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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玉石文明贯穿了中华文明的始终。
“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这是《说文解字》里对玉的描述。“五德”是指玉在色泽、纹理、质地、硬度、韧性五个方面的特性。《礼记》记载，孔子也曾赋予玉“十一德”，即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所谓“君子比德于玉”，这“十一德”实在是儒家道德规范的大全。
红山文化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处中华玉石文明区域。地理范围包括燕山北部、内蒙古东南部以及辽宁辽河、大凌河流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东北亚地区与中原的交接地。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连串墓葬、积石冢、祭坛、女神庙以及C形玉雕龙等新石器时期文物的出土，使众多考古学者感叹，有必要就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建立新的认知体系。此前，我们一直猜想中华文明的起源，包括龙图腾的出现、玉文化的出现，应该是在中原地区。长城以北的红山文化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出乎了人们的意料之外。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这一地区的文明相当久远，官方掌握的最早的一件玉器可以断代到八千年前，出自兴隆洼遗址。而有些民间收藏家手里的玉器，可能比这个还早，早到一万多年前。殷墟“妇好墓”里出土的玉猪龙就是一件红山玉器，这说明早在商代中原人就已经开始收藏红山古玉了，中原以及东南地区玉文明源头很可能就在东北。
龙图腾也一样。最早的龙崇拜出现在什么地区？最原始的龙的形象是什么？一直是个谜。现在就考古资料看，没有比红山玉龙更早的龙的形象了，所以在新的考古发现出来之前，我们今天可以说，最早的龙崇拜出现在燕山和辽河流域，最原始的龙的形象就是红山玉龙，像一条大泥鳅，蜷成一个英文C字。
红山龙的起源，有人说是猪，有人说是马，也有人说是鳄鱼。我倾向于多来源，也就是说，这三种动物都可能组成最早的龙的形象。马、鳄鱼和野猪既是先人的邻居，也是先人口中的粮食和图腾崇拜的对象。马的奔跑能力，鳄鱼的水陆两栖能力都是人所羡慕和敬畏的，真正的森林之王野猪也大约是在这个时期被驯化成家猪。猪是中国人最早的私有财产之一，一直到六朝，还流行用猪颌骨陪葬的风俗。玉猪一直是重要的葬玉，握在死者的手心，代表在阴间还拥有财富。所以，生活在红山文化地区的先民会对这三种动物产生崇拜，并从中演化出最早的龙的形象，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最早的龙的崇拜，一定包含了对速度、力量和凶悍的斗志的崇拜，还表达了先民征服陆地、森林、水泽和天空（因为在先民的原始思维里，天上的雷电与雨后的虹霓也是龙的化身）的愿望。所以，龙的崇拜，实在是原始先民对一种全能力量的崇拜，龙是原始先民的想象力所能构想出来的极限物种。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红山文化先民会积数代人之力与上百年之功，锲而不舍地琢磨一件件玉龙及龙人合体的玉器。龙与玉的结合，是人类精神的一次伟大飞跃。人类不仅有了第一个跨氏族、跨部落的共有图腾，而且有了纯粹从精神和信仰出发而利用与加工某种自然材质的强烈冲动与不竭需求，从而赋予了玉石以神性。龙与玉的结合，至少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发育与进化来说，是一次伟大的受孕。龙是精子，玉是卵子，玉猪龙形象其实早就包孕了《易经》乾坤二卦的经义。
不仅如此，在红山考古发现之前，按照历史编年计算，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的四千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而埃及、印度、巴比伦这样的文明古国早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就有了五千年前后的文字、城郭、金属等考古发现。从考古学角度看，中华文明史比人家少了一千年。如果我们能跳出黄河中游也就是中原地区，到长城以北的燕山地区和辽河流域进行考古发掘；如果我们不仅仅执著于关于文明起源的文字、城郭、金属这三要素论，而能够从玉石文化这一中华文明独有的现象来寻找和破译我们文明的渊源，或许更能接近历史的真相。
《越绝书》中的风胡子提出过一个历史观，依次用“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来划分华夏文明的不同时期。这个划分比西方史学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划分多出了一个“玉兵时代”或“玉器时代”。我们一般都把玉器认为是细石器，包含在新石器时代之中。有没有必要单独划分出一个玉器时代，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的确，玉兵作为兵器好像从来不曾用于战斗和杀戮；玉器也没有独立而长久地作为人类的生产工具予以使用。所以，玉兵或玉器时代是不能作为一个文明史的时代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等格齐观的，它们不是一个逻辑同格的概念。
考虑到在中华文明的肇创期，有几千年的用玉史，我们的先民对待玉的态度，使用玉的方式，雕琢玉的工艺都是如此的独特与不凡，玉器确实在石器之上，且在铜器与铁器之外（直至今日，玉器的加工也很难用金属进行）。玉器的出现伴随着共同信仰、统一宗教和国家雏形的巫政时代的产生，在红山与良渚等玉文化的中心都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大型祭坛甚至城池，我们也许应该给予玉器一个独特的时代段位，用以说明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之与众不同。由于玉器从石器的实用功能分化出来，琢玉者和用玉者从生产者中分化出来，神器和礼器从工具与器皿中分化出来，玉器的使用方式和分配与占有方式从普通物资与财富的使用、分配与占有方式中分化出来，这才有了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所以我坚持认为：中华文明的基石，是建立在玉器之上的。每当我摩挲把玩手中的红山玉与良渚玉时，我心里就感叹，哦，原来我们与世界其他民族不同的渊源即在于此！
中国人的价值观也是在所谓的“玉器时代”形成的，是跟对玉的认识息息相关的。我们在打磨、雕琢、把玩、组配玉的过程中，形成了最初的一些道德感悟。我们在同玉的肌肤之亲中，从玉的温度和质感上，体悟到把矛盾的东西统一起来是一种智慧与修养，比如玉看起来像肉脂一样柔软而实际上很坚硬；它有悦目的光泽却无刺眼的光芒；它是石头却很温润，等等。我们把对玉的这种感觉人性化、神性化、神圣化，最后形成对君子人格的一套规范和看法。先秦儒家和道家都曾从各自角度阐述过它们的玉人理想。汉以后的道教更是以玉为元素，构造了它的全部神仙世界：喝的是琼浆玉液，住的是琼楼玉宇，最高统治者是玉帝，最美的人儿是玉女……天国其实就是玉国。
中国人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喜欢玉、崇拜玉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这两者其实存在内在的联系，而它的答案，在我看来，都应该从玉石器中寻找。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玉石文明贯穿了中华文明的始终。在任何时期，我们都没有离开过玉，抛弃过玉。玉以及玉所蕴涵的精神，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这是《说文解字》里对玉的描述。“五德”是指玉在色泽、纹理、质地、硬度、韧性五个方面的特性。《礼记》记载，孔子也曾赋予玉“十一德”，即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所谓“君子比德于玉”，这“十一德”实在是儒家道德规范的大全。
红山文化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处中华玉石文明区域。地理范围包括燕山北部、内蒙古东南部以及辽宁辽河、大凌河流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东北亚地区与中原的交接地。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连串墓葬、积石冢、祭坛、女神庙以及C形玉雕龙等新石器时期文物的出土，使众多考古学者感叹，有必要就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建立新的认知体系。此前，我们一直猜想中华文明的起源，包括龙图腾的出现、玉文化的出现，应该是在中原地区。长城以北的红山文化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出乎了人们的意料之外。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这一地区的文明相当久远，官方掌握的最早的一件玉器可以断代到八千年前，出自兴隆洼遗址。而有些民间收藏家手里的玉器，可能比这个还早，早到一万多年前。殷墟“妇好墓”里出土的玉猪龙就是一件红山玉器，这说明早在商代中原人就已经开始收藏红山古玉了，中原以及东南地区玉文明源头很可能就在东北。
龙图腾也一样。最早的龙崇拜出现在什么地区？最原始的龙的形象是什么？一直是个谜。现在就考古资料看，没有比红山玉龙更早的龙的形象了，所以在新的考古发现出来之前，我们今天可以说，最早的龙崇拜出现在燕山和辽河流域，最原始的龙的形象就是红山玉龙，像一条大泥鳅，蜷成一个英文C字。
红山龙的起源，有人说是猪，有人说是马，也有人说是鳄鱼。我倾向于多来源，也就是说，这三种动物都可能组成最早的龙的形象。马、鳄鱼和野猪既是先人的邻居，也是先人口中的粮食和图腾崇拜的对象。马的奔跑能力，鳄鱼的水陆两栖能力都是人所羡慕和敬畏的，真正的森林之王野猪也大约是在这个时期被驯化成家猪。猪是中国人最早的私有财产之一，一直到六朝，还流行用猪颌骨陪葬的风俗。玉猪一直是重要的葬玉，握在死者的手心，代表在阴间还拥有财富。所以，生活在红山文化地区的先民会对这三种动物产生崇拜，并从中演化出最早的龙的形象，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最早的龙的崇拜，一定包含了对速度、力量和凶悍的斗志的崇拜，还表达了先民征服陆地、森林、水泽和天空（因为在先民的原始思维里，天上的雷电与雨后的虹霓也是龙的化身）的愿望。所以，龙的崇拜，实在是原始先民对一种全能力量的崇拜，龙是原始先民的想象力所能构想出来的极限物种。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红山文化先民会积数代人之力与上百年之功，锲而不舍地琢磨一件件玉龙及龙人合体的玉器。龙与玉的结合，是人类精神的一次伟大飞跃。人类不仅有了第一个跨氏族、跨部落的共有图腾，而且有了纯粹从精神和信仰出发而利用与加工某种自然材质的强烈冲动与不竭需求，从而赋予了玉石以神性。龙与玉的结合，至少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发育与进化来说，是一次伟大的受孕。龙是精子，玉是卵子，玉猪龙形象其实早就包孕了《易经》乾坤二卦的经义。
不仅如此，在红山考古发现之前，按照历史编年计算，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的四千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而埃及、印度、巴比伦这样的文明古国早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就有了五千年前后的文字、城郭、金属等考古发现。从考古学角度看，中华文明史比人家少了一千年。如果我们能跳出黄河中游也就是中原地区，到长城以北的燕山地区和辽河流域进行考古发掘；如果我们不仅仅执著于关于文明起源的文字、城郭、金属这三要素论，而能够从玉石文化这一中华文明独有的现象来寻找和破译我们文明的渊源，或许更能接近历史的真相。
《越绝书》中的风胡子提出过一个历史观，依次用“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来划分华夏文明的不同时期。这个划分比西方史学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划分多出了一个“玉兵时代”或“玉器时代”。我们一般都把玉器认为是细石器，包含在新石器时代之中。有没有必要单独划分出一个玉器时代，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的确，玉兵作为兵器好像从来不曾用于战斗和杀戮；玉器也没有独立而长久地作为人类的生产工具予以使用。所以，玉兵或玉器时代是不能作为一个文明史的时代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等格齐观的，它们不是一个逻辑同格的概念。
考虑到在中华文明的肇创期，有几千年的用玉史，我们的先民对待玉的态度，使用玉的方式，雕琢玉的工艺都是如此的独特与不凡，玉器确实在石器之上，且在铜器与铁器之外（直至今日，玉器的加工也很难用金属进行）。玉器的出现伴随着共同信仰、统一宗教和国家雏形的巫政时代的产生，在红山与良渚等玉文化的中心都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大型祭坛甚至城池，我们也许应该给予玉器一个独特的时代段位，用以说明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之与众不同。由于玉器从石器的实用功能分化出来，琢玉者和用玉者从生产者中分化出来，神器和礼器从工具与器皿中分化出来，玉器的使用方式和分配与占有方式从普通物资与财富的使用、分配与占有方式中分化出来，这才有了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所以我坚持认为：中华文明的基石，是建立在玉器之上的。每当我摩挲把玩手中的红山玉与良渚玉时，我心里就感叹，哦，原来我们与世界其他民族不同的渊源即在于此！
中国人的价值观也是在所谓的“玉器时代”形成的，是跟对玉的认识息息相关的。我们在打磨、雕琢、把玩、组配玉的过程中，形成了最初的一些道德感悟。我们在同玉的肌肤之亲中，从玉的温度和质感上，体悟到把矛盾的东西统一起来是一种智慧与修养，比如玉看起来像肉脂一样柔软而实际上很坚硬；它有悦目的光泽却无刺眼的光芒；它是石头却很温润，等等。我们把对玉的这种感觉人性化、神性化、神圣化，最后形成对君子人格的一套规范和看法。先秦儒家和道家都曾从各自角度阐述过它们的玉人理想。汉以后的道教更是以玉为元素，构造了它的全部神仙世界：喝的是琼浆玉液，住的是琼楼玉宇，最高统治者是玉帝，最美的人儿是玉女……天国其实就是玉国。
中国人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喜欢玉、崇拜玉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这两者其实存在内在的联系，而它的答案，在我看来，都应该从玉石器中寻找。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玉石文明贯穿了中华文明的始终。在任何时期，我们都没有离开过玉，抛弃过玉。玉以及玉所蕴涵的精神，一直和我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