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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改革需要探索、前行、深化，同时出版改革也需要回顾、总结、反思，因此，稳步推进在当前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出版业随着改革的大潮已经走过30多个年头，出版社启动转企改制也已经10年了，至今，形式上的转企改制工作已经完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业的改革目标将如何设定，改革的思路将如何确定，改革的步子将如何制定，是摆在我们出版人和管理出版的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发展的标准是什么，繁荣的标志是什么，这更是值得我们出版人去观察、去思考、去探求的问题。笔者以为，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应该稳步推进，我们应该去回顾、反思已经走过的历程，去总结、去分析获得的成功与不成功的经验或教训，去审视、去探求目前的现状乃至于存在的问题。在13年前，笔者也是在《出版广角》（2000年第四期）上这样说过：“世纪之交，回眸已经逐渐远去的20世纪，我们图书出版界应该看到些什么，应该去想些什么，任何学科研讨注重的只能是问题。津津乐道于过去的繁荣（且不谈这种繁荣的程度如何）是没有出路的，成就只能代表过去，问题却关系着明天，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那么问题是什么？问题在哪里？首先，应根据对现状的分析，归纳问题的所在，问题的实质，尔后才是追根求源去探究问题的根子所在。”在解释我的专著《出版问道十五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如此命名的缘由时，我这样说过：“我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中国出版业问题的思考上，因为我以为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才是充满信心的表现，因为只有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才有了解决问题的前提，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从提出和针砭的问题，可以看出我对中国出版业的某些症结在进行着持续的思考探索，有的问题直至今天还是我们讨论的话题，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进程。因此，‘问道’，问中国出版业的‘道’是本集子也是笔者15年孜孜以求的。”由此，笔者还将继续“问道”，问出版之“道”，或许这个音符有些不和谐，但是我仍然坚定地认为，这是必要的、必须的，尤其在当下！
回顾之一：集团化与不均衡战略
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支配和影响下，我国出版业已形成了一种独特模式，即布局上的分散性、分工上的雷同性、发展上的均衡性，从而影响了出版资源的优化配置，分割了图书市场，分散了出版业的力量，制约了我国出版业的快速发展，直接削弱了我国出版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所以，出版业改革初期就提出了“不均衡发展”战略。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地方保护和区域利益的特征，在出版业改革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各省市在组建集团、建立中盘、连锁经营等一系列改革举措面前使尽浑身解数，力保自己的地盘不失，于是这些改革举措都在原来意义上被曲解了。当时理论界针对这样的现象曾经进行过颇为深入的讨论，笔者就曾在2002年对这样的现象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和批评，认为这样建设起来的集团基本上是以地区为界，以系统为界，以国有为唯一，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对内是联合加上保护，对外是竞争暗藏排斥，其最终是形成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贸易壁垒，有悖组建集团的初衷。至2012年全国共组建37家出版集团，27家发行集团。目前虽已有集团开始跨地域的兼并重组，然而始终未能打破全国性的均衡发展态势。
中国出版业在战略布局上的当务之急就是组建几个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域的“航空母舰”，它应该是几个，而不是一批。同时，我们在组建集团、打造航空母舰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中小型出版社的发展，因为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图书市场的繁荣离不开众多的中小型出版社。出版业队伍，需要“航空母舰”，同时，“小舢板”“冲锋舟”同样也需要，只有这样组成的出版队伍才是完整的。这是“不均衡发展”战略在另一个层面上的意义诠释。
回顾之二：上市热与主业的发展
中国出版业在改革进程中又一条“风景线”就是上市热，已有为数可观的新闻出版传媒企业用各种形式上市成功，还有相当的一部分出版企业正跃跃欲试，积极筹备上市。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49家新闻出版类企业上市成功。根据目前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规律，资本市场的运作主要体现在两大领域，一个是打造数字化平台，延伸出版产业链，一个是企业兼并重组，这两大领域都需要大量的资本。前者通过产业链的升级换代，把大量的内容资源整合在一起，从而实现数据库出版，同时通过新的转换方式和载体形式实现产业链的转换。当然数字化平台的投入从起步到盈利是需要时间的，对此，我们的决策者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心理准备。后者是出于企业扩张和本领域内多元化发展战略，需要打造相关的产业链，因此通过兼并或者重组的形式，重制新的产业链（问题是在中国的行政区划制背景下，大的未必能吃掉小的，强的未必能兼并弱的）。至于投资重大文化工程，在目前来看，一者是不需要那么大的投资，二者这个应该是政府层面上的职责，而且这样的文化工程在资本市场的运作中也是不具有实际意义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上市募集来的资金如何运作，如何投资，如何回报股民？而这一切均需建立在发展主业的基础上，否则就失去了作为出版传媒企业存在的意义。环顾已经上市的中国出版业，似乎还没有发现哪一家上市以后运用募集来的资金投入主业的发展而且取得明显实效的。倒是屡见用于投资政绩工程，干起了房地产乃至于投资基金等副业的报道，这种违背当初上市发展主业初衷的现象是否应该值得我们反思？
回顾之三：转企改制与市场主体
转企改制，牌子更换，可这并不等于改制工作就大功告成了，后改制时代的改革道路还长，在出版改革为了什么，应该改什么，应该怎样来改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补课。我们必须让全体出版人达成共识，那就是希望通过转变体制，改革机制，增强活力，提升竞争力，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通过改革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创新之路，惟其如此，出版业才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做大做强。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看到了转企改制工作的真正实效。
然而同样让人有遗憾之感的是，改制后的出版企业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现代企业制度、产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还任重而道远。而在新一轮意义上却出现了“企业单位性质，事业化运作”的怪事，在行政级别、干部任命、企业分配制度、企业用人机制中无不继续体现着行政权力的意志。因此，只有建立起由公司所有权、公司监理权、公司治理权和公司经营权四种权利要素构成的科学的权利体系，现代企业制度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完善。这正是在后改制时代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市场主体地位的问题在众多的高校出版社表现得更为明显，学术出版、学科建设与经济效益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相当多的出版社眼下已经陷入了既非企业又非事业的尴尬境地，这又让我不禁重提作为有着明确办社宗旨的大学出版社是否有必要统统走企业化道路的话题。
回顾之四：精品出版与文化品位
在出版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忽视了一个不应该忽视的问题，这就是出版人作为文化传承的使者对文化品位的追求。对文化品位的忽视直接导致了我们出版物整体质量的下滑。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出版界的许多积弊产生的原因都可以追溯到出版人摈弃了文化人的追求，或者说是因为文化人本性丢失这个问题上？
出版实践告诉我们，一本好书，一本符合人们生活、生产、工作、精神需求的图书，无论是有社会效益，还是有经济效益，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必须具有文化品位。没有文化品位的弘扬主旋律的图书一定是空洞的说教，一定是没有新意、没有创新的出版物；没有文化品位的却能获得经济效益的图书，一定是庸俗的、低级的、哗众取宠的出版物。文化品位是出版物和出版业效益核心价值的体现，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评判标准。
所谓“文化品位”，一定包括了内容的创新性、价值的积极性、形式的健康性三个方面，所谓文化品位的高低，一定就是在这三个方面的程度的高低。自主创新，是出版物的灵魂，原创是出版物文化品位衡量标准的重要内涵； 而社会价值的积极性，则是文化品位评判标准的基础条件，那种低俗的文化垃圾、庸俗的迎合之作，是没有“品位”之说的；形式的健康性是文化品位的外在标志，我们的出版物应该是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而不是跟风出版、机械模仿的应景之作，不是哗众取宠、庸俗作秀的低俗之作，也不是空洞说教、重复出版的文化垃圾。
出精品，出传世之作，是我们出版人的责任，是我们的追求。我们应该记住，出版社是靠书立社的，靠名编辑立社的；编辑是以书立身的；我们的出版业是以书来传世的。我们的前辈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张元济、叶绍钧、邹韬奋……他们无一不是这样去做的。 我们每个出版人都应该为之作出努力。
回顾之五：数字出版与实事求是
我们应该重视新技术给我们出版业带来的深远影响。在许多领域，数字出版正在蚕食我们传统出版的份额，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出版的许多领域，数字出版或许将成为主导地位，也许会是一种颠覆性的革命，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从甲骨文到竹简书帛，从刻印到造纸印刷术的发明，每一种新技术的发明都给人类文明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伴随新技术新媒介而来的数字化出版同样将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即便这样，在今天，我们也没有必要任意夸大数字出版将对我们产生的影响。
2011年公布的数字出版份额达到1377.88亿元。可多事的我，马上发现数据里的奥秘，其中手机“出版”为367.34亿元（手机音乐282亿、手机阅读45.74亿——注意：相当大部分的是给移动的网络费、手机游戏39.60亿）；网络游戏428.5亿元；数字期刊9.34亿元；电子书16.50亿元（注意：卖的载体应该占绝大部分）；数字报纸（网络版）12亿元；网络广告512.9亿元；网络动漫3.5亿元；在线音乐3.8亿元；博客24亿元。真正的出版又占几何？2012 的数字应该会更加好看，但是真正的“出版”估计又几乎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
对于数字出版，我们应该以正确务实的态度去对待，以一种正确的心态去看待、分析数字出版将对我国出版业带来的深远影响，任何漠视和夸大数字出版的影响都是没有意义的。传统出版会完全被数字出版所取代吗？那只是数字技术商们制造的童话。新技术确实给我们出版业带来了深远影响，笔者这个年龄的人也感受到了新技术的来势汹汹，也感受到了新技术运用的愉悦，电脑写作的便利、存储信息的海量、博客微博的迅捷、iPad与微信的便利。但是，即便这样，在今天，我们也没有必要任意夸大数字出版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也认为“新的出版业态还缺少足够强大的内容提供能力”，“传统出版依然是出版的主流”，“仍然有发展的空间”，“可以进一步发展壮大”。更何况，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或者说是摸索出一个完整有效、系统可行的数字出版的赢利模式，这需要时日，需要我们全行业的共同努力，需要我们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去探索创新，人云亦云、一窝蜂地创造政绩的心态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是科学，是高科技。实事求是应该是我们目前面对数字出版必须具备的正确心态。
出版改革需要探索、前行、深化，同时出版改革也需要回顾、总结、反思，因此，稳步推进在当前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出版业随着改革的大潮已经走过30多个年头，出版社启动转企改制也已经10年了，至今，形式上的转企改制工作已经完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业的改革目标将如何设定，改革的思路将如何确定，改革的步子将如何制定，是摆在我们出版人和管理出版的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发展的标准是什么，繁荣的标志是什么，这更是值得我们出版人去观察、去思考、去探求的问题。笔者以为，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应该稳步推进，我们应该去回顾、反思已经走过的历程，去总结、去分析获得的成功与不成功的经验或教训，去审视、去探求目前的现状乃至于存在的问题。在13年前，笔者也是在《出版广角》（2000年第四期）上这样说过：“世纪之交，回眸已经逐渐远去的20世纪，我们图书出版界应该看到些什么，应该去想些什么，任何学科研讨注重的只能是问题。津津乐道于过去的繁荣（且不谈这种繁荣的程度如何）是没有出路的，成就只能代表过去，问题却关系着明天，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那么问题是什么？问题在哪里？首先，应根据对现状的分析，归纳问题的所在，问题的实质，尔后才是追根求源去探究问题的根子所在。”在解释我的专著《出版问道十五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如此命名的缘由时，我这样说过：“我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中国出版业问题的思考上，因为我以为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才是充满信心的表现，因为只有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才有了解决问题的前提，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从提出和针砭的问题，可以看出我对中国出版业的某些症结在进行着持续的思考探索，有的问题直至今天还是我们讨论的话题，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进程。因此，‘问道’，问中国出版业的‘道’是本集子也是笔者15年孜孜以求的。”由此，笔者还将继续“问道”，问出版之“道”，或许这个音符有些不和谐，但是我仍然坚定地认为，这是必要的、必须的，尤其在当下！
回顾之一：集团化与不均衡战略
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支配和影响下，我国出版业已形成了一种独特模式，即布局上的分散性、分工上的雷同性、发展上的均衡性，从而影响了出版资源的优化配置，分割了图书市场，分散了出版业的力量，制约了我国出版业的快速发展，直接削弱了我国出版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所以，出版业改革初期就提出了“不均衡发展”战略。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地方保护和区域利益的特征，在出版业改革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各省市在组建集团、建立中盘、连锁经营等一系列改革举措面前使尽浑身解数，力保自己的地盘不失，于是这些改革举措都在原来意义上被曲解了。当时理论界针对这样的现象曾经进行过颇为深入的讨论，笔者就曾在2002年对这样的现象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和批评，认为这样建设起来的集团基本上是以地区为界，以系统为界，以国有为唯一，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对内是联合加上保护，对外是竞争暗藏排斥，其最终是形成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贸易壁垒，有悖组建集团的初衷。至2012年全国共组建37家出版集团，27家发行集团。目前虽已有集团开始跨地域的兼并重组，然而始终未能打破全国性的均衡发展态势。
中国出版业在战略布局上的当务之急就是组建几个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域的“航空母舰”，它应该是几个，而不是一批。同时，我们在组建集团、打造航空母舰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中小型出版社的发展，因为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图书市场的繁荣离不开众多的中小型出版社。出版业队伍，需要“航空母舰”，同时，“小舢板”“冲锋舟”同样也需要，只有这样组成的出版队伍才是完整的。这是“不均衡发展”战略在另一个层面上的意义诠释。
回顾之二：上市热与主业的发展
中国出版业在改革进程中又一条“风景线”就是上市热，已有为数可观的新闻出版传媒企业用各种形式上市成功，还有相当的一部分出版企业正跃跃欲试，积极筹备上市。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49家新闻出版类企业上市成功。根据目前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规律，资本市场的运作主要体现在两大领域，一个是打造数字化平台，延伸出版产业链，一个是企业兼并重组，这两大领域都需要大量的资本。前者通过产业链的升级换代，把大量的内容资源整合在一起，从而实现数据库出版，同时通过新的转换方式和载体形式实现产业链的转换。当然数字化平台的投入从起步到盈利是需要时间的，对此，我们的决策者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心理准备。后者是出于企业扩张和本领域内多元化发展战略，需要打造相关的产业链，因此通过兼并或者重组的形式，重制新的产业链（问题是在中国的行政区划制背景下，大的未必能吃掉小的，强的未必能兼并弱的）。至于投资重大文化工程，在目前来看，一者是不需要那么大的投资，二者这个应该是政府层面上的职责，而且这样的文化工程在资本市场的运作中也是不具有实际意义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上市募集来的资金如何运作，如何投资，如何回报股民？而这一切均需建立在发展主业的基础上，否则就失去了作为出版传媒企业存在的意义。环顾已经上市的中国出版业，似乎还没有发现哪一家上市以后运用募集来的资金投入主业的发展而且取得明显实效的。倒是屡见用于投资政绩工程，干起了房地产乃至于投资基金等副业的报道，这种违背当初上市发展主业初衷的现象是否应该值得我们反思？
回顾之三：转企改制与市场主体
转企改制，牌子更换，可这并不等于改制工作就大功告成了，后改制时代的改革道路还长，在出版改革为了什么，应该改什么，应该怎样来改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补课。我们必须让全体出版人达成共识，那就是希望通过转变体制，改革机制，增强活力，提升竞争力，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通过改革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创新之路，惟其如此，出版业才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做大做强。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看到了转企改制工作的真正实效。
然而同样让人有遗憾之感的是，改制后的出版企业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现代企业制度、产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还任重而道远。而在新一轮意义上却出现了“企业单位性质，事业化运作”的怪事，在行政级别、干部任命、企业分配制度、企业用人机制中无不继续体现着行政权力的意志。因此，只有建立起由公司所有权、公司监理权、公司治理权和公司经营权四种权利要素构成的科学的权利体系，现代企业制度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完善。这正是在后改制时代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市场主体地位的问题在众多的高校出版社表现得更为明显，学术出版、学科建设与经济效益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相当多的出版社眼下已经陷入了既非企业又非事业的尴尬境地，这又让我不禁重提作为有着明确办社宗旨的大学出版社是否有必要统统走企业化道路的话题。
回顾之四：精品出版与文化品位
在出版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忽视了一个不应该忽视的问题，这就是出版人作为文化传承的使者对文化品位的追求。对文化品位的忽视直接导致了我们出版物整体质量的下滑。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出版界的许多积弊产生的原因都可以追溯到出版人摈弃了文化人的追求，或者说是因为文化人本性丢失这个问题上？
出版实践告诉我们，一本好书，一本符合人们生活、生产、工作、精神需求的图书，无论是有社会效益，还是有经济效益，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必须具有文化品位。没有文化品位的弘扬主旋律的图书一定是空洞的说教，一定是没有新意、没有创新的出版物；没有文化品位的却能获得经济效益的图书，一定是庸俗的、低级的、哗众取宠的出版物。文化品位是出版物和出版业效益核心价值的体现，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评判标准。
所谓“文化品位”，一定包括了内容的创新性、价值的积极性、形式的健康性三个方面，所谓文化品位的高低，一定就是在这三个方面的程度的高低。自主创新，是出版物的灵魂，原创是出版物文化品位衡量标准的重要内涵； 而社会价值的积极性，则是文化品位评判标准的基础条件，那种低俗的文化垃圾、庸俗的迎合之作，是没有“品位”之说的；形式的健康性是文化品位的外在标志，我们的出版物应该是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而不是跟风出版、机械模仿的应景之作，不是哗众取宠、庸俗作秀的低俗之作，也不是空洞说教、重复出版的文化垃圾。
出精品，出传世之作，是我们出版人的责任，是我们的追求。我们应该记住，出版社是靠书立社的，靠名编辑立社的；编辑是以书立身的；我们的出版业是以书来传世的。我们的前辈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张元济、叶绍钧、邹韬奋……他们无一不是这样去做的。 我们每个出版人都应该为之作出努力。
回顾之五：数字出版与实事求是
我们应该重视新技术给我们出版业带来的深远影响。在许多领域，数字出版正在蚕食我们传统出版的份额，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出版的许多领域，数字出版或许将成为主导地位，也许会是一种颠覆性的革命，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从甲骨文到竹简书帛，从刻印到造纸印刷术的发明，每一种新技术的发明都给人类文明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伴随新技术新媒介而来的数字化出版同样将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即便这样，在今天，我们也没有必要任意夸大数字出版将对我们产生的影响。
2011年公布的数字出版份额达到1377.88亿元。可多事的我，马上发现数据里的奥秘，其中手机“出版”为367.34亿元（手机音乐282亿、手机阅读45.74亿——注意：相当大部分的是给移动的网络费、手机游戏39.60亿）；网络游戏428.5亿元；数字期刊9.34亿元；电子书16.50亿元（注意：卖的载体应该占绝大部分）；数字报纸（网络版）12亿元；网络广告512.9亿元；网络动漫3.5亿元；在线音乐3.8亿元；博客24亿元。真正的出版又占几何？2012 的数字应该会更加好看，但是真正的“出版”估计又几乎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
对于数字出版，我们应该以正确务实的态度去对待，以一种正确的心态去看待、分析数字出版将对我国出版业带来的深远影响，任何漠视和夸大数字出版的影响都是没有意义的。传统出版会完全被数字出版所取代吗？那只是数字技术商们制造的童话。新技术确实给我们出版业带来了深远影响，笔者这个年龄的人也感受到了新技术的来势汹汹，也感受到了新技术运用的愉悦，电脑写作的便利、存储信息的海量、博客微博的迅捷、iPad与微信的便利。但是，即便这样，在今天，我们也没有必要任意夸大数字出版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也认为“新的出版业态还缺少足够强大的内容提供能力”，“传统出版依然是出版的主流”，“仍然有发展的空间”，“可以进一步发展壮大”。更何况，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或者说是摸索出一个完整有效、系统可行的数字出版的赢利模式，这需要时日，需要我们全行业的共同努力，需要我们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去探索创新，人云亦云、一窝蜂地创造政绩的心态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是科学，是高科技。实事求是应该是我们目前面对数字出版必须具备的正确心态。
出版改革需要探索、前行、深化，同时出版改革也需要回顾、总结、反思，因此，稳步推进在当前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