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用圭表观测日影,发现了冬至现象,并进而认识到,作为年与年之间的终始交接点,冬至具有阴极阳生、终而复始的特性。这种知识性的认识是制订历法的首要依据,又被概括成哲理信条,尊奉为天道,成为一种自然法则;战国后期到西汉初,已普遍行用昼夜百刻制、十二时辰制及四分历,星占术以内行星晨始出东方标示冬至时辰,历家则测得二十八宿赤道距度值与二十四节气太阳所在赤道宿度表,又运用分数算法,从冬至之日划分出冬至时刻,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基本概念,使古代冬至观念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古人认识冬至是一个逐渐趋于精确的过程:仲冬→仲冬之月→冬至之月→冬至之日→冬至时刻,这些认识成果分别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严格的区别。以此观之,《尚书·尧典》所述的测时方法,诸如辨识物候、星象、斗指,计量漏刻及观测日出方位等,都仅能测得一个时段,其纪时方法也仅能识别四季,因此没有规定一年以何时为终始,年与年之间处于循环无端的模糊状态。这一口传史料在形成文字时使用了一些后世的词语,附会之言亦在所难免,其历年长度数值"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则属于战国以后的认识。这就需要对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认识加以辨别,如果用后世知识去改写这种初始文化,就无法认识其中所蕴含的特有的思想意义,也不利于认识其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和哲学。