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有政权，就有租税。租是给田主的，税是给政府的。革命前，江南地区由于城居田主比较多，所以很多田主把收租的事务委托给专业的“局”来做。专业人士催租，自然力度比田主大，有时候也会借助官府的力量来吓唬人，但是，真正动真家伙的时候，非常少。
　　
　　辛亥革命是城里人的事，一般的内地农村人对于革命基本上不明就里，稀里糊涂，当然也不关心，除非革命找到自己的头上，比如被拉了佚，给剪了辫子。但是，这么大的事，乡村即使是一潭死水，总会有点动静，尤其是那些比较发达富庶的地方，比如江浙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难免被波及。
　　这些地方关于革命的传闻，大抵有两派。一派以为是帮会的勾当，反清复明，革命党打白旗，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革命把鞑子赶走，汉人坐天下，明朝又回来了。所以，有乡下的土乡绅，身穿明朝衣服出来迎接革命军。另一派要比前者认识提高了一点，他们看来，革命就是不要皇帝，不是明朝复兴。既然不要皇帝，皇帝没有了，皇粮国税也就不用交了。所以，信奉后一种说法的人，不仅皇粮国税不交了，连田主的租子也自动免了。
　　江浙地区，最早革命的是上海。上海沪军政府守着第一号大商埠，不愁没钱用。为了收买人心，挖清朝的墙角，四下贴告示，免除农民的租税。但是，前后脚工夫，浙江和江苏就都独立了。这两个地方虽也富裕，但架不住新政府扩军太快，一个师一个师地增加，加上外地的客军一个劲地涌进。那时候也不兴讲革命精神替代物质享受，每个军士都要发饷。原来藩库存的银子，很快就花光了。正好赶上秋季征收，租税该征还得征，不征，政府和军队吃什么?农民不肯交，聚众抗粮，只要当地田主有请，军政府立即就派兵征讨。昆山青浦一带的农民，本来就有心不交租税，又看到了沪军都督陈其美免租税的告示，抗租抗税，理直气壮。但是江苏军政府派来了几船的士兵，毫不犹豫地开枪镇压。人死了，租税自然也就征上来了。
　　革命后的政府，由于军费开支迅速膨胀，大批的士兵招来了，如果不发饷，就会闹事，甚至兵变。事实上，这样的兵变不仅在南京频发，就是在苏州也发生了。为了遏制士兵闹事，必须保证军费。求助于商人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总是这么干，在兵荒马乱之际，商家的业务也萎缩，不能回回应命。唯一的办法是从农民那里拿，如果农民不给，只有强力去夺。反正革命者的政权，自以为有比清朝更多的合法性，清政府不敢干的事，他们敢干。不仅江苏军政府这么干，其他地方也是一样，连沪军军政府，后来也开始暴力征粮。太仓的一位读书人曾经写道：“新朝气象百弊无，惟有租赋难蠲除。大府火急筹军需，哓哓抗诉胡为乎?多言尔且罹罪辜，即不笞杖亦孪拘。小民畏法长叹吁，痛深不觉涕沾濡。”尽管小民痛楚不堪，但由于军需火急，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