一个帝王、一支部队、一个大臣的无能,而且是整个民族没有活力与朝气,社会腐败,没有正义与价值观,即使有也没有在社会上形成气候,自私成性。当时,中国之所以落后是落后在人没有教化上,也落后在自高自大上。他认为,只有道德的复兴,人们才能够清醒地知道刻苦努力钻研国家富强之道,有思想有能力的人出现时,他们就会研究中国,也了解列强,能够提出中肯的建议与方法并投身到自强运动中,立言也厉行,把中国推进世界文明的轨道上去,中国才不会落后。
中国需要道德复兴这是不会错的,在任何时代都不会错。在基督宗教道德伦理层面上,在宗教信仰的层面上如此,在讲“全球伦理”的今天,全世界普遍重视伦理的社会功能,仍然有其积极的社会伦理上的作用。在中国,道德或精神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端,科教兴国,智力与精神并行,不分主次,只有这样,我们的祖国才能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为全人类的文明建设奉献自己的一己之力,宏扬中华民族博大宽广的仁爱精神。中国需要道德复兴的现实意义远不止这些,“时间隧道”里的傅兰雅仍然可以为中国新时代的“道德复兴”呐喊助威,而不仅仅是在基督宗教伦理道德层面上。
4 结论
用全球伦理的范式梳理傅兰雅的宗教信仰与宗教观,厘清他在宗教信仰与观点上的取向有利于我们对他在基督宗教道德伦理功能上的积极作用的理解,他认为基督宗教道德伦理在功能上对人有教化作用,他认为基督教可以救中国,中国需要道德上的复兴。他的观点来自于他的信仰及在中国的践行,是直接性的,全球性的,也是整体性的。中国的基督教本土化历程充满艰辛,迄今,中国需要道德的复兴对我们仍然有要求、有启示。
参考文献
[1] 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2] 特洛尔奇著,朱雁冰,李承言,刘宗坤译.基督教理论与现代.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3] 圣经.新标准修订版,简化字和合本,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年.
[4] 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 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4月.
[5]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6] 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1版.
[7] 皮后锋.严复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