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语文生活真是丰富而复杂，承载语言的媒质日趋多样，语言表达的变化也非常快，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语文教育确实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在日常生活中，学生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接触大量泥沙俱下的语言现象，要想他们养成纯正的语言感觉实在不容易，这其中重要的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工作者要能沉下心来，指引孩子们抵达母语之根。只有认清了母语的源头，体会到母语生生不息的活力，感受到母语文化的魅力，才不至于在五花八门的语言现象中迷失，也才会辨识到变化中的语言的精华与糟粕，从而养成良好的语言品质，并参与到母语的建设中去。
　　在这方面，许多语文教育工作者进行了有益的富有成效的探索，这些探索体现了他们对母语深刻的理解，比如周益民老师的民间文学教学实验，就建立在他对民间语文在汉语成长发展中的地位的理解上。从语文教育史上看，不能说没有民间文学的一席之地，但是大都作为单篇的教学材料，而且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方面认定其价值，对其在文学、语言学上的地位并没有自觉而充分的估价，因此并不能让学生形成对它全面的认识，也不大可能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它的感染力，教师也就不可能从母语文化的高度理解到民间文学对学生学习语言的重要启蒙作用，从而系统地进行专题的教学实践。
　　汉语发展变化的推动力与资源库是多方面的，因而重返语言之根的途径也是多方面的。周益民老师的民间文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从大量民间文学中体会到民间的智慧，体会到民间文学的朴素，体会到民间文学语言的生动与活泼及它对母语的贡献。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民间文学的许多情节都是建立在汉语的特点之上的，反过来又成为汉语思维的元素。比如周益民老师上的《巧女故事》就着重介绍了答谜题型，在设难、解题的冲突中让人感受到语言的多面性、多义性，它的魔力与神奇。这类民间故事的情节冲突、场景描写、人物形象的刻画都是建立在这些语言艺术之上的，这类智慧的、幽默的语言确实能让学生产生对汉语的热爱之情，也会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它们不朽的活力。周老师在教学中一方面让学生充分地感受民间文学的艺术效果，一方面又让学生理解民间文学的地域性、口语化与变异性。其实，这些既是民间文学的特点，也是汉语的特点。当然，学生并不一定要从知识上系统地了解民间文学，但周老师的教学确实让学生在感性的语言层面，体会到民间文学原初的、在现实生活中的流传方式与语言形态。比如，它们是口头传播状态的，是方言状态的，一个故事常常有着不同的讲法，而且，在讲述的过程中还会有变化，这就是活生生的语言形态，它们使汉语的发展获得了许多的活力。这样的语言作品与大一统的普通话，与“规范化”的书面语言是有区别的，也与学生在当下语言生活遇到的一些现象具有区别，比如那些政治语言的板滞，时尚报刊语言的做作，商业语言的虚假与夸饰，网络语言的怪异与无厘头等等。民间文学的朴素、生动、机智，肯定会让学生如沐春风。
　　这样的语文教育实验确实有必要，能让学生认识到语言真正的源头，感受到民间语文的力量，从而穿过现实的语言幻象在源头活水中获得滋养。可惜的是，如今的民间文学已经衰落，民间文学的创造力已近于枯竭，要知道，民间文学的真正的生存之所不应该在书本，它的生命只有在不断的流传中才能体现。这种情形关系到的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类型自身的事情，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威胁到母语的“三江源”。
　　不过，如果从更宽广的视野上看，即不仅从“民间文学”，而是从我上面提到的“民间语文”上看，当下的语文生活中还是有许多新的类型与活泼的元素的，包括在都市。从这个角度看，周老师的实验还可以拓展。我不是完全了解周老师的整体实验，以整理好的相对定型的民间文学文本进行教学是一个方面，是不是还可以做一些民间文学的采风，让学生去收集本地流传中的民间故事，这会让学生更加真切地理解其生动性，丰富性。然后进一步由民间文学拓展到民间语文，民间语文的范围要大于民间文学，俗语、流行语、方言、本地新传说、新故事、笑话、顺口溜、都市民谣、“段子”等等，可以让学生做做这样的小型的语言的田野调查，让学生从“规范”过的语言回到原生态的语言，从书面的、网络的语言回到口头的、生活化的语言，让他们采集素材，进行分析和加工，我想这不但有助于学生进一步体会到民间语文的力量，也会有助于他们建立改造语言的意识，坚定母语发展的信心。也许，这样的工作周老师已经做了。
　　总之，我以为周老师的民间文学教学是十分有意义的。
　　（汪政，江苏省作家协会，21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