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是双向的，不仅要走出去，还要回得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过去的数量经济依靠的是经济本能，今后的质量经济依靠的是专业精神。
　　在全球权力变迁的大时代中，中国怎样看待自身的能力增长以及对外部世界作出有效的回应，已经不仅是中国的发展问题，更是必须要负起的大国担当。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秩序观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的未来和走向。
　　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是否需要与时俱进、如何成功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开放的姿态走出去，本刊记者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

中国的世界秩序观

　　《南风窗》：随着中国日益“走出去”，不同国家之间的世界秩序观难免要发生碰撞，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碰撞，无论对国际社会，还是中国自身的未来成长都影响甚大。那么，中美共同建立一个不同于战后秩序的新机制是可能的吗？
　　郑永年：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个固定的世界秩序观，而是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当代中国所认同的世界秩序的主体就是联合国。在今天的世界大国中，很少像中国这样看重联合国。对中国来说，联合国是平等国家的联合体，应当体现民主原则和包容性。追求国际秩序的民主化，这是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这一认识现在仍然没有发生改变。
　　以联合国为主体的世界秩序是美国主导，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对美国来说，联合国、世界银行，这些都是她的工具。现在，联合国的某些方面已经不重要了，世界贸易组织也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美国才会去追求构建TPP和TTIP。反观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强调比美国更加积极。很多国际活动也在联合国构架内进行，包括联合国维和部队、核不扩散、气候环保等等重大问题领域。美国开始觉得战后秩序要变，但是除了联合国主体秩序之外，没有其他组织可以替代，所以开始寻找一个新的机制。美国对联合国和国际贸易组织等的兴趣似乎越来越小，而把重点转向联盟建设，包括军事战略同盟和经济战略同盟。
　　战后秩序已经发生了改变，美国和联合国的关系，美国对日本的态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中国是不是也应该考虑联合国之外的体制？要维持现有体制的话，这个体制应该发生哪些变化？这些都值得考虑。
　　中国要维持战后的体制，美国要改变战后的体制。两种世界秩序观是有分歧的，但我认为中美两国要共建一个世界秩序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就中美两国互动来看，未来世界秩序的发展有两个方向。第一是巩固现存的平台和现存的秩序，第二是建立新的国际平台和秩序。就第一种情形来说，美国不会容许中国脱离现存世界秩序，而中国本身也不会离开这个秩序，这表明中美两国仍然可以继续在现存世界秩序内部互动，或者合作，或者斗争，斗争中含有妥协，通过斗争达致合作。就第二种情形来说，中国和美国需要构建更多新的互动平台，共同来维持现存世界秩序甚至共同建设一个新秩序。
　　《南风窗》：就区域秩序来说，亚洲的安全秩序处在美国的主导之下，经济秩序由中国主导，在这样一种分割的状态下，中国能有哪些作为空间？
　　郑永年：对两个国家来说，这样的秩序安排都面临挑战。美国的秩序太强调安全，中国的秩序太强调经济。这两个秩序反映了中美两个国家对世界的不同理解、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哲学，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不过，美国强调以同盟为基础的安全秩序最近遇到了很大的挑战，这也是美国恐惧中国的地方。美国的这些盟友尽管在安全上还靠着美国，但是经济上跟中国越走越近。中国主导的秩序其实也面临问题，就是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怎么保证经济利益不受损害。
　　事实上，美国以安全为主导的区域秩序和中国以经济为主导的区域秩序，有很大的互补性，都需要另外一方。现在看来，两个秩序尽管有冲突，但是如果两个国家能找到共同利益的话，中美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就会前进一步。中国如何借助美国的安全秩序来维持自己的经济活动，美国如何借用中国的经济能力保证安全秩序的持续，怎么样把两个秩序整合起来，我认为有很多的合作空间。如果合作好的话，是一个非常可以持续的区域秩序。最低限度就要求美国不要恐惧中国经济能力的增长，中国也不要太恐惧美国的亚洲存在。

中国处在了一个关键时刻

　　《南风窗》：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构建成功决定了世界的走向，是不是正因如此，很多解读都把习近平最近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跟1979年的邓小平访美相提并论？
　　郑永年：把习近平访美和邓小平访美相提并论，我认为是因为中美关系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
　　1979年邓小平访美，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当时中国国内“文革”结束不久，全世界的华人对中国内部发展的方向忧心重重，而外部的背景是美苏关系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是国际关系的大局，中国站在哪一边，这是西方一直关心的问题。所以，1979年访美是邓小平对内政外交的一个布局。今天，以美国和西方的角度来说，中国也是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就是内部和外部往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我以前也说过，中国1949年以后，毛泽东30年，邓小平30年，现在习近平将考虑后面的30年。
　　邓小平访美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就是延续邓小平路线，韬光养晦，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不仅是对传统的共产主义国家开放，更重要的是对西方世界开放，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
　　而现在美国在观察中国，是不是仍然会延续原有的做法。因为站在西方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内政自十八大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推行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行动，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出台了很大的改革方案，加起来有500多条改革事项。西方世界一方面觉得三中全会确定的市场化改革和四中全会提出的法治（rule of law）是对的，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觉得中国某些方面的开放程度在降低。所以，他们对中国是不是延续改革开放，内政要怎么发展，是不是要改变过去的路线，其实是看不清楚，心里没有底的。 　　另一方面对国际社会的很多成员来说，中国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行为是承担区域责任，但美国不这么看。在最敏感的东海、南海问题上，中国完全是反应性的，但美国认为中国有能力了，要开始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所以，美国为代表的外部世界的一个判断是，中国与以往不同了。
　　《南风窗》：如你所说，今后一段时间，对中国而言，最大的外部环境是如何管理美国的相对衰落及和这种衰落有关的战略心理。一是要必须避免和美国的军事竞争和冲突，二是避免结盟战略。你认为中国能够在这两个方向上控制风险吗？
　　郑永年：我认为结盟是可以避免的，中国现在提的不是盟友，而是战略伙伴关系。结盟跟战略伙伴关系是不一样的，结盟是专门针对第三方的，比如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但战略伙伴关系是几个国家或者两个国家面临共同的问题，比如上合组织，大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反恐。
　　反而另外一点比较重要，就是和美国可能的军事冲突，这是两个大国必须面对的问题。比如在南海岛礁的问题上，美国的飞机巡航，这让两国发生冲突的风险增大。2001年发生撞机事件时，中国比较理性地处理了问题，但是现在发生的话会怎么样。此外，双方讨论的网络安全问题也日益重要。所以，怎么样避免外部的直接冲突引起军事冲突，规避风险这个很重要。
　　但我认为只有这个还不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是两个国家不要相互攻击。以前的苏联和美国也是这么做的，两个核武器国家互相对峙，两个国家的首脑也有热线。但除了预防冲突和制度化的沟通，还要营造一个很大的外部环境，包括经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美苏之间的冷战就是因为仅有核武器的威慑，而没有经济、社会和其他方面的沟通。所以，中美一定要建立远远超越最低限度的机制，更多发展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求同存异，求同更重要。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很大的，无论是区域发展还是世界的未来。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已经好几年了，尽管美国不像中国那么有信心，但有一点美国还是看到了，那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系，并不是美苏之间的关系，而是新的、复杂的关系，这一点双方之间是有共识的。

学习做大国

　　《南风窗》：你还曾经谈到中国还没有做好向外在世界做解释的心理准备，为什么会把原因归结为知识准备不充分。中国如何提升做大国的底气？
　　郑永年：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外在影响是自己没有估计到的。亚投行是一个例子，中国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会有那么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尤其是西方国家，其中有些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当然，美国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美国人因此把亚投行视为是中国撇开现存国际秩序而另起炉灶的企图。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亚投行和现存国际和区域秩序更多的是互补的，而非竞争的。如果一开始中国有充分的知识准备，和美国等国家的沟通会有效得多。
　　还有比如人民币汇率制度，中国只是调整2%，对外部世界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小国家，调整超过10%，别人都不会去注意。所以，到了这个阶段，中国要学做大国，就要有做大国的知识准备。
　　比如“一带一路”现在的定位似乎是一个经济项目，但其实“一带一路”可以发挥的政治经济意义非常大，无异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再平衡。但目前好像只是局限于做生意。这个也跟知识准备有关，知识不够，思维也就没法打开。一些官员自己没有想清楚怎么去做，别人也误解。到现在为止，除了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之外，似乎没有多大的动静，给人尤其海外的印象是，好像政府要走出去。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尽管有兴趣或者动力，但不知道如何参与进去、做什么、怎么做。
　　而且“一带一路”的内容过于单一，现在主要强调的是基础设施，尤其是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及其所需要的金融手段。但在现实国际政治中，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产生国家安全的考量，很多国家因此很难接受一个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另外，“一带一路”的很多国家，往往法治建设和社会政治秩序不健全，资本必须冒巨大的风险。正因如此，中国的企业还是倾向于在欧美寻找投资机会，要减少企业的风险担忧，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西方政府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中国可以学习。开放是双向的，不仅要走出去，还要回得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过去的数量经济依靠的是经济本能，今后的质量经济依靠的是专业精神。
　　《南风窗》：从中国国内发展来看，持续改革以及经济增长这两个最重要的动力都出现了变化，发展动力换档期的中国对外部世界会产生哪些影响？
　　郑永年：西方、美国对中国未来国内的发展担忧很多，大家都看到执政党的决心，但是同时也看到每一项改革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内部的任何一项改革，都会产生很大的外部影响，大国的内政和外交是区分不开的，尤其是经济上。为了顶层设计、反腐败，集权是需要的，但是集权之下，改革缺乏动力会成为一个问题。地方债务、社会稳定，在以前的高速发展中不会成为很大的问题，但是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经济下行如果过快，很多问题就会浮出台面。这些问题确实会影响中国的改革发展全局。所以，外部世界如何看待中国，不光是取决于中国的外交能力和手段如何，而是取决于中国内部的改革做得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