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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82-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7）02-0005-04
记者：韩教授您好，您起初从事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弄清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理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价值。目前我国哲学界兴起一种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热潮，主要有四种解读路径：实践论；生存论；解放论；实践生成论。您的解读属于哪一种？
韩庆祥：我把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主要解读为“实践生成论”。其根据在于：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主要体现在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并且以哲学的方式批判旧世界，以实践的方式改变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显然，这在实质上是强调人是在自己的实践活动、历史活动、超越活动和自我创造过程中，确证其本质而且解放自己和实现自己的，这在本质上强调的是一种超越、建构与生成活动。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生成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一是实践的生成。即强调人通过实践活动——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来确立自己、完善自己和发展自己。他所主张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强调的就是实践的生成。马克思哲学的使命，就是改变人（无产阶级）受物役的旧世界，建立以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新世界；二是历史的生成。即强调人是在创造自己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历史过程中实现自己、成为自己的。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就是历史的生成；三是矛盾—超越的生成。即强调事物（包括人）都是在不断超越自身的内在矛盾的过程中生成自己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注重的就是矛盾—超越的生成。马克思哲学既是对人的矛盾着的双重本性的一种辩证思考，同时也是对人的本质矛盾的一种理性超越。人是一种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个性和共性、现实性和理想性、物质性和精神性、理性与非理性、对象化与自我确证矛盾的双重性存在物，这种矛盾性并不是一种消极被动的特性，其中包含的恰恰就是人的积极能动的自我超越、自我塑造的生成性，人就是在不断超越自身种种矛盾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完善自己、实现自己和成为自己的。也就是说，人自身矛盾着的双重本性所蕴涵的正是人的未完成、不确定性以及超越性和生成性；四是人的自我创造的生成。即强调人是靠自身的创造能力来成就自己、成为自己和确立自己的。马克思的人学注重的就是人的自我创造能力的生成。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我产生是一个过程，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个人本质力量发展的历史，人就是在其本质力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成为自己的，人也是通过自己能力的发挥来确立其地位的，真正的人是自己创造能力发展的结果。由此看来，实践论、生存论和解放论，本质上讲就是实践生成论。
记者：长期以来您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人学，为我国人学理论的发展做了大量建设性工作。您的辛勤耕耘及其代表性成果奠定了您在学术界的地位，您因此成为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位知名学者。您为什么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人学研究?
韩庆祥：促使我研究人学的深层学术动因，首先与我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的理解有关。从理论上说，哲学史本质上就是人逐步从认识外部世界走向认识完整自我的历史,是解决围绕“人”而发生的各种矛盾的历史,而且外部世界的矛盾本质上是人自身内在矛盾的对象化。哲学的出发点、前提和根本立场取决于对人的不同理解。可以说，哲学在本质上就是对具有双重矛盾本性的人及其人所面临的生活世界的历史性反思。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其目的也是人，其实质是说人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因而这从根本上涉及对人的理解。其次是反映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我一直认为，思想应成为时代的声音。我个人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整个时代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和传递着我们这个时代之光。其原因在于一直作为哲学隐蔽主题的人，随着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和人的意义等问题在当今时代与中国获得全面展现的同时，却又陷入重重困境，这使得人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为哲学探讨的主题。人学所注重的不仅是在学理上全面完整地说清人,历史地理解人自身的内在矛盾，更重要的是它要走向现实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力求在提升时代精神和把握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基础上锻造核心价值理念,为当代中国人的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价值支撑和精神支持。因而，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把人学推到学术的前台。最后，是1983年我在吉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深受当时我国人性、异化、人道主义大讨论那种浓重氛围的影响。1986年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后，真正开始了我的人学研究道路。我的导师黄楠森教授倡导我把马克思主义人学作为学术研究方向，强调要采取科学的方法严肃地研究人的问题，真正对人的问题给予科学分析。当时学术界也在广泛研究和讨论有关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成为当时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1988年我到莫斯科大学进修，搜集并阅读了大量苏联学者研究人的问题和人学的著作。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我越来越认识到：哲学在本质上是研究人的，哲学通往现实人的生活世界之路主要是人学，人学关注并研究的主题，是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黄楠森教授与我合写一篇专门研究“人学建设”的学术论文《关于人学建构的若干问题》，1989年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这是我国哲学界较早系统研究人学理论建设的学术文章之一；1991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微》，这是我国哲学界较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一部著作；1996年我又出版了《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这是我国哲学界从人学角度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学术专著之一。我的整个人学研究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使人成其为人。
记者：近年您先后提出了“能力本位论”、“能本管理论”、“能力社会论”、“能力建设论”等一些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具有较大反响的原创性观点。这些具有前瞻性的观点与中央后来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念是一致的。您与南京市地税局共同合作研究的“能级管理”的成果，也被国家税务总局及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加以运用，并成为许多部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与培养以及培训的核心理念。如果上网搜索“能力本位”，就能发现上千条，这说明您的“能力本位”观点影响很大。
您是我国理论界较早从哲学和人学视角研究能力问题的学者。您为什么又从人学研究走向能力理论研究，研究能力理论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什么现实意义？
韩庆祥：人类社会发展史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类能力不断发展的历史。在工业经济、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知识和自主创新能力正成为决定性的生产要素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人力资源已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最主要的战略资源。人口多的中国国情，内在要求我们必须特别注重人力（人才）资源能力建设。中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是否注重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包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事关中国的前途命运和兴衰成败，而且，以能力建设为核心开发人力资源，不仅有利于使我国抢占发展的制高点，进而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有利于推动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总之，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决定性的意义。因而，在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应牢牢抓住“能力本位”和“以人为本”这两个核心理念，围绕能力建设，从规律上探索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空间、发展力量、发展机遇和发展经验。人成其为人，一靠道德，二靠能力。中国学术对道德研究较多，而对能力研究较少。中国人不仅能在伦理道德研究上为人类作出重要贡献，而且也应该、也能够在能力问题研究方面为人类做出贡献。由此，1992年以来，我力求超越心理学对能力研究的局限，着重从哲学历史观、价值观和发展观的角度，对能力问题的时代意义、能力概念、能力原则、能力理念、能力主义思维方式、能力建设、能本（能级）管理、能力社会和能力发展的一般规律、能力建设与当代中国发展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尤其注重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出发，来理解能力，把人们对能力的功能性理解进一步提升到价值性理解上来。我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都是集中论证“能力本位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理念，中国的制度、体制、机制、组织与文化的创新应围绕能力本位理念来进行”这一核心论题的。我特别强调，确立能力本位的理念需要逐渐克服由人情关系、主观好恶、情感远近、金钱多少、特权门第等非能力因素带来的不公正，需要确立公正的社会秩序；能力本位是针对“权力本位”、“金钱本位”提出来的，它内在要求弱化由不正当的权势、关系、金钱带来的“强势”，强化普通公民的努力奋斗、能力发挥和业绩贡献，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有能力但由于没有权势和关系而得不到机会的人辩护的，它既不是精英主义，也不是达尔文主义；能力本位可以逐渐消除由权力至上带来的落后性，有利于产生出公正、民主、自主和创新等先进性；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某些不和谐现象，正是由于没有真正实现能力本位而权力依然至上造成的。
记者：最近研究成果显示，您已经走向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这是您的学术研究合乎逻辑的必然吗？
韩庆祥：是的。在人学研究中我发现，传统中国的某些政治行为常常使一些人成为非人，丧失人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在能力问题的研究中我发现，我国政治领域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权力至上往往使一些人丧失先进性；在对当代“中国问题”的分析研究中我又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及现代社会，许多问题大都和政治因素与力量有关，政府权力对人们的生活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它是一种决定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人的命运的力量，这种因素与力量，就是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于是，我开始提出并运用社会层级结构理论来分析、解释当代的“中国问题”，提出并运用“公正为基、三维制衡的能力主义”理论来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具体讲就是从两个层面入手：一是确立“公正为基的能力主义”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逐步改造“权力至上”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即由传统的具有等级色彩的政府走向具有公正理念的政府，由“权力型政府”走向“能力型政府”，由注重控制不注重解放的“管制型”政府走向注重对话、协商和服务的“善治型”政府，由“官本型”政府走向“民本型”政府。这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既要着力于改造政府，又要力求培育公民的独立人格、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使人真正成其为人。这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既是改造政府权力运作体制的哲学，又是使人真正成为人的哲学。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必须首先考虑的前提性问题，哲学的本性使当代中国政治哲学首先应着力于核心政治理念的确立。二是改造“社会层级结构”，建立“三维制衡”的社会结构。其基本思路与框架是：用能力本位扬弃权力至上；用公正扬弃自上而下的等级控制；用三维制衡社会结构扬弃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所谓改造“社会结构”，就是改造“社会层级结构”，就是把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转变为由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经济领域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政治领域以公共服务型政府为核心，社会领域以公民社会为要件）所构成的“三维制衡”的社会结构；把注重上下纵向权力控制、但缺乏对权力制衡的集权型社会结构，转变成注重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三种力量横向沟通、且相互制衡的分权型的社会结构；把政府权力至上的一种力量分化为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三种相辅相成的力量。这样的三维制衡的社会结构并不是西方社会的专利，而是当代中国历史、社会和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逻辑。
记者：韩教授，您的研究风格能否简要概括为“用哲学思考问题，用学术支撑思想，用思想传递时代，用理念引导发展”？
韩庆祥：可以。研究哲学就必须学会用哲学的方式思考问题，哲学思想必须建立在深厚的学术功底的基础上，思想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应从哲学思想中提升出引导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理念。在中央党校从事学术研究和哲学教学工作的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的许多深层次的前沿性问题，通过领导干部带进了中央党校；我必须从哲学思维的角度将这些问题转换为学术问题，进而提升出一些哲学思想。当然，这些思想和观点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长期以来，一些人习惯于照本宣科的研究方式、思考方式和写作方式，忘记了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和研究“中国问题”。真正的学者应善于冲破习惯，用自己的头脑思维，用思想传递时代的声音。
记者：您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与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与决策层的关注。这主要是您的思想触动时代的真正问题所致。从研究风格看，您可以看做是“用思想传递时代”的“实践解读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韩庆祥：我认为，必须从“学术”、“思想”与“时代”的关系中重新理解哲学。哲学要以学术支撑思想，并以思想的方式深入到时代的实质——时代精神。真正的学术应该以思想的方式关注时代、实践和现实，关切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我曾就“文本研究”、“比较研究”和“现实研究”的关系，分析了人们在研究现实问题上存在的三种顾虑：其一认为研究现实问题不是学术，不愿研究；其二怕研究现实问题触及政治，不敢研究；其三认为哲学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不必研究。我的学术观是：对基础理论的学术研究是相当必要的；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是以思想的方式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学术不仅仅是在书斋里做抽象思辨的学院化研究，也可以是对现实问题所做的学理性与独创性思考；学术研究必须是“我在思”，而不能仅仅满足于注解与论证给定的东西；学术研究既可以以既有的思想为对象，也可以以现实问题为对象；在学术研究所使用的概念逻辑中，实质上应蕴涵着现实的逻辑；判定人们的研究是否为学术，不在于研究对象不同，而在于其研究方法、研究的对象及其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研究价值、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学术的当代合理诉求，应是以理论和思想的形式把握和传递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在反映时代精神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上有本质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本质和精神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是对时代做出当代的阐明，它也是立足实践、改造现实、开创未来的思想源泉，因而一切从实际出发，让事实与实践来说话的品格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具时代生命力之所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和生活,只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深刻洞察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所呈现的深层矛盾，干预和影响现实世界的实际进程，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挑战，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马克思曾强调“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所赞赏和肯定的哲学，是源于人的生活世界、源于实践、源于时代、源于人民心声的哲学，是把时代的“精神”、实践的“课题”、生活的“境域”和人民的“精髓”提升为思想和理论的哲学。因此，哲学工作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在书斋里自言自语、自食其果、自得其乐（当然，纯学术研究是相当必要的），哲学工作者的责任在于以哲学的方式亲近我们的时代和现实生活，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核心理念，或者从对现时代和当代中国实践这本书的解读入手，提出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背后的根本问题，并运用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提炼出时代精神；哲学工作者不能再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只喊“震撼世界”的词句，而不触动现实生活世界；哲学工作者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哲学作为“黄昏起飞的猫头鹰”的功能，更应该是马克思所说的黎明前报晓的“高卢雄鸡”。这才是中国哲人的历史责任与光荣使命。哲学工作者必须努力探索哲学改变世界的特有方式——即寻找由思想、理论通向现实的道路。
责任编辑余岩
记者：韩教授您好，您起初从事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弄清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理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价值。目前我国哲学界兴起一种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热潮，主要有四种解读路径：实践论；生存论；解放论；实践生成论。您的解读属于哪一种？
韩庆祥：我把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主要解读为“实践生成论”。其根据在于：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主要体现在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并且以哲学的方式批判旧世界，以实践的方式改变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显然，这在实质上是强调人是在自己的实践活动、历史活动、超越活动和自我创造过程中，确证其本质而且解放自己和实现自己的，这在本质上强调的是一种超越、建构与生成活动。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生成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一是实践的生成。即强调人通过实践活动——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来确立自己、完善自己和发展自己。他所主张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强调的就是实践的生成。马克思哲学的使命，就是改变人（无产阶级）受物役的旧世界，建立以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新世界；二是历史的生成。即强调人是在创造自己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历史过程中实现自己、成为自己的。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就是历史的生成；三是矛盾—超越的生成。即强调事物（包括人）都是在不断超越自身的内在矛盾的过程中生成自己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注重的就是矛盾—超越的生成。马克思哲学既是对人的矛盾着的双重本性的一种辩证思考，同时也是对人的本质矛盾的一种理性超越。人是一种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个性和共性、现实性和理想性、物质性和精神性、理性与非理性、对象化与自我确证矛盾的双重性存在物，这种矛盾性并不是一种消极被动的特性，其中包含的恰恰就是人的积极能动的自我超越、自我塑造的生成性，人就是在不断超越自身种种矛盾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完善自己、实现自己和成为自己的。也就是说，人自身矛盾着的双重本性所蕴涵的正是人的未完成、不确定性以及超越性和生成性；四是人的自我创造的生成。即强调人是靠自身的创造能力来成就自己、成为自己和确立自己的。马克思的人学注重的就是人的自我创造能力的生成。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我产生是一个过程，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个人本质力量发展的历史，人就是在其本质力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成为自己的，人也是通过自己能力的发挥来确立其地位的，真正的人是自己创造能力发展的结果。由此看来，实践论、生存论和解放论，本质上讲就是实践生成论。
记者：长期以来您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人学，为我国人学理论的发展做了大量建设性工作。您的辛勤耕耘及其代表性成果奠定了您在学术界的地位，您因此成为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位知名学者。您为什么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人学研究?
韩庆祥：促使我研究人学的深层学术动因，首先与我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的理解有关。从理论上说，哲学史本质上就是人逐步从认识外部世界走向认识完整自我的历史,是解决围绕“人”而发生的各种矛盾的历史,而且外部世界的矛盾本质上是人自身内在矛盾的对象化。哲学的出发点、前提和根本立场取决于对人的不同理解。可以说，哲学在本质上就是对具有双重矛盾本性的人及其人所面临的生活世界的历史性反思。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其目的也是人，其实质是说人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因而这从根本上涉及对人的理解。其次是反映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我一直认为，思想应成为时代的声音。我个人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整个时代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和传递着我们这个时代之光。其原因在于一直作为哲学隐蔽主题的人，随着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和人的意义等问题在当今时代与中国获得全面展现的同时，却又陷入重重困境，这使得人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为哲学探讨的主题。人学所注重的不仅是在学理上全面完整地说清人,历史地理解人自身的内在矛盾，更重要的是它要走向现实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力求在提升时代精神和把握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基础上锻造核心价值理念,为当代中国人的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价值支撑和精神支持。因而，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把人学推到学术的前台。最后，是1983年我在吉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深受当时我国人性、异化、人道主义大讨论那种浓重氛围的影响。1986年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后，真正开始了我的人学研究道路。我的导师黄楠森教授倡导我把马克思主义人学作为学术研究方向，强调要采取科学的方法严肃地研究人的问题，真正对人的问题给予科学分析。当时学术界也在广泛研究和讨论有关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成为当时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1988年我到莫斯科大学进修，搜集并阅读了大量苏联学者研究人的问题和人学的著作。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我越来越认识到：哲学在本质上是研究人的，哲学通往现实人的生活世界之路主要是人学，人学关注并研究的主题，是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黄楠森教授与我合写一篇专门研究“人学建设”的学术论文《关于人学建构的若干问题》，1989年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这是我国哲学界较早系统研究人学理论建设的学术文章之一；1991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微》，这是我国哲学界较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一部著作；1996年我又出版了《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这是我国哲学界从人学角度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学术专著之一。我的整个人学研究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使人成其为人。
记者：近年您先后提出了“能力本位论”、“能本管理论”、“能力社会论”、“能力建设论”等一些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具有较大反响的原创性观点。这些具有前瞻性的观点与中央后来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念是一致的。您与南京市地税局共同合作研究的“能级管理”的成果，也被国家税务总局及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加以运用，并成为许多部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与培养以及培训的核心理念。如果上网搜索“能力本位”，就能发现上千条，这说明您的“能力本位”观点影响很大。
您是我国理论界较早从哲学和人学视角研究能力问题的学者。您为什么又从人学研究走向能力理论研究，研究能力理论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什么现实意义？
韩庆祥：人类社会发展史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类能力不断发展的历史。在工业经济、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知识和自主创新能力正成为决定性的生产要素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人力资源已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最主要的战略资源。人口多的中国国情，内在要求我们必须特别注重人力（人才）资源能力建设。中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是否注重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包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事关中国的前途命运和兴衰成败，而且，以能力建设为核心开发人力资源，不仅有利于使我国抢占发展的制高点，进而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有利于推动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总之，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决定性的意义。因而，在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应牢牢抓住“能力本位”和“以人为本”这两个核心理念，围绕能力建设，从规律上探索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空间、发展力量、发展机遇和发展经验。人成其为人，一靠道德，二靠能力。中国学术对道德研究较多，而对能力研究较少。中国人不仅能在伦理道德研究上为人类作出重要贡献，而且也应该、也能够在能力问题研究方面为人类做出贡献。由此，1992年以来，我力求超越心理学对能力研究的局限，着重从哲学历史观、价值观和发展观的角度，对能力问题的时代意义、能力概念、能力原则、能力理念、能力主义思维方式、能力建设、能本（能级）管理、能力社会和能力发展的一般规律、能力建设与当代中国发展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尤其注重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出发，来理解能力，把人们对能力的功能性理解进一步提升到价值性理解上来。我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都是集中论证“能力本位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理念，中国的制度、体制、机制、组织与文化的创新应围绕能力本位理念来进行”这一核心论题的。我特别强调，确立能力本位的理念需要逐渐克服由人情关系、主观好恶、情感远近、金钱多少、特权门第等非能力因素带来的不公正，需要确立公正的社会秩序；能力本位是针对“权力本位”、“金钱本位”提出来的，它内在要求弱化由不正当的权势、关系、金钱带来的“强势”，强化普通公民的努力奋斗、能力发挥和业绩贡献，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有能力但由于没有权势和关系而得不到机会的人辩护的，它既不是精英主义，也不是达尔文主义；能力本位可以逐渐消除由权力至上带来的落后性，有利于产生出公正、民主、自主和创新等先进性；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某些不和谐现象，正是由于没有真正实现能力本位而权力依然至上造成的。
记者：最近研究成果显示，您已经走向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这是您的学术研究合乎逻辑的必然吗？
韩庆祥：是的。在人学研究中我发现，传统中国的某些政治行为常常使一些人成为非人，丧失人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在能力问题的研究中我发现，我国政治领域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权力至上往往使一些人丧失先进性；在对当代“中国问题”的分析研究中我又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及现代社会，许多问题大都和政治因素与力量有关，政府权力对人们的生活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它是一种决定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人的命运的力量，这种因素与力量，就是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于是，我开始提出并运用社会层级结构理论来分析、解释当代的“中国问题”，提出并运用“公正为基、三维制衡的能力主义”理论来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具体讲就是从两个层面入手：一是确立“公正为基的能力主义”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逐步改造“权力至上”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即由传统的具有等级色彩的政府走向具有公正理念的政府，由“权力型政府”走向“能力型政府”，由注重控制不注重解放的“管制型”政府走向注重对话、协商和服务的“善治型”政府，由“官本型”政府走向“民本型”政府。这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既要着力于改造政府，又要力求培育公民的独立人格、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使人真正成其为人。这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既是改造政府权力运作体制的哲学，又是使人真正成为人的哲学。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必须首先考虑的前提性问题，哲学的本性使当代中国政治哲学首先应着力于核心政治理念的确立。二是改造“社会层级结构”，建立“三维制衡”的社会结构。其基本思路与框架是：用能力本位扬弃权力至上；用公正扬弃自上而下的等级控制；用三维制衡社会结构扬弃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所谓改造“社会结构”，就是改造“社会层级结构”，就是把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转变为由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经济领域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政治领域以公共服务型政府为核心，社会领域以公民社会为要件）所构成的“三维制衡”的社会结构；把注重上下纵向权力控制、但缺乏对权力制衡的集权型社会结构，转变成注重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三种力量横向沟通、且相互制衡的分权型的社会结构；把政府权力至上的一种力量分化为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三种相辅相成的力量。这样的三维制衡的社会结构并不是西方社会的专利，而是当代中国历史、社会和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逻辑。
记者：韩教授，您的研究风格能否简要概括为“用哲学思考问题，用学术支撑思想，用思想传递时代，用理念引导发展”？
韩庆祥：可以。研究哲学就必须学会用哲学的方式思考问题，哲学思想必须建立在深厚的学术功底的基础上，思想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应从哲学思想中提升出引导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理念。在中央党校从事学术研究和哲学教学工作的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的许多深层次的前沿性问题，通过领导干部带进了中央党校；我必须从哲学思维的角度将这些问题转换为学术问题，进而提升出一些哲学思想。当然，这些思想和观点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长期以来，一些人习惯于照本宣科的研究方式、思考方式和写作方式，忘记了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和研究“中国问题”。真正的学者应善于冲破习惯，用自己的头脑思维，用思想传递时代的声音。
记者：您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与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与决策层的关注。这主要是您的思想触动时代的真正问题所致。从研究风格看，您可以看做是“用思想传递时代”的“实践解读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韩庆祥：我认为，必须从“学术”、“思想”与“时代”的关系中重新理解哲学。哲学要以学术支撑思想，并以思想的方式深入到时代的实质——时代精神。真正的学术应该以思想的方式关注时代、实践和现实，关切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我曾就“文本研究”、“比较研究”和“现实研究”的关系，分析了人们在研究现实问题上存在的三种顾虑：其一认为研究现实问题不是学术，不愿研究；其二怕研究现实问题触及政治，不敢研究；其三认为哲学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不必研究。我的学术观是：对基础理论的学术研究是相当必要的；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是以思想的方式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学术不仅仅是在书斋里做抽象思辨的学院化研究，也可以是对现实问题所做的学理性与独创性思考；学术研究必须是“我在思”，而不能仅仅满足于注解与论证给定的东西；学术研究既可以以既有的思想为对象，也可以以现实问题为对象；在学术研究所使用的概念逻辑中，实质上应蕴涵着现实的逻辑；判定人们的研究是否为学术，不在于研究对象不同，而在于其研究方法、研究的对象及其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研究价值、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学术的当代合理诉求，应是以理论和思想的形式把握和传递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在反映时代精神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上有本质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本质和精神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是对时代做出当代的阐明，它也是立足实践、改造现实、开创未来的思想源泉，因而一切从实际出发，让事实与实践来说话的品格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具时代生命力之所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和生活,只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深刻洞察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所呈现的深层矛盾，干预和影响现实世界的实际进程，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挑战，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马克思曾强调“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所赞赏和肯定的哲学，是源于人的生活世界、源于实践、源于时代、源于人民心声的哲学，是把时代的“精神”、实践的“课题”、生活的“境域”和人民的“精髓”提升为思想和理论的哲学。因此，哲学工作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在书斋里自言自语、自食其果、自得其乐（当然，纯学术研究是相当必要的），哲学工作者的责任在于以哲学的方式亲近我们的时代和现实生活，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核心理念，或者从对现时代和当代中国实践这本书的解读入手，提出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背后的根本问题，并运用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提炼出时代精神；哲学工作者不能再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只喊“震撼世界”的词句，而不触动现实生活世界；哲学工作者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哲学作为“黄昏起飞的猫头鹰”的功能，更应该是马克思所说的黎明前报晓的“高卢雄鸡”。这才是中国哲人的历史责任与光荣使命。哲学工作者必须努力探索哲学改变世界的特有方式——即寻找由思想、理论通向现实的道路。
责任编辑余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